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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认为,纪录片是以真实的生活场景为素材,以真人真事为表现对象,在对现实生活场景进行一定的艺术加工与处理后,展现真实这一本质,并引发人们的思考和情感。因此,纪录片往往被视为是真实的艺术。历史地看,对真实性的追求,对物质现实的复原,也是电影艺术产生的重要动因。众所周知,1895年,法国的卢米埃尔兄弟拍摄的《工厂大门》、《火车进站》、《婴儿的午餐》等影片,就是对工人们上下班的状况、蒸汽机火车缓缓驶入站台、婴儿在父母的照看下进餐等场景的真实记录。今天我们回看这些历史的瞬间,仍然会被那充满生活气息的场景所震撼。从电影与现实的关系的角度来说,电影自发明之日起,就紧紧地抓住了观众乐于看到生活中的某一流程、自然界的某个景象在电影中复现的好奇心理。卢米埃尔兄弟的创作实践,不仅证明了“真实性”是电影艺术的天然本性之一,而且在客观上为纪录片美学奠定了理论基石。 自电影发明之后,真实再现的手法,作为纪录片的一个重要的美学呈现方式,在实践中被大量使用。众多纪录片导演以社会生活景象为表现对象,收集、整理了大量资料,辅之以旁白、解说等表现手段,将一部部作品呈现在观众面前。譬如被称为中国人自己拍摄的第一部电影《定军山》,真实地记录了当时的京剧名伶谭鑫培的身段,令后人至今仍能一睹这位京剧大师、一代伶王的风采。另有中国电影中最早的一些镜头包括清朝末年的社会风貌,八国联军入侵中国的片断和历史人物李鸿章等,虽然是由外国摄影师拍摄,但由于其真实性所带来的历史价值和资料价值不可估量。再如在1924-1925年国共两党合作期间,“中国纪录片之父”黎民伟拍摄拍摄了很多关于广东革命政府的军事活动纪录片,如《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孙大元帅出巡广东东北江记》、《孙中山北上》,将孙中山先生在20世纪初的很多生活与工作片段进行了真实的记录,其剪辑方式虽然简单,但丝毫不影响其成为重要的历史文献资料流传于世,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同样,意大利女导演里芬斯塔尔应希特勒的邀请,于1933年拍摄了纪录片《意志的胜利》。该片真实地纪录了纳粹党人在纽伦堡执政时期的社会生活情景,通过并不繁复的剪辑手段,配以蛊惑人心的旁白和大量的“胜利”、“战斗”这样的字眼,将那个时期的德国法西斯的政治生活风貌留给了后世观众。 对于这种以真实性为最高追求的纪录片美学,如果我们用一个艺术化的概念来描述的话,我们认为不妨可以用“刀”字来形容。换句话说,我们将这种纪录片美学命名为“刀”式美学。 一般情况下,人们会从四个方面去鉴赏一把好刀:一是刀身的金属质量必须厚重;二是整体样式必须简洁;三是需有一些点题的装饰及配件;四是要有一定的历史背景。 用这四个方面来审视纪录片对真实性的本质追求,或许能够更为准确地把握纪录片的真实性美感得以呈现的关键。 首先,纪录片的“真实性”的获得,需要在取材上犹如制刀之前一样,选择一些厚重的历史事件和宏大的社会生活内容作为表现的对象。比如安东尼奥尼在拍摄《中国》这个纪录片时,其选取的就是一段非常有金属质感和时代力度的历史。同时,在广袤的中国大地上,其选择的表现对象也都是那些极具“刀”的厚重感的内容,如天安门广场、中国传统的太极拳、清晨民众的生活、山村里的小山庄、承载着一个民族的未来的幼儿园,在这些影像中,透着一种刀削斧劈式的大开大阖的精神气质。 其次,在影片的整体样式上,也是尽量地简洁、明快,不旁生枝蔓,没有任何无谓的花哨之举。比如在歌曲的选择上,就只选了《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和《我爱北京天安门》这两首曲子,其音乐处理可以说是极尽简化;另外,在拍摄机位上也没有过多的变化,往往只是一个固定的长镜头,在持续的镜头时空中表现他对这个古老中国的感受。 第三,在影片中出现的北京古城墙上刷写的革命标语、南京五老村幼儿园孩童们咏唱的《我爱北京天安门》、农家山庄中一家几口人彼此交流的情景,等等诸如此类的细节处理,却又是一种刻意的安排,就好比刀上的那些用来点题的装饰和配件,既充分表达了导演所追求的纪录片的真实性美学,又好似在一把名刃的刀柄上刻下了精致的纹样。 第四,安东尼奥尼所拍摄的纪录片《中国》,不仅仅兼顾了当时的社会历史环境,比如对中国人民的日常生活的表现,更兼顾了在未来时空下审视和感知这段历史的时代背景,尤其是文革时期的文化特色和文化符号,也在这部纪录片中在在皆是,这恰恰是构成纪录片真实性美学价值的又一个重要手段。 作一个或许不太恰当的比喻,如同《中国》这样的以真实性的再现为创作宗旨的纪录片,就好似一把传世名刀,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能以其凌厉的真实性美感来感染观众、震撼观众,而这样的纪录片也往往因此真实而具有独特的历史价值和美学价值。为了更好地表述这类纪录片,我们将以真实性为最高追求的纪录片美学称为“刀”式美学。 与“刀”式美学相对应的纪录片的另一种美学价值,我们称之为“剑”式美学,其根本的要旨不仅在于真实性的再现,更在于对真理性的追求。在《吴越春秋?阖闾内传》中,有这样一段对剑的美学表述,“五金之英,太阳之精,寄气托灵,出之有神,服之有威,可以折冲拒敌。然人君有逆理之谋,其剑即出,故去无道以就有道。”①所谓“寄气托灵,出之有神”,正是“剑”式美学区别于“刀”式美学的根本所在,也是纪录片在追求真实性再现的基础上进一步追求真理性的美学价值的形象描述。 剑与刀一样,在选材上也追求“五金之英”,即金属质量必须质地上乘,具有厚重感。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纪录片的创作,不论是追求真实性还是真理性,在选题方面都应当优先考虑那些与时代发展、与社会历史相关的重大话题和重要事件。在现阶段,关注全球变暖问题的《难以忽视的真相》,呼吁人类重视环境保护的《迁徙的鸟》、《帝企鹅日记》、《北极传说》,探索人类未知空间的《旅行到宇宙边缘》、《登陆火星》,表现战争与冲突的《南京大屠杀》、《华氏911》,检视人类历史与文化的《故宫》系列、《敦煌》系列等等,皆可作如是观。 但是,“剑”式美学与“刀”式美学的最大差异在于,它是取“太阳之精”的,是“寄气托灵”的。在表现这些重大题材的艺术手法上,就绝不仅仅是收集资料和简单拍摄了,剪辑处理也不会那么简单化了。大量的搬演手法、情景再现、甚至借助于现代电脑数码手段再造历史场景,都已经成为“剑”式美学的纪录片中极为常见的情况了。比如《圆明园》是迄今为止特技镜头在中国纪录片电影中最长、占据百分比最高的纪录片,不仅对大量的古建筑进行了最真实的数字化还原,还建立起了一个电影纪录片三维特技的制作体系。通过大量使用三维仿真动画技术,虚拟出了140多年前的老北京街道,克隆出了3000多人的英法联军,更将当年“万园之园”中的正大光明殿的肃穆、远瀛观的壮观、方外观的精巧、方壶胜境的雍容,栩栩如生地再现于银幕之上。更重要的是,纪录片《圆明园》以穿越历史的眼光讲述了整个清王朝的荣与辱、兴和衰,不仅逼真地再现了这座只应天上有的皇家名苑,更是传达出对国家、对民族、对政治、对历史的深切反思,具有强烈的人文气息和人文精神。这种气息和精神,才是《圆明园》这部纪录片的“气”和“灵”之所在。再如美国国家地理纪录片《旅行到宇宙边缘》,影片从离我们最近的月球开始,一路带领观众探索从太阳系到银河系乃至人类所能认知的宇宙的“边缘”,极为细致地呈现了太阳系八大行星的神奇地貌、奇幻的气象变化。整部影片的电脑3D特效极为逼真,令人叹为观止。然而,如果仅仅是在视听奇观上达到令人震撼的效果,那还是无法超越追求真实性的层面。该片的精彩之处,在于反复地强化人类意识和地球意识,或者说是宇宙感和空间感。通过对人类的家园——地球在太阳系中的位置、太阳系在银河系中的位置、银河系在更大的宇宙空间中的位置的强调,并由此来突出在茫茫宇宙中人类的渺小和有限,以及人类在思维方式和认知方式上的局限性,由此引导观众思考人与宇宙、人与世界的关系,甚至重新认识和梳理人与人的关系。对诸如此类的形而上的问题的关注,其实都是纪录片“剑”式美学对“寄气托灵”的凸显。 此外,“服之有威”也是“剑”式美学与“刀”式美学之间的一个重要区别。在装饰和配件上,与“刀”式美学相比,“剑”式美学追求奢华和精美的处理,具有唯美主义的倾向,这是“剑”式美学最重要的表现特征。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近期热播的大型纪录片《敦煌》,该片从片头设计、音乐制作、场景处理、光影选择等各个方面,都营造出了一种堂皇和大气,历史的气息和美感扑面而来,让你无从抵挡,这一切,都有别于平实质朴的纪录片《中国》。追求真理性的美学价值,即“剑”式美学的价值根本在于“去无道以就有道”。因为,无论剑是如何的华美、飘逸,根本上是以真理和真性的诉求为宗旨的。如果说运用了大量数码特技的纪录片《故宫》,其实试图表达的是中国浩瀚的五千年文明的智慧与精神以及中华文化传统中“天人合一”的理念,那么,《敦煌》则凭借着优秀的电视人的所有影像经验和积累,不急不缓地向人们诉说着华夏民族的从容淡定之美。两种不同的纪录片美学,不仅仅表现在作品的题材选择、拍摄手段、风格样式、历史传承等方面,从接受美学的角度来看,“刀”式美学和“剑”式美学带给观众的感受也是不同的。刀走霸气,“刀”式美学,看似厚重、浑厚甚至有些笨拙,但正因其份量感而易震撼人心,美学感染力大。剑走轻灵,“剑”式美学,招式繁多,灵动而飘逸,美感强烈,亦能直击人心。当然,很难说哪一种美学就一定比另一种美学高明,在艺术创作中,这种高下有时候是很难区分的。“刀”式美学也好,“剑”式美学也罢,殊途同归。人言,刀剑如梦,亦或许,真要既有刀的凝重和大气,又有剑的灵动和飘逸,方能呈现出刀剑如梦一般的美学观感。 ① 赵晔著,张觉校注《吴越春秋校注》,岳麓书社,2006年版,第75页。 原载：《艺术百家》2010年第3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