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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按时间顺序来进行粗略分割的话，从1979年至2005年，香港警匪电影的发展可以分成1980年代前期、1980年代后期至1990年代前期、1990年代后期至新世纪以来这样三个阶段。需要说明的是，由于香港电影的自身特点，其类型特征往往是在长期的商业运作中自发形成的，因此类型与类型之间的区分不似好莱坞电影般明显。对于香港电影类型的描述，只能采取某种约定俗成的方法。不同类型之间往往并不存在一个非此即彼的关系。 一 警匪电影的历史，一般认为，最早可以追溯到1912年格里菲斯的影片《穷巷剑客》(Musketeers of pig Alley)，片中的都市犯罪为商业电影提供了一个迷人的戏剧题材。这一题材在1930年代初期发展成为古典好莱坞类型电影中的强盗片(Gangster Film)。由于当时的强盗片公开称颂黑道英雄，将都市生活的阴暗面予以夸大展示，因而引起广泛的争议。受电检制度的威胁，好莱坞不得不在1930年代中期重新建构警匪电影的类型模式，作为古典警匪电影形态的强盗片也由此宣告终结。其后，好莱坞警匪电影的创作日益走向多元，广泛进行着类型上的交叉与娱乐元素上的综合，至今承担着好莱坞商业电影的中流砥柱。 香港警匪电影的产生比较模糊。如果追本溯源的话，可以说，香港电影史上的第一部影片《偷烧鸭》便是一部警匪片。从影片题材上讲，《偷》片是以警察和小偷之间的冲突作为结构全片叙事的切入点，警察和小偷这一对立人物关系的设置已经具备了作为警匪电影的条件。另一方面，这部影片甚至已经蕴含了日后香港电影中最为重要的两大娱乐元素——动作和喜剧。在设置了警察与罪犯之间的冲突模式之后，或借用这一冲突展示动作追逐场面，或利用这一冲突制造滑稽喜剧效果，这些都是1980年代以后香港动作警匪片或者喜剧警匪片的经典形态。 较为成熟的香港警匪电影出现在1950—1960年代。在当时粤语戏曲片和古装武侠片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警匪电影只是作为喜闹剧的附庸而存在。彼时的香港社会刚刚安定，人民生活水平普遍不高，观众的欣赏品味多局限于戏曲片中的吟阿弹唱，或者武侠片中的怪力乱神。受环境及市场限制，警匪电影的发展较为缓慢，片中无论是人物关系的安排设置还是故事情节的铺陈展开，都只是为了制造出作为喜闹剧所必须的滑稽娱乐效果。警匪电影此时鲜有类型意义。 在1950—1960年代的香港警匪电影中，最常见的是“探长”这一形象，影片大都参考福尔摩斯的造型：风衣、毡帽、烟斗、肩带式手枪袋。剧情上大多都是采用“推理式”的对白来交代故事发展情况。受当时电影规模和技术的限制，这些警匪电影的枪战场景和动作处理都还相当的原始粗糙。这一时期警匪电影的代表作品有《999廿四小时奇案》(1961)、《雷克探案之血手凶刀》(1961)、《巧破箱尸案》(1965)等。另一方面，以女性为主角的警匪电影也开始出现，如《黑玫瑰》(1965)、《女杀手》(1967)、《飞贼红玫瑰》(1969，萧芳芳主演)等。 1979年香港电影“新浪潮”的出现是香港电影业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徐克、许鞍华、章国明、谭家明、严浩、余允抗等大批电视幕后工作者转投电影圈，拍出《蝶变》、《疯劫》等一系列充满个人实验色彩的电影作品，为香港电影翻开了新的一页。新人才、新技术的引入使香港电影的整体质素大为提高。警匪电影在这一浪潮当中以一种成熟的新姿态涌现出来，重要作品包括章国明的《点指兵兵》、《边缘人》、梁普智的《跳灰》、翁维铨的《行规》等，数量不多却意义深远。这些影片首次将警匪电影进行了真正香港本土化的处理，在倾向于写实风格的同时，注重对警察个人的情感、道义等进行不乏心理深度的刻画描写；另一方面，随着电影技术的发展，影片质量也有了新的飞跃，动作、枪火、爆破的场面更为逼真。然而这些影片多以灰色的调子为主，影片当中迷漫着强烈的宿命主义色彩，使得这些影片如同新浪潮时期的多数影片一样叫好却不叫座。很快，这些“灰色警察”电影便和“新浪潮”时期的其它影片一起，淹没于香港商业电影的“旧浪潮”中。香港警匪电影此时尚未成熟为一种独立的电影类型，便又再次沦为喜剧片和动作片的附庸。 二 1980年代前期，物质生活的富裕、享乐主义的盛行促使喜剧电影成为香港电影的主流，喜剧作为香港电影的主要娱乐元素，开始渗入到各种类型的商业电影当中。由新浪潮诞生的警匪电影迅速为喜剧电影所淹没，以喜剧警匪片的形态跃居市场上风，其重要标志是1982年新艺城出品的豪华巨片《最佳拍档》。该片创下34天的超长映期，及2600多万的票房记录。影片融警匪动作、飞车特技、市民喜剧于一炉，其诞生之日恰逢香港经济腾飞之时，因此在各方面都显得信心十足，片中处处流露着很强的香港本土意识和世俗的享乐心态，这一特征一直延续到后来的三部续集当中，到第五部才算了偃旗息鼓。喜剧警匪片的另一代表作是由洪金宝等主演的“福星”系列，包括《奇谋妙计五福星》(1983)、《夏日福星》(1985)、《福星高照》(1985)、《最佳福星》(1986)等，影片多利用小男人的性幻想来制造各种笑料，片尾免不了再借助警匪冲突打上一场，显示出喜剧和动作作为商业元素对于警匪电影的完全介入。 《最佳拍档》开创了香港电影进行大投资大制作的先例，这样的发展方向势必带动电影在类型上的交叉与整合，此后多数的香港电影都以复合类型的面貌出现。1985年，由成龙编剧导演并主演的影片《警察故事》的出现，成为香港动作警匪片与喜剧警匪片的集大成者。影片塑造了由成龙扮演的警察陈家驹这一和蔼可亲的人物形象，通过各种阴差阳错的喜剧表现手法，将喜剧元素引向健康的发展方向；与此同时，成龙将警匪电影中的动作元素进行了风格化的放大处理，片中的每一场动作无不经过精心设计，打斗场面令人叹为观止。就整体风格而言，《警察故事》可看作是动作警匪片对于喜剧警匪片的一次并吞。自《警察故事》之后，单纯的喜剧警匪片已经很少出现，更多情况下，警匪电影是以动作为主，喜剧为辅。 1984年，徐克在“新艺城”的支持下创办了“电影工作室”，推出的《上海之夜》(1984)、《打工皇帝》(1985)、《刀马旦》(1986)等喜剧影片屡创票房佳绩。而此时在台湾拍喜剧电影的吴宇森却由于作品不卖座而抑郁不得志。两人相遇，英雄识英雄。1986年，徐克决定与吴宇森合作，一改以往的喜剧风格，拍摄一部以男性阳刚之美为主要商业卖点的现代枪战片。在当时喜剧电影充斥市场的情况之下，这无疑是一项大胆的举措。此时恰逢被称为“票房毒药”的周润发因事业上的失意而亟欲振作，三个人意气相通，翻拍了一部1967年龙刚的旧作《英雄本色》，不想影片在上映之后好评如潮，上映61天，票房收入34，651，324港元，创香港开埠以来最高纪录，由周润发所扮演的小马哥的形象更是风靡至今。 影片《英雄本色》的!大获成功，使香港警匪电影一改往日动作片或喜剧片的附庸地位，首次具有了一种完全成熟的类型形态。由《英雄本色》一片掀起的“英雄片”热潮，更使香港警匪电影在1980年代后期一跃成为整个香港电影的主流。香港警匪电影于1980年代后期抵至史上前所未有的巅峰位置。 三 1986年《英雄本色》的出现影响了香港电影业于1980年代后期的发展走向。喜剧片市场完全被英雄片及其大量的跟风之作取代。仅片名当中带有“英雄”二字的警匪电影，在1986—1992年间，就有《英雄正传》(1986)、《英雄好汉》(1987)、《人民英雄》(1957)、《中环英雄》(1991)等。直至1990年代以后，随着《辣手神探》(1992)水准欠佳票房失利，以及吴宇森、周润发等人相继离开香港影坛赴好莱坞发展，英雄片热潮才开始偃旗息鼓。 另一方面，在吴宇森英雄片的影响之下，大量模仿之作也逐渐走出一条自己的创作路线，在香港电影B级片市场上开始出现一些描写黑社会犯罪生活的“江湖片”。此一类影片如《朋党》(1990)、《冲击天子门生》(1991)、《庙街十二少》(1992)、《童党之街头霸王(1992)、《爱在黑社会的日子》(1993)、《醉生梦死之湾仔之虎》(1994)、《庙街故事》(1995)等。影片多以黑社会大哥为主角，描写黑社会内部的相互厮杀，制作上虽远不及英雄片精良，场面却往往更加血腥暴力。这类影片虽未能够占据市场主流，但却拥有一定的受众面，受到部分影迷的喜爱和欢迎。又因其拍摄成本较低，因此一直是某些电影公司的首选，在市场上片源不断。 除吴宇森外，与之同时期的林岭东同样成绩卓著。较之于吴氏英雄片，林岭东的“风云片”更具艺术高度与人性深度，影片《监狱风云》(1987)更是开创了香港警匪电影中监狱片的先河。在1980年代中后期，吴宇森的英雄片和成龙的动作片作为香港电影市场上的佼佼者，影响着整个香港电影业的创作。受成龙动作片市场成功的影响，电影公司仿照成龙模式跟拍动作警匪片，同时另辟蹊径，将主角替换为女警员，如嘉禾公司拍摄的“霸王花”系列，德宝公司拍摄的“皇家师姐”系列等，成为“女警片”的代表之作。 进入1990年代以后，受徐克《笑傲江湖》系列、《黄飞鸿》系列的影响，香港电影出现了大量“新武侠电影”的跟风之作。而香港电影业在1990年代初也随之达到了空前的繁荣鼎盛，其中1993年电影产量达到165部之多，成为1966年以来最多的一年。在“新武侠电影”的风潮中，警匪电影进入1990年代以后基本上一直处于低谷，尽管在影片产量上较之于1980年代大大增加，但就市场受众而言，较之于以徐克为代表的、充满视觉奇观的“新武侠电影”逊色了不少。 与此同时，香港警匪电影在不断进行类型上的拓展与创新。1989年，由王晶编剧并导演、周润发主演、永盛公司制作出品的《赌神》一片在市场上大获成功，成为当年票房冠军，由此掀起了赌片热潮。其后出现了《赌圣》、《赌侠》等大量续集、后传、外传、别传等。赌片作为香港警匪电影中一个特有的亚类型，其最为吸引人之处往往是片中耍诈行骗的千术表演。为达这一目的，编者往往费尽心机，甚至不惜引如一些荒诞不经的元素，比如周星驰在《赌圣》里面利用特异功能来变牌等本领。1994年，王晶和周润发再度合作，推出了《赌神》一片的续集《赌神2》，该片仍然是由永盛公司制作出品，并再度成为当年香港电影票房的总冠军。影片阵容强大，制作豪华，其创作理念类似于十多年前的《最佳拍档》，走的是“拍大片、赚大钱”的路线。 进入1990年代之后，香港警匪电影另外一支重要的新生亚类型是枭雄片。1991年，由麦当雄编剧、潘文杰导演、吕良伟主演、嘉禾公司出品的影片《跋豪》大获成功，该片赢得了次年香港电影节金像奖的最佳影片奖，由此开创了枭雄片的先河。和英雄片相比，枭雄片更加接近于1930年代初期好莱坞的强盗片，大多描写的是七十年代“廉政公署”成立之前，黑帮头目的犯罪行为和早期警队的贪污情况，属于带有传奇色彩的准人物传记片。继《跛豪》之后，香港电影中出现的枭雄片有《五亿探长雷洛传Ⅰ雷老虎》(1991)、《五亿探长雷洛传Ⅱ父子情仇》(1991)、《四大家族之龙虎兄弟》(1991)、《赌城大亨之新哥传奇》(1991)、《赌城大亨2之至尊无敌》(1991)、《蓝江传之反飞组风云》(1992)、《四大探长》(1992)等。在为数不多的枭雄片中，除开山之作《跛豪》外，其余影片艺术水准普遍不高——人物传记片所内在要求的心理深度刻画，恰恰刺中了以娱乐至上的香港电影的“软肋”。因此，枭雄片从崭露头角到销声匿迹，前后只经历了短短的两年时间。 1988年11月10日，香港电影检查三级制开始实行。这一制度极大的影响了其后香港电影的创作取向。进入1990年代之后，不少电影公司将大量低成本的三级片推向电影市场，以图赚取高额利润。在市场运作的过程当中，三级片的创作理念逐渐渗入到香港警匪电影中，开始出现一些以色情、暴力为主要卖点的影片，如《赤裸羔羊》(1992)、《危情》(1993)等。至1993年，市面上大量出现一些以某个血腥案件为题材的奇案片。这类影片通常都是小成本制作，其剧情或根据真实案件改编，或纯属杜撰，内容上多展现一些阴暗、扭曲、变态的犯罪行为。此一点仅从影片片名便可窥其一二，仅以1993年为例，就有《溶尸奇案》、《八仙饭店之人肉叉烧包》、《纸盒藏尸之公审》、《强奸案中案》、《香港奇案之强奸》、《虐之恋》、《灭门惨案之孽杀》等。在奇案片中，通常包含着浓郁的反社会倾向。影片经常讽刺警察和司法机构的无能，让男女主角僭越社会规范，甚至对作为社会基础的家庭进行颠覆。 1993年，由杜琪峰与程小东联合导演、百嘉峰电影公司制作出品的两部影片《东方三侠》与《现代豪侠传》，首次尝试将科幻片与动作警匪片、女警片等多种形式进行嫁接。两部影片在利用警匪对峙模式的基础上，将时间维度拉至未来，制造出种种玄幻离奇的视听效果，成为香港警匪电影中极具实验色彩的作品。1994年，陈嘉上编剧并导演的影片《飞虎雄心》公映，引起注意。影片以香港飞虎队的训练生活为主要内容，格调积极向上，片中人物充满团队精神和维护香港市民安危的警察意识，由此受到香港观众的普遍欢迎。其后，以飞虎队生活为题材的影片，渐成为继《霸王花》与《皇家师姐》之后，新的一支以警察为主角的动作警匪片(或称警察片)。 四 1990年代中期以后，香港电影业急剧下滑，老一代电影人渐显疲敝。1996年首轮港产片总收入为629102353元，比起1995年总收入的898054149元，下降了29.95%。在市场不景气的情况下，王晶、文隽、刘伟强等人合作，推出根据漫画《古惑仔》改编的电影《古惑仔之人在江湖》，获得票房丰收。文隽与刘伟强受到鼓舞再接再厉，成立最佳拍档公司，一年之内连拍两部续集《古惑仔2之猛龙过江》、《古惑仔3之只手遮天》。受这三部电影的影响，19%年成为香港电影的“古惑仔年”，仅这一年推出的古惑仔电影，除上述三部之外，还有《洪兴仔之江湖大风暴》、《古惑女之决战江湖》、《旺角揸Fit人》、《去吧，揸Fit人兵团》、《旺角风云》、《古惑仔之兵行险着》、《龙虎砵兰街》等数十部之多。古惑仔电影在1996年骤然兴起，并一跃而居当年香港电影市场的霸主地位，成为香港警匪电影继英雄片之后的第二次高峰。 纵观1990年代，香港警匪电影的创作与香港电影业的兴衰出现了一次交叉跑动。1990年代前期香港电影业辉煌之时，警匪电影的创作走向低谷，在B级片市场上进行着积极的类型探索；而在1990年代后期，香港电影业急剧下滑之时，警匪电影却又再次回潮，以古惑片的形式重新跃居市场主流。1990年代后期出现的大量古惑仔电影，从质素上讲远不及英雄片等电影制作精良，然而在彼一特殊境况之下，还是在一定程度上挽救了垂死的香港电影业。 至1990年代后期，香港电影在创作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混乱局面。“新武侠电影”的热潮退却以后，香港电影的主流形态重回警匪类型当中。而作为市场主力的警匪电影，此时的形态颇为芜杂。一方面，质素不高的古惑仔电影继续延续其创作；另一方面，影人当中消极悲观的情绪催生出一批自我沉溺的黑色电影。此类影片的创作从1997年始一直延续至2001年以后，代表作品如《一个字头的诞生》(1997)、《两个只能活一个》(1997)、《高度戒备》(1997)、《野兽刑警》(1995)、《暗花》(1995)屯《非常突然》(1998)、《真心英雄》(1998)、《去年烟花特别多》(1998)、《○记三合会档案》(1999)、《目露凶光》(1999)、《江湖告急》(2000)、《知法犯法》(2001)、《买凶拍人》(2001)等。香港黑色电影尽管艺术上颇为突出，然而票房上却几乎都以失利甚至惨败而告终。这些黑色电影代表了香港电影在叙事和视觉表现上的巅峰状态，也标志着形式主义的泛滥、自我沉溺的放纵以及社会观念的混淆。 另外一方面，一些大的电影公司积极寻求新的策略，力图使香港电影在创作上与国际接轨，从而打入全球电影市场。1997年，由嘉禾斥巨资制作的影片《神偷谍影》，仿照好莱坞动作电影的制作模式，首次将间谍、特工、网络等现代元素引入到影片文本当中；剧情上则引入悬念、推理等元素，并对其精雕细琢，力求使影片整体质素向好莱坞同类电影看齐。该片在市场惨淡的情况下获得颇为良好的市场回报。其后的影片《我是谁》(1998)、《碧血蓝天》(1998)、《幻影特攻》(1999)、《紫雨风暴》(r999)、《公元2000》(2000)等延续这一思路，使香港电影的面貌为之一新。 然而总体来讲，港产大片的探索还是失败多于成功。尤其是电脑特技的引入，使2000年前后的电影创作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混乱。受《神偷谍影》等成功案例的鼓舞，一些电影人开始舍本逐末，将影片的创作重心转移到电脑特技的悉心营造上，乃至忽略了作为商业电影最为基本的情节叙事因素。2000年，由好莱坞返回香港的徐克推出新作《顺流逆流》，影片在采用快速剪辑手法制造枪战效果方面功不可没，然而影片整体叙事欠佳，最终落得叫好不叫座的惨淡收场。次年的影片《蜀山传》、《黑侠Ⅱ》更是将电脑特技运用到了令人咋舌的地步，影片飞夭遁地、天马行空的视觉效果丝毫不逊于好莱坞的制作水平，然而叙事上同样苍白无力，两部影片均以票房惨淡收场。 曾经一度作为香港电影票房主力的王晶，在创作上同样陷入危机。尤其是赌片创作，从《赌侠大战拉斯维加斯》(1999)开始，其作品创意日渐贫乏。至2002年与刘伟强合作的影片《蓝血人》，企图在香港动作警匪片中引入电脑特技元素，打造香港科幻电影的市场。然而整部影片故事幼稚、剧情粗陋，虽耗资巨大，却落得血本无回。其他活跃于香港影坛的资深影人中，与徐克、王晶等人同样面临创作困境的，是唐季礼、程小东、陈嘉上、元奎等人。其作品如《雷霆战警》(2000，唐季礼编导)、《中华赌侠》(2000，程小东导演)、《恋战冲绳》(2000，陈嘉上导演)、《拳神》(2002，刘伟强、元奎导演)、《赤裸特工》(2002，程小东导演，王晶编剧)、《飞虎雄狮》(2002，陈嘉上导演)、《夕阳天使》(2003，元奎导演)等，无一不是高成本大制作，然而却普遍有失水准票房不佳，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香港电影业的正常运作。 五 在经历过“九七”阵痛之后，弥漫于香港电影上空的乌云开始日渐消散。一贯以黑色电影著称的银河映像开始改变制片策略，走市场化的创作路线，并逐渐成为香港电影的主力。在动作、喜剧等香港电影最为擅长的娱乐元素走向衰落之时，以杜琪峰为首的银河映像积极探索新的娱乐元素，将悬念、推理等引入到警匪电影的创作当中，影片《暗战》(1999)、《暗战Ⅱ》(2001)、(PTU机动部队》(2003)均取得不俗的票房成绩。 新世纪以后，香港电影业开始逐渐复苏。小成本喜剧与警匪电影成为市场主流。警匪电影的创作此时依旧处于探索阶段。一方面，各种或成或败的“大片”不断尝试着为香港电影引入新的元素。另一方面，一批新生代的电影人崭露头角，并开始在电影创作方面彰显身手，如陈德森、陈木胜、林超贤、叶伟信、麦子善、麦兆辉等。在各种“大片”沉迷于电脑特效和视觉奇观的同时，新生代的电影人却将关注焦点转向人物的心理及精神领域，以及剧本创作的填密机巧等因素上来。尽管这些新生代电影人至今未能取得如徐克、吴宇森等前辈般的骄人成绩，也至今未能炮制出如英雄片、古惑片般的电影热潮，但作为一股新生力量，他们终代表着香港电影的未来与希望。 2002年，影片《无间道》的成功，或可看作是对1990年代后期以来创作经验的一次成功总结。忽视编剧一向是香港电影的致命弱点。在一种半即兴式的创作习惯中，香港电影的剧作往往多失之于简单粗陋。许多港产电影的编剧名字都署在片尾的字幕当中，足见香港电影对于编剧位置的不予重视、从《英雄本色》到《古惑仔》，脸谱化的善恶二元对立，加上由简单故事大纲串连起来的打斗和枪战场面，这已经成为香港警匪电影的固有模式。而影片《无间道》则以新颖的故事结构，高质素的视听效果赢得观众与评论界的一致认可。2002—2003年，《无间道》系列(Ⅰ、Ⅱ、Ⅲ)无疑成为香港电影市场上一道最为亮丽的风景线。香港电影在经历了长时间的艰难探索之后，终于能够博采百家之长而成一己之道，创作出本土化与国际化双赢的新生电影模式。 然而，时过境迁，类似于《无间道》系列这样一种新的电影模式，似乎并未能够带领整个香港电影业走出低谷。但无论如何，《无间道》系列的开创性与市场成功，毕竟为香港电影的复苏缔造了一个良好的开端。此时，大导演马丁·斯科西斯执导的美国版的《无间道》尚未拍竣。一直以来，香港电影借鉴好莱坞剧作时有发生，如《中南海保镖》之于好莱坞的《保镖》、《鼠胆龙威》之于《虎胆龙威》等。而好莱坞在剧作方面受到香港电影影响的情况尚属罕见。《无间道》的成功再次证明那个老生常谈的道理——创新才是取得成功的关键。 原载：《理论与创作》2006年第3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