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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十月围城》人物众多，涉及到父（母）子（女）关系的就有五对：孙中山的母亲和孙中山，李玉堂和李重光父子，方天和方红父女，沈重阳和念慈父女，刘郁白的父亲和刘郁白。要依照阎孝国所尊从的古训，“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他的老师陈少白和他之间也可谓父子关系，毕竟，影片的起因是孙中山到香港，陈少白要保护其安全，阎孝国却是清廷派出的最大的刺客，也是刺杀行动的组织者。如此几对父（母）子（女），以革命的名义纠结到一起，隐喻着什么？ 家族，是中国也是全世界是文明社会前的氏族社会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西方在进入文明社会时，由家族到国家时，国家取代了家族，摆脱了氏族社会血缘关系纽带，建立起以地域和财产关系为基础的城邦组织。中国古代在氏族的解体过程中，则由家族到国家时，国家混合在家族里面，叫社稷，氏族首领直接转化为奴隶主，氏族社会的血缘关系依然保持着，建立起“家邦式”国家。所以，宗法制度是传统中国社会的根本特征。家族本位是中国社会的一个特质。所谓宗法，指一种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尊崇共同祖先以维系亲情，在宗族内区分尊卑长幼，并规定继承秩序以及宗族成员之间各自不同的权力和义务的法则。宗法社会的基本结构是“家国同构”或“家天下”。如《礼记·礼运篇》所云：“天下一家，中国一人。”儒家经典《大学》则把君子人格的修养和完成制定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程序，其血缘关系的实质是一脉相承的。小家之主为父，大家之主为君。又由于历史的原因，宗法制度以儒家思想为支柱，后来形成了“三纲五常”，其他一切都以此展开。 从宗法制角度来看上述《十月围城》几对关系中的人物，作为儿女的形象主要体现为以下三种：一是长子形象。二是幼子形象。三是浪子形象。 一 宗法制度的核心是“嫡长子继承制”，即只有嫡妻子之长子具有宗主继承权，继承了身份的长子具有以身作则成为“孝悌”模范的义务，即祭祀祖先、孝顺老人、管教和帮助弟妹、承担家庭生计的责任。 “以父家长为中心、以嫡长子继承制为基本原则的宗法制家庭却延续数千年之久，构成社会的基本单位”。[i] 俗语云：“国有大臣，家有长子。”由于历代统治者的灌输及儒家以宗法家族为基础设计的价值理念的影响，宗法精神积淀为一种民族心理，牢固地扎根于人们的文化潜意识之中。所以，无论在什么家庭中，长子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如其家族只有一个男丁，其重要地位就更不用说了。 电影《十月围城》中的“少爷”李重光，是其父李玉堂在40岁时生下的儿子，故事发生时年方17岁，被李玉堂寄予了厚望。中年得子的李玉堂显然希望他能子承父业。电影开头就讲他考上耶鲁大学而李玉堂大宴宾客，因其有可能成为香港的第一位大班，这是可以光宗耀祖的。传统的家族文化中的长子继承制使其成为家里的重点培养对象，而培养一个封建制度的接班人便要以传统的种种规范、条例来正人、律人、限人，所以，长子要经受住大家庭内部所有的期盼、挑剔、苛求，要接受所有的重担和压力。但是他受陈少白影响极深，虽然仍有着年轻的稚嫩与天真，却拥有着坚定的革命信念，也因此和父亲李玉堂产生矛盾。最终，他毅然选择成为保镖之一，并被授命去执行最困难危险的任务——做孙中山的替身为密会争取时间，最终被清廷鹰犬阎孝国当作孙中山隔着马车捅死。 我们再回到李玉堂身上。他的身上其实有着传统儒家精神的血脉。儒家的精神核心是“仁”，要求人们“克己复礼”，这种精神使人们形成了顺从、内敛、谦和的品性，在某些情况下就变成了苟且、萎缩、软弱。李玉堂对现实生活一般采取中庸隐忍的态度，在行动时呈现为软弱的特征，一方面谦和、善良、温情、忠厚，另一方面是逆来顺受、服从权威、因循苟且。作为金利源的老板，他在香港有头有脸，港督和所有在港商人都要给他一份面子。对陈少白的革命行动只是常年暗中支持，最初出钱只是为了稳住自己在港投资的生意，因此奉行“只出钱不出力”。当发现儿子沾染了“革命”因此极可能遭遇危险时，曾严厉阻止，但接二连三发生的事件却让他无法脱身，终于被卷入革命的洪流之中，成为贯穿整部电影的重要人物。从他身上我们不难看到李重光在他原有的调教方式下未来所具有的性格特征。但李重光叛逆了。如果说李重光以死证明了自己对革命的坚决，那么李玉堂从儿子之死上悟到了革命的意义与艰难。所以整个影片实际上也表现了李玉堂的精神成长过程，他对革命从一个旁观者到参与、从不理解到理解并以之作为自己的理想的过程。 此时来看孙中山之母的出场并不是闲来一笔。不错，影片是讲到孙中山假借探母之名秘密返港，但此点并不构成其母出场的理由。许多人都能同意孙中山的扮演者张涵予的说法，影片中孙中山只是一个精神符号。那么其母呢？我们看到她与假扮自己儿子的李重光有一段简短对话。问明李氏父子年纪后，她说：“谢谢你父亲为我生了这么一个好儿子！”革命需要许多家庭流血牺牲，孙母在这里的一番话表达的恐怕不仅仅是孙中山一家人对另一家人的感激之情，而是对广大的千千万万的知名不知名的流血牺牲的家庭的感激之情。 二 在一个真正的家庭中，长子由于最早成年的缘故，更接近父亲并承担社会责任。而幼子则更多受母亲宠爱和呵护，更倾向于亲近母亲。与长子相比，幼子始终具有未成年性。老子所谓的“婴儿”的特征更多体现在幼子身上。[ii]如果说，儒家是以父子关系为核心，以父权体系为家的话，那么，道家则刚好相反，它所对应的是母子一体的原始共生关系。在道家思想中，最重要的价值是比天更为根本的“自然”。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iii]与此相应，道家确认的理想人格形象是所谓“婴儿”。“含德之厚者，比于赤子。”[iv] “载营魄抱一，能无离乎？抟气致柔，能如婴儿乎？”[v]由于对父性或母性的价值取向迥异，儒道两家在中国文化之家中，在大部分场合并不呈直接冲突的状态，而是表现为相反相成、儒道互补的情况。 电影《十月围城》中就有几个幼子的形象。李重光本来还是一个未长成的长子，其他如将军之后的方红，李玉堂侍妾月茹所生的念慈都是。方红芳龄十六，常年随父亲颠沛流离于戏班里，渴望回家和读书都无法实现，甚至不能理解父亲。在陈少白的游说之下，方红之父加入了保护孙中山的队伍之中，后因沈重阳的通风报信而使整个戏班惨遭清廷刺客阎孝国的血洗。方红幸免于难，却痛失生父。后来方红找到李玉堂，一来向其借钱葬父，二来想通过李玉堂找到陈少白再找出杀父仇人。恰逢李玉堂为保护孙中山四处寻人，方红主动请缨，成为保护孙中山行动小组的第一人。方红幼年失怙，后与暗杀者同归于尽。《礼记·礼运篇》云：“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这虽然是一种大同社会理想，但方红的死让人们觉得这种理想现在变得更加遥远。由此，革命行动的理由变得十分充足。 念慈可谓是电影中最小的角色，尚在摇篮之中，只会骑木马而已。但其出场不多的镜头却是片中人物沈重阳行动逻辑不可缺失的环节。沈重阳一生好赌，因为这个缺点而被收买作密探，间接害死了原本要参与保镖工作的戏班班主方天。通过几个情节我们知道，其前妻月茹痛恨他好赌不能养家才成为李玉堂的四姨太。后来月茹告诉他，李玉堂的“女儿”念慈其实是重阳亲生，多年来一直由李家悉心照料。沈重阳自此性情大变。在月茹要求下，为了女儿的生计，他去保护李玉堂，保护“革命党”。最终为阻挡阎孝国，被马撞死。我们看到沈重阳死前有一个细节，满身伤痕的沈重阳将一个玩偶交给李玉堂，并要他给念慈。这个情节充满了托孤的意义。所以念慈坐在木马上的神态越天真，其孤儿身份越惹人怜。然而，在当时情形之下，李玉堂的本来要担负重任的儿子死了，一心要上学的方红也死了，没有大的改变，念慈的命运又会好到哪里去呢？影片在此给孙中山的革命活动和众人甚至不知其名而去冒死保护他的行动的必然性和意义给出了合理解释，毕竟是亡国灭种的危机时刻啊！ 三 鸦片战争以前的中国人，基本上对中国作为世界地理与文化的中心毫不怀疑，他们所优虑的主要是自己的仕途和平民的生存状态，对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中国文化的优越性充满自信和乐观。自鸦片战争以后，人们意识到，西方的一切都超出了以往人们所遵循的逻辑规范和想象力的界限。许多人变为狂人。狂人之所以成为“狂人”，一方面是因为传统文化的黑暗和虚伪，另一方面是黑暗的势力过于强大，超出其承受能力，他们只能被逼入“狂”。 他们或疏远官方，不愿与上流社会和庸俗的市民同流合污，或力图改变社会但心有余而力不足，因而精神萎靡，情绪消极；或因无法摆脱自命清高的立场而远离人民。阎孝国走的就是一条偏激的道路。他也看到洋人的入侵，但认为陈少白乃至孙中山的革命行为是软弱不可能成功的，并立志要“报效清廷”。当他接到刺杀孙中山的命令时，在香港为即将前来的孙中山和那些保卫孙中山的革命志士张开了一张惨烈残酷的捕杀大网。 现代文学史上塑造了诸多狂人形象，他们代表着近代以来知识分子对国土沦丧的处境的焦虑意识和愤怒情绪，是现代启蒙知识分子的最真实的独白和写照。鲁迅以犀利的目光洞察了封建思想对建构现代化中国的巨大阻碍作用，殷切地期待涌现一批狂人来推翻这旧的一切，其《狂人日记》中的狂人是中国现代文学中第一个也是最著名的一个知识分子形象。巴金、丁玲、路翎等民主主义作家，继续沿着五四作家的思想，塑造了一批狂人形象。可见，狂人形象是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知识分子漫长的现代性思考的一个必然结果。在此背景上我们可以重新审视《十月围城》中的刘郁白。刘原为风流倜傥的富家子弟，但其恋上父亲的女人导致父亲和女人双双死在他的面前。双重打击使其堕于街头，终日沿街行乞，与大烟为伴。这个疯癫形象当然无法与鲁迅等人笔下的狂人相比，但参与保护孙中山行动的契机却耐人寻味。虽然李玉堂平常对他颇多同情及赏识，而最终让他重新站起来清白做人的是李用重金找回了刘郁白失散多年的祖传遗物铁扇子。狂人致狂，无非是与现实冲突，不能获胜而消极堕落，其中往往夹杂忏悔。只有经猛然一击才又向正常人回归。这种人当然无法与真正的癫狂相提并论，至多算是一个浪子。刘郁白在找到失散的祖传遗物铁扇子下参与行动，实在隐喻着对传统文化的保护。所以他参与到保护孙中山的革命队伍中，具有宏大的社会意义。就像在现代文学中，知识分子塑造的狂人形象代表着现代知识分子对传统文化的一种省思，刘郁白的浪子形象也是对民族危亡关头知识分子参与革命行动的合理注释。 长子早逝，幼子失怙，浪子欲回头而不知所归，中华儿女只有前仆后继，才能赢得民族的强大与复兴，这正是《十月围城》从伦理角度所体现的意义。 [i]冯天喻：《中国文化史断想》，武汉：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34页。 [ii] 李军：《“家”的寓言——当代文艺的身份与性别》，作家出版社，1996年版第26页。 [iii] 《道德经·二十五章》 [iv] 《道德经·五十五章》 [v] 《道德经·十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