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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引 我不是研究金学的。金庸小说只是我的业余爱好。爱好得很久的一样东西，可以说是欠了金庸的情。今天是还债来了。老实告诉大家这个题目是很大的，而金庸小说有两部我至今没有读到，即《白马啸西风》和《鸳鸯刀》。但是我对于其他小说的印象非常强烈。记得那是多少年前(1988)的一个冬天，我乘坐152次列车由上海开往贵阳。火车上满是各色各样的男男女女，有的喝酒，有的打牌，有的昏昏欲睡。我从一个车厢踱到另一个车厢，漫长而无聊的旅途，使我觉得自己似乎成一个被判了有期徒刑的犯人。这时我非常偶然地，在一个铺位上发现了一本《天龙八部》第三部的下册，便拿在手上随意翻翻。其结果大概是每一个读过金庸小说的人都会猜到的，当我放下手中的小说时，火车上已错过了最后一餐的开饭时间。那位好心的书主人，一位我至今不知其姓名也不知道干什么工作，──金庸小说的启蒙者，同意借给我《天龙八部》的第一部，第二部，第四部，第五部，于是我借着车厢联接处微弱的灯光，如饥似渴地读，火车在黑暗中穿过一个一个山洞，在崇山峻岭之间轰隆轰隆地奔驰。我也穿过了金庸编织的一个又一个惊心动魂的情节山洞，带着轰隆轰隆的感觉领略金庸笔下大气磅礴的崇山峻岭之美，在火车上的这第一次的阅读经验，至今依然难以言宣。我固执地相信一个道理，阅读内容与阅读环境之间原来一定有某种神秘的有机联系。唐诗，在烟雨江南早春二月的空气中读唐诗，在钟声悠悠的深山古寺里读宋诗，而金庸小说，如果要找出最好的阅读环境，我相信，要在高山，面对苍茫大海；或在秋夜，面对浩浩星空，只要偶有心得，掩卷遐想，便似与天地之气融融为一……。 金庸小说为什么有着一般新武侠小说所不具备的大气象大境界？为什么这一批写于六十年代的小说，在七十年代的海外华人社会引起轰动，在八十年代的中国大陆引发“金庸热”，在九十年代再度引发热潮，成为“有华人处便有读金庸小说”的文化景观？我这里先笼统地提两点：第一，金庸小说的民族文化涵义特为丰厚。从文化人类学的观点来看，每一文化群落中单个的个人，从童年时期开始，都从文化符号的层面上经历了整个民族文化的发展过程，而一切民族文化都把她的最简单、质朴、基本的情感和感觉投入其心灵深处，而这些情感的感觉就随着人的成长继续潜存着。而即使是最杰出的艺术作品也扎根于这一集体无意识的文化深处，而一切真正卓越的艺术家，他们的心灵生活中的这一潜存的底层都要比其他人更为丰富、更有力量，因而，更能真正激活那久远深邃的文化原质涌入现代日常人生的心理层面。这是金庸小说能给人广泛而又深长的回味与共鸣的原因之一。第二，金庸小说的传播时间，与整个中华民族近三十年屡经挫折、屈辱而不断新生、精进的现代精神史心灵史在时间上是同步的。这里就不单单是一个小说艺术的阅读与接受问题，而是一种小说文化现象在历史──社会──个人这一整幅文化行为中的移动。如果大胆提出一个新的解释，用一句话来讲，可以说金庸小说是中国文化的“招魂曲”。我们只要回顾一下从六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整个亚太地区经济政治力量的上升，以及其背后华人文化意识的逐渐醒觉，华人地位逐渐由边缘而中心化、而凝聚化，──由“花果飘零”到“灵根自植”，──杜维明教授提出的“文化中国”构想，正是真切地反映了这一历史背后文化心灵的觉醒与文化理想的提揭，──我们就不难看出金庸小说作为一种文化行为与集体心理，与此一进程息息相通。所以，金庸小说可以作为中国文化的招魂曲来解读。以下分成几个方面的问题来讲。 复活精神 复活精神包含两层涵义，一是民族意识的复仇，一是文化心灵的复苏。先说“复仇”。金庸小说跟一般武侠小说的一个最大的区别，即复仇思想的层次不同。一般小说是个人或家族的恩恩怨怨，而金庸小说的复仇意识，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中国文化的历史立场上的，所以应有纵贯宏深的文化意蕴。 从晚明至本世纪四十年代，有一支深深浸入中国知识人骨血的深痛情结，即民族复仇意识：上接明清痛史，下贯抗日救亡。王船山在湖南徭洞中著书三十年，顾亭林在四十五岁后，大规模流浪考察中国北方达二十六年，黄宗羲抗清失败后避居乡间著书讲学亦三十余年，诸老皆怀抱亡国之痛，并深思所以亡国的原因何在，欲为民族留一口气。顾亭林《与杨雪臣书》，自述其所以著《日知录》，乃“意在拨乱涤污，法古用夏。启多闻于来学，待一治于后王。”《明夷待访录》（黄宗羲）、《思辨录》（陆桴亭）、《黄书》（王船山），都含有此种用心。后来曾国藩刊布《黄书》等，亦是不避讳此种用心。到孙中山、章太炎，这一口气便化而为文化行动与革命事业。虽然“五四”的科学主义，曾将这一文化命脉注入新血的同时，又拉向另一向度的生长，但孙中山、章太炎的民族文化意识，仍然是近代中国知识人最深厚有力的思想动源之一。救亡不是单纯的政治行为，其背后更是文化的慧命相续与国魂的贞下起元，此即所谓政教一元。抗日战争中，民族文化意识的自觉，更是中国一流知识人读书人的大心事。陈援庵的《明季滇黔佛教考》、《清初僧净记》、《通鉴胡注表微》，皆属表彰民族复仇精神的名著。杨树达在抗战期间写的名著《春秋大义考》，标示两项春秋精神，一是辨华夷，一是复仇精神。正是有感而发。在史学领域里，“明清痛史”成为近代史学的大宗。金庸小说与这些一流知识人读书人的情怀，息息相通，可以说是用文学的形式，表达出了中国近代以来知识人读书人胸中的一大心事。这一点，还没有哪一位文学家像他这样大规模做过，所以高级知识分子喜读金庸小说，从中获得三百年悠长的文化气脉的鼓荡。 我们就从他的开山之作《书剑恩仇录》讲起。“恩仇”二字，实际上是偏义复词，即复仇，故事的主题即反清复明。小说写清乾隆年间，江南武林帮会红花会为反清复明，与清廷斗智斗勇的故事。在金庸小说中，《书剑恩仇录》的成就并不算高，但我觉得很值得重视的一部。因为这是第一部，而且一出世就轰动，显示了金庸不同凡响的大家风度。为什么是大家风度？正是因为他将新武侠小说提升到历史文化的高度。金庸为什么要写武侠小说的思想缘由，可以在这部小说中找到，因为开端具有一种典范意义。红花会的活动地点是江南，金庸是浙江海宁人，他的高祖父是清代著名诗人查慎行。海宁查氏，是江南的大族，人才辈出。清代雍正时期的文字狱之一，查嗣庭是主角，而查嗣庭是查慎行的弟弟，被雍正说其试题“讽剌时事，心怀怨望，为语多悖逆”，下狱病死，戳其尸。并因此而停止浙江人的会试。所以从家世来看，金庸在小说中表达的反清复仇的春秋大义，可以说是渊源有自。《书剑恩仇录》中的主角陈家洛，洛是指洛阳，东周文明的所在地，表明曾经是“郁郁乎文哉”；另一人物文泰来，隐示民族文化的否极泰来。这些人物不仅是大侠，不仅是贵遗老，而且是文化遗民。金庸可以说是以遗民的骨血，写明清的痛史。乾隆皇帝下江南的民间传说，是小说的故事主干，这个故事的文化意蕴，可以说是恢复汉民族的正宗地位，清朝的历史文化生命，应该找到自己的血宗的“家”。《书剑恩仇录》最后写到一个人物叫香香公主，她在乾隆的淫威面前，宁死不从，后来听从红花会首领陈家洛的劝告，含泪答应苟且偷生，以争取乾隆参加反清复明，后来发现乾隆并不想反清，于是以自杀来报告红花会消息。这个人物令人想起晚明的一些著名女子，如柳如是、卞玉京等，这些名妓都是美女而兼国士的人物。《书剑恩仇录》的最后结尾写到众人赶至香香公主之坟，打开后只见一滩碧血，香香公主的尸体已化为一缕香魂。陈家洛挥毫题上“香冢”二字，飘然而去。这个结尾，不禁令人相起陈寅恪先生的诗句：“领略新凉惊骨透，流传故事总销魂。”“艳魄诗魂若可招，曲江波接浙江潮”。《书剑恩仇录》实际上是招香香之魂，招民族文化之大魂。 《碧血剑》也是一部复家国之大仇的小说。书中主角袁承志，是明代著名抗清将领袁崇焕的儿子。梁任公先生曾经说过，晚明至近代，广东出了两个大英雄，一是孙中山，一是袁崇焕。袁崇焕被昏君崇桢皇帝杀害。《碧血剑》正是将此一报父仇杀昏君的故事，放在明清之交的大关头来写。昏君葬送了国家，杀昏君，正是为国为家复仇。所以全书贯穿着一种中国文化中所谓“贬天子”、“诛独夫”、兴家国的大义凛然的精神气质。在《碧血剑》的后面，附有金庸写的一篇《袁崇焕传》，他在写到明万历初年时，有这样一段话： 万历初年，却是中国历史上最光彩辉煌的时期之一。……在那时候，中国是全世界最先进、最富强的大国。欧洲的文人学士在提到中国的时候，无不欣慕向往。他们佩服中国的文治教化，中国的考试与文官制度，佩服中国的道路四通八达，佩服中国的老百姓生活得比欧洲的老百姓好得多。万历十年是公元1582年，要在六年之后，英国才打败西班牙的无敌舰队，再过三十八年，英国的清教徒才乘“五月花号”到达美洲……。那时莎古比亚才只有十六岁，还在英国的树林里偷人家的鹿。直到八十三年以后，伦敦还由于太污秽、太不卫生，爆发了恐怖的大瘟疫。在万历初年，北京、南京、扬州、杭州这些就像万历彩瓷一样华美的大城市，在外国人的心中真像是天堂一样。 可是君主集权的绝对专制制度，再加是连续四个昏庸腐败的皇帝，将这富有文化教养而勤劳聪明的一亿人民，这举世无双的富强大国推入痛苦的深渊。读了段话，我们可以理解袁承志复家国之大仇的文化意识与思想深度。 “复活精神”的第二层意思是指“文化神州”的复活。与上述民族复仇意识相区别的是这里不一定以真实的史事如明清、两宋为依托，而是指整个中华文化的复兴、复苏、复活。“复活”这个辞是借用《圣经》上的一个用语，即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最后复活。耶稣的复活有两层含义，一是指精神的永生，基督教精神世界的普及人间，二是指犹太民族文化的复活，是犹太民族亡国之后，一个流传甚久的秘密预言，一个潜藏人心的信念。据胡适之先生的讲法，中国历史在殷周时期也曾有过这样一个秘密的复活信念，一个流传甚久的预言，即《孟子》中反复提出的那个“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的大预言。孟子说：“由尧舜至于汤，五百余岁。……由汤至于文王，五百余岁。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余岁。由孔子而来，至于今，百有余岁。去圣人之世若此其末远也，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无有乎尔，则亦无有乎尔！”（尽心）意思是说，从孔子以来直至今日，有一百多年，离开圣人的时代象这样近，距离圣人的故乡又像这样近，如果没有后继者，就再也看不到后继者了。胡适之先生说：“这样低徊追忆不是偶然的事情，乃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传说几百年流行的结果。”他在《说儒》这篇大文的结尾说：儒是殷民族灭亡后的遗民，这些遗民一代一代地在暗地里积蓄着力量，坚守民族文化复兴复活的信念。殷亡国到孔子出生，正好五百年，孔子即殷民族悬想久矣的圣人，孔子所创立的儒家，即文化生命的复活。 晚清国学宗师俞曲园也有一个关于文化复活的预言，即《病中呓语》。他的重孙俞平伯曾作过解释，本世纪三十年代曾纷传于世，陈寅恪先生当时也在《清华周刊》上作过肯定的解释。《病中呓语》写于光绪二十六年，即1900年。最令人惊叹的是后来发生的事情，竟一一证验了。如辛亥革命、军阀割据、北伐战争、国内战争等。预言的最后结果是中国文化历经种种大劫大变然后复兴，“六龙一出乾坤定，八百诸侯拜殿下”，将来会不会应验，不知道，因为还不到一百年。 我认为金庸小说的精神气质，也是一个文化的预言。与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的古老信念潜潜相通。第一个证据是他的全部小说都以中国文化的儒释道基本价值为精神龙骨。而且以高度的热情表彰这些价值，因而我将其看成一部大型的寓言，讲述中国文化复活的伟大传说。不仅如此，全部金庸小说广泛涉及中国历史文化的方方面面，诸如文学、艺术、宗教、医学、教育等，从高深的生命智慧到日常人生的处世经验，应有尽有。没有人能够如此成功地显示了对于中国文化如此丰厚的学养，如此浓厚的兴趣，如此强烈的认同。也没有人能够像他那样做到使古老的文化资源的源头活水涌入现代人生活的自觉意识层面，从而点醒沉睡于民族集体无意识深处的文化心灵。第一个证据是他的全部小说都有一统天下的圣贤信念，由群龙无首、诸侯割据，到贞下起元、乾坤大定。这是其他新武侠小说所缺少的特点。全部金庸小说有一个基本相同的舞台背景，即一种厚重的乱世风云，读金庸小说有一种由血雨腥风走向雨过天晴的感觉。这跟中国文化中的由天下无道变而为天下有道，拨乱返正，五百年一乱一治的大预言，有一种思想逻辑上的联系。所以读金庸小说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中国历史，联想到诸侯割据、列强蜂起、弱肉强食、民不聊生、流血飘杵的中国社会，于是也就自然而然把协和万邦、天下太平的圣人理想，寄托在金庸笔下的英雄大侠身上。这是稍具历史意识的中国人的基本阅读期待。也是一种文化心理期待，期待民族由衰亡走向新生。这是读其他武侠小说所没有的快感。第三个证据来自他的代表作《倚天屠龙记》。主人公张无忌是个前所未有的儒侠，心地特别善良温厚。他从小就中了玄冥神掌深浸肺腑的寒毒，往后在成长的人生途中几乎完全是在死亡线上挣扎，他的故事的大悬念即在于他的重病究竟能不能治好。可是在后来全部治病的过程中，由于各种奇遇，终于成了一代武林宗师，可以说，他的病以及他的绝症的恢复，都具有一种象征意义。没有他那入骨的寒毒，就没有他的挣扎的苦尽甘来；没有他一身的绝症，就没有他的千回百转的生命机缘。这就是置之于死地而后生的复活过程。后来张无忌在明教禁地练就乾坤大挪移心法之后，仗着绝顶神功，一人击败了六大门派高手而成为明教的首领。这个故事读起来非常令人痛快。而张无忌最大的性格特点即是心善，心善正是儒家生命哲学的精义。无忌正是靠着这一点做人的“几希”，逢凶化吉，无为而无所不为。譬如，为那只百岁老白猿治病，因而得到天下至尊的《九阳真经》，这不正是“仁者爱及万物”的果报？我猜想金庸写这样一个一反武侠旧模式的人物，正是要说出这样一种智慧。其背后的深层意蕴，正是表达民族文化的一种预言。金庸正是在这种地方，超出了纯粹娱乐消遣的小说之上，可以作为更富涵价值意味的文化符号来解读。 豪杰精神 在中国文史的词汇中，不是随便可以称一个人为豪杰的。为人排难解纷，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这是侠义精神；在生死悠关的时候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坚持操守和气节，这是烈士精神。在乱世中乘机而起，夺取权力，扭转历史方向，主宰群雄格局，这是奸雄，都不是豪杰。豪杰，指那些在历史的大关头，挺身而出，挽狂澜于既倒，障百川而东之，解生民于倒悬，涤浊世为清平，这才是豪杰精神。只有具备了国身通一的文化品质，才能做出豪杰事业。譬如说历史上的王阳明，就是一个豪杰。王阳明在青年时代，就精于兵法，热心骑射，不同于一般书生腐儒。中年入仕，冒死抗谏，反对宦官，受廷下狱，谪至贵州的龙场驿，在极其艰困的生活环境中，千死百难，豁然悟道，终于创立良知之学。四十七岁时，为平息朱宸濠的叛乱，王阳明在力量悬殊的情况下，凭其卓越的谋略和过人的胆识，仅三十五天就一举平息江西十万大军叛乱，生擒宁藩朱宸濠，被史家誉为“才兼文武”、“奇智大勇”，他的功绩，真正实现了中国儒家以书生手段行圣王事业的大抱负。 以此标准来衡量，金庸笔下的大侠，正可以称之为豪杰，可以与一般武侠小说中的人物区别开来。如郭靖、张无忌、乔峰、杨过、陈家洛、陈近南等脍炙人口的大侠，都有一番不同凡响的豪杰功业。都是在历史的大关头，临危授命，以武侠手段行圣王事业。从“国身通一”的标准来看郭靖，他的一生，是与外患频乃、国事多难的两宋时代密不可分的。郭靖是梁山英雄郭盛之后。郭靖未出生，家庭即遭巨变，父亲郭啸天被与金人勾结的南宋汉奸害死，母亲李萍被迫流落蒙古。后来经过各种大磨难，成为一代武学大师级的人物。但是我们觉得郭靖身上最发光的生命特征并不是他的武学造诣，而是他的国身通一的民族文化精忠之魂。比如，郭靖与成吉思汗私交极笃，，成吉思汗对于郭清母子的照顾之情，他铬心难忘。他也曾为成吉思汗打金国立下了大功。但是成吉思汗一旦想侵吞自己的父母之邦大宋国时，郭靖即与他反目成仇了。他向情同手足的拖雷行剌，也是出于同样的民族大义。小说《射雕英雄传》令人信服地写出了郭靖生命中的这一发光的内核。保卫襄阳是郭靖生命内核的最后闪爆。襄阳是南宋极为重要的前哨阵地，背后即是江汉大平原，元兵一旦顺江而东，再无可守之地，南宋也就灭亡了。郭靖知道守城的结局是悲剧的，无论如何也挡不住蒙古的铁骑，却依然抱着与危城共存亡的信念，最终在城破之后杀敌无数而壮烈殉国。小说写来惊心动魄。“为国为民，侠之大者”，这是郭靖的座右铭。郭靖是一个气味纯正的英雄。任何现代西方心理分析方法用于这个人身上都显得龌龊小气。他的身上有着久远的文化血脉，接通着中国古代的圣王气象豪杰意境。这样的意境，在当代文学中的确是再难出现了。 豪杰的另一义是刚健。《易》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孟子说的“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中国文化崇尚一种刚猛有为、百折不挠的生命品质，在艰苦卓绝的生存修炼中达成金刚不坏之身。美国小说家海明威在其《老人与海》一书中有一句名言：“人是不会被打败的，除非他打败他自己。”在金庸之前，中国现代文学中似难以找出与海明威的硬汉小说相媲美的大作品。金庸的出现，使这一历史成为过去。金庸笔下的大英雄，每一个都是铁骨铮铮的汉子。“汉子”这一辞语极美，我们首先会想到令狐冲。令狐冲的一生，惊心动魄极了，我们一闭上眼睛，就会想起一位伤痕累累、身遭奇耻大辱、独步江湖的英雄。令狐冲在金庸笔下磨难越重，经历越惨，越是显出他刚健不衰的生命品质。比如，从他的感情生活来说，他不像郭靖那样有福气，得到黄蓉的相依不舍，更不像张无忌得四个姑娘的痴心。他痴恋师妹岳灵姗，却得不到师妹的爱。师父又将他逐出师门，说是武林正派人人得而诛之。从他的社会地位来说，真可以说是被剥夺得一无所有，可是他却苦志不渝地一心想求师父的谅解，有朝一日能回归师门。他受了重伤，又被桃谷六仙滥施救治，比张无忌更惨，带着重伤去救任盈盈，又受少林寺僧人的围攻，滚下山去，伤势愈重，成为不治。最后与岳灵珊比剑，又为感谢师妹，而有意失招，不幸长剑穿胸，重伤倒地。金庸将他放入最惨的环境中磨炼，可以称得上金庸小说中的第一硬派小生。读了《笑傲江湖》，可以知道什么叫真正的大丈夫；可以使年青人懂得，吃苦是人生的正常，没有吃尽天下苦，就做不了大丈夫。《连城诀》中的狄云，经历也极惨，吃苦也极多。开始只是因为他的师妹被别人看中，他就被仇人打入死牢，用铁链穿了琵琶骨。后来在死牢中又被丁典误认为是奸细，天天毒打，打得他上吊自尽。死后又被丁典以神照功救活。后来逃出监狱与仇人格斗时，与仇人几乎同归于尽，醒来已在长江边的一只小船上，船漂到一个破庙，因为无意中误穿了恶僧宝象的僧袍，又被水笙误当作坏人，纵马踹断了一条腿。后来在川藏边界的一座大雪山中，与仇人、恶人展开一场殊死的恶战，这是金庸小说中场面最激烈、最惊心动魄的恶战。金庸写狄云这个人物，不仅肉体受无情的摧残，而且精神受巨大的创伤，其内心创痕之深，非一般人所能承受。为什么？因为其人与生俱来的命，就是一个摆脱不了的“恶”。换句话说，小说全部情节建立上狄云被世人视为“恶人”的基础上。狄云最为可贵的即是尽管如此，他不行恶。为了洗清自己蒙上的罪名，可以说是生命不息，奋斗不止。象征着中国儒者被厚诬、被符咒、而绝不放弃行善的本色。可杀而不可辱的人格精神，正是刚健生命的精神源头，也就是最艰难的困境中依然保持人性的高贵，生命的正气。 天地良心 中国哲学家说的“天理”，中国老百姓说的“天地良心”，用现代的语言来讲，就是历史中的理性精神，人性中的理性精神。最大的“理”，贯穿历史、宇宙、人生的“理”，就是“善”。金庸小说为什么久读不衰？为什么可以传下去？为什么上至教授学者，下至引车卖浆者流，皆喜读其书？因为金庸总是讲一个最古老的故事，讲一个中国老百姓几千年来一直在心头口头传诵的故事，就是正义终将战胜邪恶，善良终将战胜残暴，干戈终将化而为玉帛，人性终将归于天理。这是金庸小说的大气象大境界，在这里，有无限的庄严，无限的美，一种日月经天、江河行地之美。这是金庸小说通向中国文化心灵深处的精神命脉。 不是为打而打，为杀而杀，为武功而武功。透过江湖上的血雨腥风，武林中的恩恩怨怨，背后总是看得见人类的道德心情，历史的理性之光。金庸小说写人性的恶，也写到了极致。但是我们并不感到是在展览丑恶、渲染暴力。人性的恶，恰更加反衬了人性的善的可贵。如果仅仅是以情节的离奇精险、场面的剌激感官为目的，金庸小说是不会使人如此血脉贲张、如此回肠荡气。从大处说，它满足了更为深层的道德感、正义感，做人的尊严感。所以我觉得有一种真正的穿透力，透过感官的震荡，直达人性深层的感动。 曹操说：“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曹操其人，在中国老百性的眼里，乃是一奸雄，一小人，这是翻不了案的。金庸笔下的人物，则是“宁可天下人负我，不可我负天下人。”无论遭遇怎样悲惨的折磨，无论遭受世人如何的误会，绝不会改变内心所秉持的道德精神，做人的正直态度。如郭靖、黄蓉、令狐冲、张无忌、狄云、胡斐、苗人凤、段誉、虚竹……，几乎没有不被人误会为恶人的，几乎没有不被投入兽性的环境中的，但是依然生命没有往下沉沦、往下飘坠，可以用古人的“择善固执”一语，来概括所有的大侠的人性精神。人们往往用“择善固执”来说屈原，而金庸笔下的人物，往往令人想到屈原，那样的孤愤耿介，那样的孤苦无告，那样的举世非之而九死不悔。屈骚的精神，也就是择善固执九死不悔的精神，应当是金庸小说所追求的壮美的源头。孔子说：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为什么？不为什么，只因为要对得起自己的天地良心。 同时，读金庸小说，又往往令人联想到佛家的大慈悲心、大悲愿心。不是自利的小乘，而是普渡众生的大乘佛学。我认为佛家慈悲为怀的心肠，跟儒家人性善的精神是相通的，所以我觉得金庸笔下的高僧，都是具有真正第一流的境界，与儒家圣贤的境界，潜潜相通。比如《天龙八部》中的虚竹和尚，公认为是金庸小说中心地最纯良纯美的一个小和尚。没有一点机心，却有无限的同情心。在各种生死关头，从不想到自己的性命，只想到救人，在杀人不眨眼的女魔面前，也迂腐地讲不能杀生的道理。正因为他心地善良，他得到了他不想得到的一切。比如为了救走火入魔的段延庆，出手捣乱棋局，却解开了玲珑棋局，从而得逍遥派掌门人无崖子一生的功力，而成为逍遥派的掌门人；为了在众人面前，救出一个可怜的小女孩子，他真的是不顾性命，背起这小女孩翻山越岭，谁知这小女孩竟是天山童姥，因此而得天山童姥传授武功秘诀。比如说《笑傲江湖》中的方证高僧，真是一位慈悲为怀，宽厚待人的长者，连魔教枭雄，也服他是真正的武林领袖。再比如说《神雕侠侣》中的一灯法师，甘冒武功全失终生残疾的凶险，以毕生功力救治垂危的黄蓉，可以称得上是体现了佛经中“割肉饲鸽”的慈悲精神。裘千仞是一灯大师的宿敌，早年为个人野心所驱，入大理国王宫行凶，造成一灯大师终身不幸，但当裘千仞在华山顶走投无路被迫跳崖自尽之时，他却出手挽救了裘千仞，事后裘千仞皈依一灯大师座下为僧，法号慈恩，但由于尘缘未尽，凶气难除，他屡犯佛门戒律，有一次终于向他的恩师痛下杀手。一灯大师甘愿以血肉之躯，承受铁掌重击，重伤呕血之后，又将他点化，使他终成正果。这真可以称得上佛经上所说的舍身饲虎的精神。另一个舍身饲虎的高僧是《倚天屠龙记》中的少林寺方丈空见法师。他点化谢逊的故事，成为金庸小说中一个动人的经典故事。谢逊是一个遭到家庭巨大劫难的大侠。二十八岁时，他的师傅假装喝醉了酒，奸污了他的妻子，杀了他的全家，从此谢逊就走上了愤世嫉俗、滥杀无辜的道路。终于因为在江湖上杀人过多，成为十恶不赦的大魔头。少林寺高僧空见为了解救江湖上的灾难，找到谢逊劝说，谢逊说：“你如果真能承受我三掌，我宁愿出家少林寺，拜你为师。”空见法师宁愿以一己之身，换取天下人的幸福与安宁。在三掌之后，遂成为废人。而谢逊终于成为少林寺僧徒，后来终日听高僧说法，回首往事，由悔恨而得彻悟。 金庸小说中人性向善精神的其他表现：恶人的性格发展方向，不少是趋向善的转化；注重人的性格发展中的“良心的发现”，譬如谢逊听见殷素素临盆婴儿啼哭声，唤醒良知。以及女性的心地善良，譬如《笑傲江湖》中的仪琳与令狐冲，《神雕侠侣》中的小龙女与杨过，《飞狐外传》中的胡一刀与其夫人等。女性的爱情在这里都具有一份超乎男女之情的崇高意涵：或是默默忍受一切、冥冥中期企对方幸福为最大幸福，不以得到与占有为最终目的；或是以十几年甚而毕其一生的痴恋、畸恋，来证明人类情感世界所真正具有的无限、深广。──这些从文化精神上说，都通往中国儒家人性精神深刻的要义──人性善的根本义谛。 友道之美 读《笑傲江湖》中刘正风与曲洋的故事，我不禁联想到六朝时有一篇小说叫《广陵散》。这篇小说描写一个深夜里，晋代名士嵇康，孤零零的一个人在沉寂的荒郊野外，偶然和一个提着自己头颅的鬼魂相遇。这个鬼魂是数千年前死于非命的人，是古代的音乐家。他由于喜欢嵇康的乐曲，不顾“形体残毁”，真诚相见。于是，一个生人和一个断头鬼在一片茫茫夜色之中，促膝谈心，论琴讲艺，志趣投合，完全不以异类为非。就在两人如此情真意笃的友情之中，这个古人鬼魂才将自己数千年来从未传授的千古名曲《广陵散》传给了嵇康。这篇小说，奇特怪诞，作者仅用了三百多字，写孤夜，写荒郊，写鬼魂，写琴声，描出一幅清冷、古朴、奇幻的意境。在这意境之中，完全是赤裸裸无遮掩的灵心的相通，人性的照面。可以说这篇小说之所以营造出旷野孤魂的意境，乃是为了剥去一切世俗的社会价值，一切人为的外在规定，在一种完全的心与心的相通相遇之中，完成人性的崇高之美。这篇小说很负盛名，成为中国文学中最优美的经典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说，《广陵散》人微言轻音乐，已经亡佚了；但是人微言轻人性精神的美，却似乎从未亡佚过。你们看《笑傲江湖》中的同名乐曲，不正是可以作为《广陵散》的化身么？刘正风与曲洋，一个是正派的高手，一个是魔教中的四大长老之一，因为音乐，使他们成为生死不渝的知音。正是心灵与心灵的相通，超越了一切正邪孤界限，一切宗派的偏见。刘正风说：“言语文字可以撒谎作伪，琴瑟之音却是心声，万万装不得假。”通过琴瑟之音的沟通与倾诉，达到心心相许的境界，这正是《广陵散》的真精神。刘正风被五岳剑派迫害得家破人亡，依然认定：“此辈俗人，怎懂得你我以音律相交的高情雅致？”最后，二人均受致命之伤，却置性命生死于度外，于衡山脚下一座悬崖边上，一个吹箫，一个弹琴，合奏《笑傲江湖》一曲，二人各尽平生怀抱，曲终握手双手跳崖而死。古罗马美学家朗加纳斯说：“崇高的美，来自于伟大心灵的回声。”通篇《笑傲江湖》，充满着回荡着这种伟大心灵的回声，我以为这是金庸小说中定得最震撼人心、最美，又通往中国文化精神的场面之一。 我现在看文学作品是依据一个整体模式。简言之，即历史──社会──个人的连续有机体。历史过程包括文学体裁与母题的历史重建及其嬗变过程；社会过程包括文学的社会支援机构（出版、期刊等）、对文学的态度、趣味和信念、传播途径与场合、文学教育与训练等，总之是指社会架构、文化精神、时代心理与文学的关系，而个人的过程则指个人的创造、体验与接受的个性化因素以及其认识结构。这三个过程是辨证有机双向的不孤立的关系。 如果我们从这个模式看，金庸的成功不在后一环节，也不在前一环节，而在中间环节。即他充分满足了他那个社会的精神渴求，雅与俗、从场合到时段。 这就为我们提出一个十分有趣的问题：作为文化符号的金庸小说现象，是怎样与他的社会发生一种亲和力，一种纽带、脐带的功能，一种“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的作用，这就是我们的主题：“文化的亲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