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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语：一种文明需要先进文化作为支撑，一种文学类型的发展，无疑也同样需要先进文化的引领。先进文化代表着历史发展的规律性认识，既以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为根基，同时又在世界文化面前具有开放的品格，民族性和开放性的结合，共同构成先进文化与时俱进的动态性本质。中国武侠小说的发展，从来就是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并因此体现着先进文化对于大众文化的促进作用。在20世纪中国的具体民族语境与国际语境中，民族性与开放性都是一个复杂的概念。李东芳通过对具体作品及其语境的详细考察，发现被称为武侠小说开山鼻祖的平江不肖生，其武侠创作乃是渊源于他复杂矛盾的“留东”情结，“强国保种”于是成为中国武侠小说的最初主题。 一、引言：从《近代侠义英雄传》回溯《留东外史》 作为民国武侠小说南派作家的领袖人物，平江不肖生(向恺然)以1922年上海《红》杂志第22期连载的武侠小说《江湖奇侠传》而引领武侠小说热潮。而在当代武侠小说研究界则多公认他的《近代侠义英雄传》为“民国武侠小说中的扛鼎之作”[1] 529，该书以近代大侠大刀王五和霍元甲的武术生涯为主要线索，贯穿起近代许多爱国武术家武术救国的感人故事。在此后的创作中，“武术救国”思想是平江不肖生一以贯之的主题。其实“武术救国”思想早在他留日期间的小说《留东外史》中已经流露，但它由于蒙上骂名而为研究者所回避，这让我有兴趣重新翻读这部作品，希望从中找到作者创作转向并迅速受到市民阶层和精英知识分子阶层共同认可的原因。 平江不肖生(1890—1957)，原名向恺然，湖南平江人。出生于一个富裕家庭，其父向碧泉是个秀才，在乡间颇有文名。5岁时，他就开始随父攻读。14岁时，清政府废科举，改办学校，向氏考入长沙高等实业学堂，当时正值同盟会在东京成立，创办《民报》鼓吹革命，日本政府于1905年颁布“取缔清韩留日学生规则”，镇压中国留日学生的革命活动，陈天华投海自杀，长沙各界公葬陈天华，掀起政治风潮，向恺然因积极参与这次风潮被开除学籍，随后自费赴日留学。1913年，向恺然回国参加了“倒袁运动”，任湖南讨袁第一军军法官。讨袁失败后，再赴日本，结交武术名家，精研武术。因不满于包括亡命客在内的所谓“留日”中国人，写了《留东外史》。1915年回国，参加中华革命党江西支部，继续从事反袁活动[2] 111。后移居上海专事著述，多为讲述拳术的短篇文章。抗战中，曾随21集团军转战大别山区，任办公厅主任，并兼任安徽学院文学系教授。 台湾学者叶洪生说：“在向氏诸作中，尤以《近代侠义英雄传》体大思精，寓意深远，堪称武侠典范。它既为清末民初出入于现实与理想间的游侠立传，演叙武术源流历历如绘；复紧紧扣住时代脉动，为社会名绅及市民细民写心；进而彰民族大义、爱国精神，令人奋然思以强身、强种。”[3]《近代侠义英雄传》于1923—1924年间在世界书局出版的《侦探世界》杂志连载，几与《江湖奇侠传》同时。然而，和由女明星胡蝶主演、改编为电影《火烧红莲寺》从而一度红遍上海滩的《江湖奇侠传》相比，新文学家和当代研究者都更为看好《近代侠义英雄传》，后者的武术救国、强国主题无疑是被遴选的主要标准。 《近代侠义英雄传》第一回便声称：“这部书是为近二十年来的侠义英雄写照。”[4] 1以清末大侠王五和霍元甲为全书中心人物，塑造了一代侠肝义胆的武林豪杰形象。其中最能表现作者爱国情绪的是神拳霍元甲“三打外国大力士”的传奇故事。“三打”的对象分别是俄、英、非洲的三位大力士，霍元甲执意与之比武，只是因为“(外国人)居然也敢到中国来耀武扬威，若竟无人给点儿厉害看，就怪不得外国人瞧不起中国人，说中国人是病夫了”[4] 413。 陈平原称“每种小说类型都有其区别于其他小说类型的基本叙事语法”[5] 190。作为南派武侠小说的开山之祖，平江不肖生是如何寻找并且构置这种基本的武侠小说叙事语法的呢？ 其实，《留东外史》中已经蕴含着他后来武侠创作的基本叙事因子，比如富有侠气精神的中国人不惧外侮，和洋人“打擂台”这个核心场面屡屡出现。爱管闲事的主人公黄文汉，打的“抱不平”多和“国家”有关。这一“拳打洋人”模式在《近代侠义英雄传》中成为一个经典场面，不断被后世的小说家、电影家改编、复写，霍元甲成为中国人不惧外侮的文化符号，满足了一般民众积蓄压抑的民族心理。郑振铎《论武侠小说》在批判武侠小说时，曾经论及市民读者阅读武侠小说的期待视野是“在受了极端的暴政的压迫之时，满肚子的填着不平与愤怒，却又因力量不足，不能反抗，于是他们的幼稚心理上，乃悬盼着有一类超人的侠客出来，来无踪、去无迹的，为他们雪不平、除强暴”[5] 66。况且，清代武侠小说受到欢迎正是在“西洋的武力侵入中国之时”，可见平江不肖生善于捕捉时代心理，而促成其武侠畅销。 《留东外史》里好色却又有“侠”的精神气质、敢于在日本人面前对抗的黄文汉等人物，被颠倒和变形为《近代侠义英雄传》中“不近女色”的纯粹习武救国的民族英雄。这种对“男女之欲”叙事的反写，形成为后世武侠小说的一个基本叙事语法元素，即侠客多不允许放纵自己的情欲，从而将武侠小说作为“脂粉之谈”的对立面，纯洁化了自己的类型身份。 《留东外史》出版后，即被蒙上“嫖界指南”的恶名，是因为书中不厌其烦地对如何勾引女子的各种手段津津乐道。周作人曾说过，《留东外史》的“价值本来只足与《九尾龟》相比，……那些描写显然是附属的，没有重要的意义，而且态度也是不诚实的”[6]。书中对如何吊膀子津津乐道，让人怀疑作者的道德倾向，尤为新文化运动的知识分子所不齿，被讥为有“诲淫”之嫌(如老舍写《二马》时，很担心与《留东外史》为伍)；然而其销量之好，充分说明了它能够迎合当时一般市民读者的趣味。 向恺然“自传”说其创作动机：“民国三年因愤慨一般亡命客的革命道德堕落，一般公费留学生不努力，不自爱，就开始著《留东外史》，专对以上两种人发动攻击。”[2] 112并因此不敢写出真名实姓，故名“平江不肖生”。在第一回“述源流不肖生饶舌，勾荡妇无赖子销魂”里说：“不肖生自明治四十年，即来此地，……既非亡命，又不经商，用着祖先遗物，说不读书，也曾进学堂，也曾毕过业；说是实心求学，一月倒有二十五日在花天酒地中。近年来，祖遗将罄，游兴亦阑”，基本上可以作为“不肖”的含义[7] 2。然而在连篇累牍地描写留日学生道德堕落，专门勾引日本女子的无耻意象反复出现时，让我们怀疑这种描写是否构成了对那种投机钻营的留日学生的“攻击”，因为在展现这些无耻之徒的秽行时，叙述者又不由自主地进行维护，这两种矛盾的声音体现在作品隐含的情节模式上。 《留东外史》表层叙事如作者标榜，是攻击当年流亡日本的革命党人。作者一开头描述民国初年留日学生的情况是：“原来我国的人，现在日本的，虽有一万多，然除了公使馆各职员，及各省经理员外，大约可分为四种：第一种是公费或自费在这里实心求学的；第二种是将着资本在这里经商的；第三种是使者国家公费，在这里也不经商，也不求学，专一讲嫖经，谈食谱的；第四种是二次革命失败，亡命来的。第一种与第二种，每日有一定的功课职业，不能自由行动。第三种既安心虚费着国家公款，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就不因不由得有种种风流趣话演了出来。第四种亡命客，就更有趣了。诸君须知，此次的亡命客与前清的亡命客，大有分别。前清的亡命客，多是穷苦万状，仗着热心毅力，拚的颈血头颅，以纠合同志唤起国民。今日的亡命客，则反其事了。凡来在这里的，多半有卷来的款项，人数较前清时又多了几倍。人数既多，就贤愚杂出，每日里丰衣足食。”[7] 1并说，主要是第三种和第四种留日学生。小说中试图描写两个留日学生世界：一个是卑鄙、肮脏、淫乱、滑稽、荒唐；一个则是有正义感、富有爱国热忱。前者的代表是周撰，王甫察；后者的代表是吴大銮、黄文汉。 但是作品中的深层叙事却是隐含的两个重要情节模式：一个是中国男子对日本女子的性征服；第二个则是中国男子在武术擂台上对抗日本人的连连得胜。如果把它放在辛亥前后日中强弱关系的背景中，还是可以发现作者想要表达一种民族情绪，虽然这种情绪表现方式未必高明。 二、情节模式之一：“中国功夫”对抗日本/西方人的胜利 从好色却又任侠仗义的黄文汉身上，可以见到作者对他的偏爱，正是由于他以“中国功夫”对抗日本人的无畏。“为人颇聪明，知道两手拳脚”的留日学生黄文汉，有时也去上课，既好酒又嗜色，“与嫖字上讲功夫，能独树一帜”，他和臭名昭著的周撰合称“北黄南周”。他勾引女子的绝招是吹牛皮：“曾著牛皮学讲义万余言，内载有数十种的吹法，说是若能依法吹得圆熟，像中国这种社会只须一阵牛皮，就能吹上将坛，吹上内阁。”待女子识破他的牛皮，他则借口要挟：“或说要告知其父母，或说要宣布其秘密，使那女人害怕，服服帖帖地跟他。”勾引女子的招数被总结为“吹要警拉强”，要挟，耍赖，动武，吹牛[7] 22。 但是这么一个好色人物，偏有侠肝义胆，在日本人面前最有胆量对抗。作者着墨甚多的场景，就是黄文汉等人公然对抗日本人。 第四章讲到黄文汉和郑绍畋一起去找日本妓女，碰到两个日本兵，受到日本妓女的冷遇，黄文汉当即“一拳打跌了一个”，另一个“视黄凶猛，不敢上前”。正是“中国功夫”捍卫了“尊严”[7] 25。 第九章写到黄文汉教训日本警察。黄和郑二人在街上打着赤脚走路，被警察拦住。警察说：“难道你不知道法律吗？怎么敢公然打着赤脚在街上走？你们中国下等社会人打赤脚，没有法律禁止，既到我日本，受了文明教育，应该知道我日本的法律，不能由你在中国一样的胡闹。”黄文汉等警察来到近前，手一起，警察已经跌进了岗棚，爬起来拔刀欲砍，黄文汉一把按住他执刀的手腕，仰天打了个哈哈。作者不无夸张地描述，单只黄文汉那个哈哈，就“如鹄鸣如豹吼”，“如晴天霹雳”，警察那拔刀时的勇气，不知吓往哪儿去了。黄文汉不但几下就下了警察的刀，还振振有词地教育了一番：“你这种不懂事的警察，在我中国下等社会中也没有见过，你这种态度，莫说对外国人不可，就是对你日本人也不可。你今晚受了我的教训，以后对我们中国人，宜格外慕敬些才对。”[7] 60 日本陆军少尉中村清八拜访黄文汉，中村有意挑衅，“穿一件白纱和服，并未系裙”，见客而不系裙，很不礼貌，他是专为显示日本的强势地位，羞辱黄文汉。中村问道：“贵国是清国吗？”黄：“不是。”中村：“日本吗？”黄：“不是。”中村：“那就是朝鲜了。”黄：“不是。”中村：“哪里呢？”黄正色道：“是世界各国公认的中华民国。”接着，黄文汉又款款说道：“我看世界上的国家，最危险最没有希望的就是你日本。你还得什么意！我是个中国学生，你是个日本军人，彼此风马牛不相及，要寻人闲谈消遣，未尝不可，只是须大家尊重人格。什么话不可说，何必拿着国家强弱来相较量？如定要争强好胜，我们不在疆场，就只有腕力的解决。”结果吓跑了中村清八[7] 106-108。 第三十三章写黄文汉和日本人比试剑术、拳术、射箭，大获全胜。其实黄的得胜全是因为规则和招数不同，如用中国拳术胜了吉川的剑术和今井的柔道，作者并不管这“胜利”的水分，反倒对黄文汉的“胆识”有几分欣赏[7] 292-293。 黄文汉观看“相扑”，受激比试，并不用实力，而是中国功夫加上一点中国“智慧”。小说很精彩地描写了得胜的关键——腰带的奥妙。第一场比试，黄文汉先是“使气将肚子一鼓，那腰带直陷入腰眼里去了”，使日本大汉抢不着腰带。第二场，黄文汉不得不按照比赛要求，将腰带松松系上，却“虚系在腰里，并未打结”，大汉抓到了腰带，腰带却早离了黄文汉的腰。第三次，黄文汉被日本人亲自系了腰带，却又用中国拳术躲过，并露了一下脚上功夫，让一根灯柱掉下一块，众人心服。黄文汉虽然脚上受了大创，精神上却觉得异常愉快。因而再次大获全胜，为中国人争了面子。正是这样一个总是在个人武力角逐中，大获全胜的黄文汉，捍卫着个人/民族尊严[7] 422-423。 双十国庆，黄文汉等聚众喧哗，骚扰邻里，日本人前来质问。他却义正辞严：“今日十月十日，是敝国的国庆纪念日，敝国脱离数千年的专制政府，新建共和，国庆纪念的这一日，是应该竭欢庆祝的，虽在他人国内，只要没有妨害治安的行动，旁人安得加以无礼的干涉！”舌战前来质问的日本人，又获胜利[7] 587。 这样一个颇有豪侠之风的黄文汉，对于女人却是喜新厌旧，只有“欲”而无“情”。对女人颇为随意的黄文汉，后来碰到委身于他的日本妓门出身的圆子，却表现得有情有义，更显得“英雄多情”。他并不是正人君子，在电车上对粉妆玉琢的胡女士借机“揩油”，就显得这是个无视儒家规范的侠客式的“英雄”。 叙述者一再让会几下中国武术的中国留学生在擂台上以个体的拳脚功夫战胜日本人和西方人，若和中日战场上国人的失败体验联系起来，这就颇有意味。我们看到，在叙述者的视野里，在个体中国人对个体日本人或西方人的角逐比试中，“中国功夫”的个体胜利，想象性地解构掉了中国在战场上的集体失败经验。在叙述者的这种民族情绪支配下，黄文汉的不务正业、好酒嗜色、狎妓出游等行为，都因为在和日本人的对抗中显示出的民族尊严，从而减弱了道德谴责的意味，反倒因此具有“侠”的特点。 侠，是在与儒道法墨等中国文化基本要素的交互影响中形成的一种个性气质以及行为方式。作者不厌其烦地描述黄文汉的任侠仗义，不畏日本人的强权，正是突出其侠客精神——要求在现实社会中获得正义、公平和自由。在中国历史上，侠一度活跃于民间，肩负着下层百姓的社会理想和正义之气。黄文汉基本符合这一人物类型的特征，他精通中华武术，对女性抱随意态度，但又重情；为人行事只遵循自己的道德原则，特别是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比如他好酒嗜色，是个酒色之徒；却又故意无视日本人的法规，故意赤脚走路，双十节聚会喧哗，我行我素，并能或以武力或以智慧得胜。再如和日本兵争风一场，两个日本妓女怠慢了他们，黄文汉主动挑衅，“日本又不像中国，可以借势欺人”。因为他深知，“日本有身份的人顾忌名誉。”所以，日本兵只有吃不讲名誉的中国人的亏，黄文汉不仅让他们不能“独揽”妓女，而且还讹诈他们一顿饭，让他们一块儿吃饭做东，甚至抢夺了他们的外套，方才了事。最终两个日本兵连连道歉：“算是我们错了，我和你赔不是，以后再不敢惹你了。”[7] 25-26在作者看来，虽然黄文汉的敢作敢为有一定的无赖成分，但因对手是日本人，就显出“强悍”和不惮强者的侠气来，而且对手是日本人，黄文汉简直就成了一个民族英雄。 《留东外史》续集中的萧熙寿，也是愿为中国人争一口气的侠义之士。他路过三崎座，看到广告牌上写着“六国大竞技”，有“英、奥、意、葡、美国力士团共十二人，来日本与柔术家大竞技”[8]，就想，应该有中国人参与。于是自荐参加，但是比试中，却屡屡被日本人诈称“犯规”而无法战胜。但是其主动参与的热情，和日本人对他的限制与惧怕，充分说明了中国人“必胜”的实力。 官场腐败，国家积弱，作者一腔民族不平之气只有寄于个体身上，每当个体的中国人无论运用什么手段，和日本人对抗得胜，都意味着对中日甲午战争失败的颠覆。黄文汉利用舌战和中华武术上阵均取得胜利的故事，表明了作家强烈的受到压抑的个人无意识。精神分析学派认为，艺术就是凭借幻想来满足自己的愿望，文学就是作家的一场白日梦。弗洛伊德将幻想解释为：“借着幻想来满足自己的希望/祈求，艺术即是一种典型的代表。”[9]“艺术家原来是这样的人，他离开现实，因为他无法做到放弃最初形成的本能满足。在想象的生活中则允许他充分的施展性欲和野心。”[10] 正是作者在留日期间遭遇的身份认同危机，才使得他把弱势民族身份的抑郁之气投射到文字中，完成白日梦中的想象性宣泄和释放。 三、情节模式之二：中国男人对日本女人的性征服 《留东外史》把日本描写成一个充满卖淫风气、道德低下的国家。如留学生周撰说，“日本女子有种特性，只怕不能时常看见。凡得时常看见的，只要自己不十分丑陋，就没有弄不到手的，除了她丈夫朝夕守着。”[7] 8还吹嘘道：“不吹牛皮，我在日本，除非他皇宫里没有去嫖过，余都领略过来。……殊不知那淫卖国的根性，虽至海枯石烂，也不得磨灭。”[7] 112借人物邹东瀛说：“日本是个有名的卖淫国，要说绝对不曾卖过淫的，恐怕寻遍了日本，也寻不出一个来。”[7] 65借郑绍畋之口，说出日本是世界上公认的卖淫国，日本女子只有“卖淫、当下女、充艺徒、做苦工”[7] 65几种。这样读解日本文化，他们是为自己的“嫖”做辩解：“贵国不是从有留学生，才有淫卖妇的；是留学生见贵国有淫卖妇可嫖，才嫖的。”[7] 85“日本人具有一种特性，无论什么人，只要有钱给他，便是他自己的女人姊妹，都可绍介给人家睡的。”[7] 112并且，诬蔑日本著名女子教育家下田歌子，以“当淫卖妇为女子第一要义”[7] 112教育日本女子，才是最有效力的爱国；这不啻为对日本文化的刻意扭曲。正如鲁迅引述日本汉学家安冈秀夫对《留东外史》的看法：“安冈氏又说，去今十余年前，有称为《留东外史》这一种不知作者的小说，似乎是记事实，大概是以恶意的描写日本人的性的道德为目的的，然而通读全篇，较之攻击日本人，倒是不识不知地将支那留学生的不品行，特的费了力招供出来的地方更其多，是滑稽的事。”[11] 这种对日本文化的读解全然不能当真。 仿佛正是日本的不良风气，才使得他们这般留学生玩物丧志，如有人叱骂周撰：“女人本是两脚狐，一入女人完事无；可怜祖国苍生血，供养倭姬叫不敷。”[7] 123留学生们多将日本比作一个专事勾引中国男子的狐狸精，在钻研“嫖学”，争风吃醋，甚至在彼此叱骂、描述中国留学生为了吊膀子、千方百计勾引女子的种种不堪的同时，他们还葆有道德上的优越感。仿佛好端端的中国精英，一到了日本，就全然不知廉耻，不仅互相探讨嫖学，取经钻研；而且还干尽了欺诈、勒索、撒谎、反目为仇等等丑剧。尽管如此，还对日本充满了大国文化的优越心态。这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是一种道德文化；在他们眼里，既然日本是个道德低下的国家，那么它虽在战争中战胜了中国，但是在道德上却是居于下风的。 小说里随处可见的是，中国男留学生偶然遇到一个相貌可人的日本女子，便设计如何吊膀子，无非花钱、赠物、眉目传情等，最终以肉体结合为结束。作者并不属意进行性描写，而是津津于“吊”的过程，一旦说到两厢情愿地相与相从，也就戛然而止。综观全书，比比皆是这类故事，男留学生多冒充有钱的官员或者阔少，引动日本女子的虚荣心，从而很容易使男学生达到目的。这是个空前的没有歧视和不平等的世界，一方是有着翩翩风度和留学身份以及可观资财、归国后“好位置”的中国留学生，一方是色艺双全的日本佳人，实际上就是钱和色的交易，并由于“中国”在此是财大气粗的男性主体，“日本”在此是图谋以美色换取终身保障的女性客体，作者的津津于此类雷同故事，不能说没有民族情绪在想象中的胜利，尽管这种“民族情绪”是何等的狭隘和幼稚。 虽然男留学生吊到手的日本女子多是暗娼和妓女，并非良家女子，但是却减少了对其荒唐和欺骗手段(比如厌烦之后，就弃之而去)的道德谴责。周撰最先勾引到的松子，其实是假扮女学生的暗娼。黄文汉的圆子，也是妓院出身。当然也有良家女子，男留学生为其美色所流连，往往多费工夫，但总能得手。比如张孝友，一掷千金地摆出阔少姿态，无奈波子乃良家女子，就一心想只有通过结婚，才能得到波子。花得无钱了，就“拟了个病重的电报”，向家里要钱。直到最后因为没钱而心急如焚，就不辞而别。王甫察将纯洁无辜的藤子骗到手，一去不返。如果说，中国男子的所谓“尊严”和体面，已经在中日战场上的挫败而丧失殆尽，那么只能通过勾引日本女子获得肉体欢娱，证明自己的性别特征尚存，获得心理满足，那么这只能反证“中国”的孱弱。实际上，在中国男留学生和女子(尤指日本女子)的关系模式中，中国男子因为相貌齐整、挥金如土而赢得女子们的青睐，又恰好说明“富有”之于贫穷、强之于弱的支配关系指涉着的主体地位，要靠“富有”和“强”的手段才可能获得。 从叙述者对女性的描述看，无论中日女子，一律是中国男人的色欲的目光下注视的对象。日本女子或是天生淫荡，以勾引男子得钱为生；或者是纯情易骗，一旦失身或爱上男子，便忠诚不贰。中国女留学生则也是或淫荡，如讲革命的新派人物胡蕴玉，以玩弄男子为乐；或是头脑简单、容易上当，如陈蒿。从对女性形象的塑造上，可以看出作者出于男权中心的思想观念，对走出家门的新女性有刻意丑化的痕迹。她们的世界只是男人，而中国男人的世界才是民族国家。这样，他们勾引日本女子，就有了民族英雄的快意，如周撰向陈蒿解释他从前对松子的欺骗，只强调她是个日本淫卖妇，就得到陈蒿的谅解。 留学生的种种丑行，除了研究吊膀子的嫖学之外，肉体之欢是他们的留学目的，他们的“聪明才智”几乎都用在“嫖”上，为此而不惜欺骗和出卖朋友，并引以为荣。比如王甫察，同乡生病住院，他却借机勾引护士，并偷窃藏匿死者的500元汇票；谎言欺骗好友吴嘉召，得到钱后，又去荒唐；摆派头骗了旅馆200块钱，甚至在欺骗相好的妓女梅太郎并得了她的积蓄后，又去骗嫖梅太郎的姐姐多贺子；最终，使得贞洁的藤子也成了囊中物，又一去不返，可谓天良丧尽。性的意义本身就是一种文化体验，它一方面表现为人在现实生活中的自我感受方式，另一方面又表现为个体的生存状况与文化实践形态之一。小说对他们的肉体之欢并无细节描述，更无隐喻化的曲折叙述，可见作者的本意不在于此，而是对如何费尽心思勾引女子上钩的过程详加描写，一旦大功告成，最多加一两句“交颈叠股”，这段故事就告一段落。 作者在着力批判留日学生们性道德的不轨时，隐隐有某种赏鉴倾向，对男性之于女性的占有和玩弄有一种快感，仿佛证明了自身的价值和尊严，女性被玩弄和欺骗后还恋恋于他们，更加强了中国男子的“尊严”和价值，加强了他们的自恋妄想。他们勾引女子时的互相拆台，竭尽欺骗为能事，见利忘义才是作者不露声色地批判之处。他们显然不是君子，然而偏偏中国的政治命运掌握于他们手中，回国后这帮留学生多是政府官员，作者对当下政治的失望可见一斑。 在巴赫金的狂欢诗学里，由于性和肉体的欲望具有潜在的颠覆性和解放性，它属于狂欢节的一部分，在狂欢节的特定时空之内，人们得以从现存的权力秩序中摆脱，一切既有的等级、限制、规矩均得以消除。从这个意义上，《留东外史》里留学生们沉溺于肉体之欢，不务正业，也具有颠覆日本之于中国的强/弱等级关系的含义。其实，黄文汉们貌似得胜的策略，诸如强词夺理，以无赖哲学对抗讲身份、讲规则的日本人，又何尝不是狂欢节的逻辑呢。如果抛弃作者对女性赏玩心理的负面倾向，从中国男子之于日本女子的关系上着眼，这些“嫖学”故事是和晚清以来的专写妓院生活的狎邪小说有所区别的。它隐晦地折射了中国男子的“大国”自居的心态，因无力改变积弱事实，只有性的消费和对女人的占有和征服才能使这些在疆场上失败的中国男子变成自我想象的“英雄”，想象性地释放出对民族国家无所认同的心理焦虑。 四、《留东外史》对作者转向武侠小说的启示 《留东外史》里时常纠缠着两种矛盾的声音：一方面在批判这些不务正业，只讲吃喝嫖赌的留日学生的恶行；另一方面对他们在日本人面前表现出的“民族气概”表示嘉许。在叙述者看来，他们留学日本，却不学无术，以勾引日本女子为主业，是不折不扣的流氓；然而叙述者又觉得这种玩弄的女性对象是当时为中国带来民族危机的日本人，因而这种不择手段地勾引和抛弃，玩弄女性的伎俩反倒因此而具有民族主义的“英雄”感。于是乎，我们看到男权意识形态中男性之于女性的支配关系，个体的武勇战胜另一个男性个体的武力竞技关系，都和积弱的中国与空前强大起来的日本之间的关系画上了同构的等号，似乎挑逗、玩弄日本女子(包括妓女)为快的“嫖界”故事，似乎男性个体胜利于擂台上的打擂故事，都使得在甲午战争中战败，在日本人面前抬不起头来的中国男子(无论是主人公、作者，还是男性为主的读者)在文本的想象性空间内获得了写作快感和阅读快感，仿佛日本之于中国在现实中的强势关系一下子为此颠覆。 这种矛盾的叙述声音暴露出作者那种压抑已久的个人无意识，即强国保种的主题思想，这一动机支持着他的创作迅速转向，并能够在得到主流文坛认可的情形下迅速走红。 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说：“《留东外史》出版后，销数大佳，于是海上同文，知有平江不肖生其人。”[2] 112但是转向武侠的向恺然并不只是将《留东外史》带给他的“名”作为畅销小说家的资本，而且保留了其中的风俗描写技巧。和主流文坛对《留东外史》的批判不同，沈从文曾对《留东外史》的记人记事描写技巧大加称赞：“辛亥革命的大动力，为留日学生和新军。(中略)至于记叙这个时代留学生的种种活动，写得有声有色，人物性格背景突出，‘五四’前最有号召力一个小说作品，实应数湖南新化人‘平江不肖生’向恺然先生写的《留东外史》。这个作品连缀当时留日学生若干故事，用章回谴责小说体裁写成。一般来说，虽然因为对于当时革命派学生行动也带有讽刺态度，常常被人把它称为‘礼拜六’派代表作品，亦即新文学运动所致力攻击的‘黑幕派’作品之一看待。然吾人若能超越时代所作成的偏见来认识来欣赏时，即可知作者一支笔写人写事所表现的优秀技术，给读者印象却必然是褒多于贬。且迄今为止，即未见到其他新作品处理同一题材，能作更广泛的接触，更深刻完整的表现。”[12] 从题材角度看民国初年中国留学生在日本的生活状况和心理状况，该书确是当时独一无二的。单看小说中把有异域风情的日本人的生活习俗描写得生动、鲜活，就是一大长处。如认为《留东外史》既可以“真实的了解部分留学生的生活实况”，又“能从中了解海外有关国家的社会生活和民俗民风”，甚至补充了日本人“对本国的若干民俗民风的知识”[1] 430。中国小说里的外国，在《山海经》、《西游记》、《镜花缘》等作品中均有过描绘，但多是运用夸张、虚拟的笔法，王韬笔下的外国还不脱海外仙山的痕迹，《孽海花》里的欧洲，缺乏生气，而《留东外史》却以写实地描绘异国风情而赢得众多读者的欢迎。 比如第十三章写黄文汉去找旧相识艺妓千代子，唱日本歌曲《浪花节》和《追分曲》。黄文汉介绍《追分曲》“在明治维新以前，越后箱根的交通不便，那旅行的人，都骑着马翻山越岭地走，马夫……信口编成一种歌，发抒自己的郁结。……(有一支)是运用反写，说一见北山的雨，便想到越后的雪，我那越后，就是夏天，也是有雪的，……虽是流泪舍不得，于今则想起越后的风，都是讨厌的……意思却是舍不得越后，故一见北山的雨，即触动了他自己的乡思。”只听黄文汉弹着三弦，唱到：“北山正下着濛濛细雨，越后却已是白雪飘飘。即使在夏天越后也有雪。离开越后时，我依依不舍，挥泪惜别。如今则想起越后的风也讨厌。”[7] 100-101读者一下子领略到浓浓的日本风情，并对日本的传统音乐有所了解。 《留东外史》既没有给平江不肖生带来文坛的美誉，也没有带来现实的好处，据说因为得罪了书中的原型人物，做了官的“人物”使得向恺然一度没有安身之所。但是职业作家对于市场的敏锐嗅觉，使得他迅速从备受压抑的个人无意识中寻找到和主流文坛以及市场大众的契合点。 在《江湖奇侠传》中，作者弃绝了精英文化深恶痛绝的人性恶的描写，而保持并加强了风俗描写，湖南的民风民俗是其中一大看点，并且延续了中国读者接受神怪小说的审美习惯，将武侠小说神魔化，一时间竟成洛阳纸贵。据郑逸梅《武侠小说的通病》说，当时“那个付诸劫灰的东方图书馆”里，《江湖奇侠传》竟然被翻得“书页破烂，字迹模糊”，不得已一度购买新书14次，可见其风行程度[13]，但此后的《近代侠义英雄传》，则绝对地反感侠客对女人用情，仿佛正如作者在《江湖奇侠传》第88回中声称，对于习武的人来说，“越是不近女色越好”。作者的题材转向可谓更加纯粹了武侠小说作为“淫词艳曲”的对立面的类型身份。男女之欲一度是武侠小说家描写侠客修道行侠的障碍，也是被市民读者认可的武侠小说类型的要求。我们通过对《留东外史》的分析，可以发现从蒙羞“嫖界指南”骂名而转向为武侠小说的向恺然，弃绝描写男女之欲，而保留了武术救国强种的主题思路，从而受到广泛欢迎，使得平江不肖生终于赢得市民趣味和精英文化的共同认可，而成功打造出近代武侠南派小说的领袖地位。这一个案也从另一个角度反证出精英文化接纳通俗文学的价值原则，仍然是将其置于民族救亡的宏大叙事结构中来评价。 【参考文献】 [1]范伯群主编. 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上卷[M]. 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9. [2]张赣生. 民国通俗小说论稿[M]. 重庆：重庆出版社，1991. [3]叶洪生. 论剑——武侠小说谈艺录[M]. 上海：学林出版社，1997：89. [4]不肖生. 大刀王五、霍元甲侠义英雄传[M]. 长沙：岳麓书社，1984. [5]陈平原. 千古文人侠客梦——武侠小说类型研究[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 [6]周作人. 沉沦[M]//自己的园地. 天津：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61. [7]不肖生. 留东外史[M]. 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1998. [8]不肖生. 留东外史续集[M]. 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1998：44. [9]弗洛伊德. 图腾与禁忌[M].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10. [10]弗洛伊德. 弗洛伊德著作选[M].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54—55. [11]鲁迅. 马上支日记[M]//华盖集续编.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317. [12]沈从文. 湘人对于新文学运动的贡献[M]//沈从文文集：第12卷. 广州：花城出版社，1984：194. [13]陈颖. 中国英雄侠义小说通史[M]. 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185. 作家作品研究 原载：《西南师范大学学报》2006/06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