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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的《少林寺》，看得很懂，李连杰演的小和尚有情有义，打动了包括我在内的万千观众。近日看了《新少林寺》后，虽然本人还从事电影方面的教学，却看不懂这部电影。《新少林寺》和新世纪以来的一些中国电影如《赵氏孤儿》《色戒》《南京！南京！》《英雄》一样，在心理和精神上患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面对强权心里很怯手里很软，最后的结果是奴隶爱上了奴隶主，或者说羊爱上了狼。所不同的是，《新少林寺》更加支离破碎、漏洞百出，让人看不懂它为何以这般面目被设计出来。 看不懂的首先是人物性格和人物关系。这部电影的主要人物说不上有自己的性格逻辑。军阀侯杰上句还说要珍视与宋虎的兄弟情谊，并扼住口出不逊的曹蛮的喉咙，但转眼就要设宴杀掉宋虎。另一个军阀宋虎，前面在登封街道上遇到侯杰时还言语粗鲁，但在宴会上侯杰表示愿意结为儿女亲家时，却大受感动，当即表示要全城相让。更匪夷所思的是，被侯杰一枪打翻在地、奄奄一息的宋虎，却在地上艰难地劝侯杰“还不快走”。但这些与结尾侯杰和曹蛮的斗法相比，却是小巫见大巫了。明明曹蛮已经背叛了自己，与洋人沆瀣一气杀害了包括自己女儿在内的很多中国人，皈依佛门的侯杰却不忍对之痛下杀手。不仅如此，侯杰在曹蛮就要命丧黄泉的边缘，对之援手救了他，理由是“是我教坏了他”，所以大加忏悔反复求其“醒醒吧”。这样的角色关系设计，凸显了佛理却泯灭了人性。 看不懂的还有影片中少林寺与军阀们的关系。作为武侠类型之下的亚类型，以往少林题材电影的主题多被设计为惩恶扬善，少林寺也因此成为正义的化身。少林僧众虽然是出家之人，但在国家民族面临危境时依然心怀天下，挺身而出。李连杰版《少林寺》就是这样一部电影。但《新少林寺》让我们感到，少林寺好像有专门收容、改造军阀们的癖好，成了人性教育的高等院校。在这个少林寺中，“佛性”高于一切，超越是非善恶，高于百姓生死和民族大义。三个邪恶残暴的军阀霍龙、侯杰、曹蛮一旦和少林寺搭上关系，纷纷都变成或将要变成好人。作为第一角色的军阀侯杰，从坏人队伍中来，却变成了有佛性的大善人。侯杰的佛性又让作恶多端的曹蛮灵魂深处爆发革命，成了陀斯妥耶夫斯基笔下的拉斯科尔尼科夫，并严肃地思考着“这一切是为了什么”，似有投奔佛门的迹象。但这样的结尾使得文本结构大厦轰然倒掉，瞬间解构了整部电影的意义，并且使之成为滑稽闹剧：既然军阀们几乎都变成了好人，编导们舍不得在影片中让他们毙命，那被他们杀害的那些无辜的老百姓就白白死了吗？军阀曹蛮在电影中端着机枪向监狱中的老百姓狠狠扫射的画面，委实令人难忘。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不仅是生活常理，也是艺术伦理，类型影片更应注意其表述的意识形态应符合大众的伦理道德观念。在希区柯克的《迷魂计》中，虽然女主人公是受雇被动参与谋杀，但在爱上男主人公的情况下，希区柯克还是安排让她跳楼自杀了。因为不能让观众走出影院的时候，感觉到罪犯还在逍遥法外。在《班尼与克莱德》《末路狂花》《精疲力竭》等经典影片中，虽然主人公的遭遇颇有令人同情之处，但既然他们杀了人尤其是无辜者，那他们的死亡结局就是注定了的。而在《新少林寺》中，杀人者不仅可以逍遥法外，还可以躲入佛门和佛性，逍遥于道德情理之外。 “商业影片”并不内含着可以胡编乱造，也要有自己的真实社会历史背景。民国初年，军阀横行、帝国主义殖民势力、封建官僚，都是造成人民灾难深重的原因。《新少林寺》以空泛的佛性佛心让少林寺与军阀混为一家，在艺术上亵渎了少林寺文化。少林题材电影作为具有中国特色的一种电影类型，本应张扬少林寺文化精神，但《新少林寺》中的首要角色却不是少林寺中人，而是一个劣迹斑斑的外来户军阀侯杰。虽说影片中少林寺内的许多小僧做“侠盗”周济过不少穷人，并且方丈和大师兄都被曹蛮害死了，但也改变不了军阀侯杰唱主角占尽先机所形成的叙事惯性。类型电影应该遵循“问题—解决”模式，戏剧冲突是类型模式的基础。《新少林寺》是一部杂拌电影，类型归属模糊不清。其角色构成应该分为四个部分：僧人、军阀、洋人、穷人。洋人在这部戏中没有真正参与叙事，只作为概念化的大反角。文本主要情节实际上是军阀之间的内斗，“少林寺”只不过最后打了个圆场，很有“帮闲”的嫌疑。从叙事目的来说，这四个部分之间并没有建立起合理有效的二元化核心戏剧冲突，影片主旨似乎是少林寺团结军阀反对洋人。在片末，少林寺和侯杰、曹蛮等军阀们几乎合成了一伙，而洋人们最后炮击少林寺并没有文本情节结构方面合情合理的艺术说服力。电影的主要戏剧矛盾都没有确定，也就谈不上最后问题的真正艺术解决，其文本意识形态也就成了一本糊涂账。 原载：《文艺报》2011年01月26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