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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2011年贺岁档放映的中国电影，在好莱坞大片缺席的情况下，票房收入已从上年的全面失守中杀出重围。由此折射出中国电影在本土化、多样化、商业化，原创性、技术性及导演个性品质彰显等方面，都有较明显提升。中国贺岁大片似乎第一次以如此强势阵容呈现在观众面前。 面对这份成绩单，固然有理由让人陶醉，但若以作为中国电影合适标本的贺岁大片进行剖析，却无法掩盖中国电影存在的趋向性问题，也无法遮蔽人们对中国电影现状的认识。 人文关怀孱弱 现实题材缺失 无论世界还是中国，举凡电影史上留名的佳品，大都是体现人文关怀、反映现实主体精神的力作。 如果说文学是人学，电影就是将文学通过现代声像的技术手段高度戏剧化了的“人学”，所不同的是，电影是一种更为感官化、直觉化、大众化的艺术，因而更须考虑“以人为本”的使命和引导受众的责任。因为电影的特性已经规定了电影的使命：不能脱离人文关怀；应当注重连接现实。然而，综观相继登场的《大笑江湖》《赵氏孤儿》《让子弹飞》《非诚勿扰2》《新少林寺》和《武林外传》等大片，总括中国电影现状，恰恰表现出人文关怀的孱弱和现实题材的缺失： 《大笑江湖》和《武林外传》，无异于胡编乱造，剪辑混乱，风格杂陈，笑料俗套的乱炖；《赵氏孤儿》在导演颇为纠结的人性化另类解读的“二元”思维指导下，使剧本产生了先天缺欠，人物的性格和行为有悖于历史的逻辑；《让子弹飞》充满荒诞与狂野，其影响、力度、票房、个性化气质虽都令人刮目相看，但为了“站着也能把钱挣了”，粗野的台词、血腥的场面、恶俗的搞笑，可谓无所不用其极；《新少林寺》借助一对噬杀成性的军阀“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故事，推演“魔可成佛”的“教义”。这看上去很美，实际却是对人性的无厘头演绎及对佛家慈悲精神的妄断与亵渎；《非诚勿扰2》倒算是目前“编”技较好的一部影片，借助冯小刚于插科打诨中融入的别样智慧，王朔在嬉笑怒骂时挥洒的另类深刻，形象反映出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历程和人们的心理变化，还调制出了适于大众品尝的电影口感。但该片虽然在心理与精神上折射出社会大众存于心底的普遍情绪，却也非现实主体生活和主流精神的表达。 与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我国的文学状况相类似，作为承载道德和教化作用的电影，已经从以往的宏大叙事逐渐转变为碎片化的解构主义，谢晋“模式”现实主义的叙事方法和审美理念的被全面剔除，不仅没有使创作理念更加扎实、更趋完善，反而致使一些编导演热衷于闭门造车、脱离现实的努力，甚至更乐于从后现代主义和新历史主义的角度来分拆和重构主题。 当然不能要求所有的电影工作者都倾力于现实题材，但作为整体的无意识，某种倾向就会立现端倪。横看，好莱坞大片几乎无一例外地传递着美国精神和人文价值观，就连《阿凡达》这样技术性极强的电影也始终自觉执守奉行，而在全球瞩目的奥斯卡评奖中，最终却输于直接关注现实的《拆弹部队》；纵望我国上世纪30年代有左翼精神，40年代有抗战情怀，50年代有社会主义建设精神，60年代有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70年代有革命英雄主义及红色情怀，80年代有改革开放豪情，90年代后也不乏人文精神对现实的观照。然而过了新千年，当我们在经济上逐渐走向强国地位时，精神对现实的观照反倒出现空档，而戏说历史、拆解经典、嘲笑崇高、讥讽道德、放弃责任、恶俗搞笑的片子却屡见不鲜。应当看到，每一次电影的放映，都是一次观念的输出，都关乎社会道德意识的确认，国民素质的培养，主流价值观的提升，甚至是国家文化安全与美学工程的构建。如果文艺工作者缺乏“文以载道”、“寓教于乐”的自觉，又怎能关注大众需求，回应大众关切，并让中国电影走向世界，实现电影强国之梦呢？ 放眼近些年的电影市场，像《唐山大地震》体现对人的心灵及生存际遇关怀与关注的电影凤毛麟角，像《建国大业》再现历史的主旋律片子亦屈指可数，而全面取宠或曲意奉迎的山寨文化流行，戏说、谐仿、恶搞乃至低俗闹剧大有方兴未艾之势；由于“娱乐至上”、“搞笑有理”的导演理念盛行，因此产生了票房“好看”却未必精神“看好”的怪现象。这既是编导者追求票房媚俗逐利产生的结果，也是社会心理需求转化为市场需要的征兆。 鉴此，如何引领社会走向昌明，引导人们向往文明，确应成为艺术家肩负的社会担当，而决非空话。正如鲁迅所说：文艺家不是“大众的戏子”，而是“引路的先觉”，“若文艺设法俯就，就很容易流为迎合大众，媚悦大众。迎合与媚悦，是不会于大众有益的。”因此，只有面向神性，才更有人性，既要脚踏实地，也要仰望星空。艺术家假如丧失“精神向上，人性向善，艺术向美”的自觉与自律，在面临道德感、价值观剧烈冲击之际进退失据，以至推拒现实，逃避责任，承担不起对社会、对时代的反思，那将是可悲的。只有避免庸俗化、空心化以及单纯“技术化”倾向，中国电影才能捡拾回应有的尊重与信誉，并能真正扩大可持续的市场需求。 景观崇拜过甚 明星用度透支 由于缺乏讲好故事的过硬本领，又要吸引观众的眼球，因而肆意铺陈视听景观，几乎成为导演的不二选择。反思2011贺岁档影片，不难发现两个共同卖点，一是制造景观视听，一是过度使用明星。 一方面，无论电影本身，还是贴片广告，都刻意追求所谓的影像奇观，于是，银幕上光怪陆离，影院中沉雷滚滚，很有“春晚”那些扯着脖子赚掌声的小品味道，但由于缺乏格调和情怀，历史与人物往往降格为道具，思想与内涵变成悬空之物，视听便沦为纯粹的“空心化”消费。 另一方面，为了追求票房，高额投入，致使明星大腕使用透支。此况略加清点，便可一目了然：2011贺岁档大片中居然出现了3个葛优，2个刘德华，2个黄晓明，2个范冰冰，2个姚晨以及2个廖凡的“扎堆”局面。 选用演技好，有票房号召力的明星既讨巧又保险，但这也真实地折射出中国电影界竞争白热化、人才断档的尴尬局面。这样过度消费明星，又怎能避免中国电影的同质化和观众的审美疲劳。 我们并不否认中国电影正面临票房为王、技术狂欢的时代，但张艺谋虽然也热衷铺陈景观，却敢于推星的做法未必不值得借鉴，如果仅以明星多寡，景观大小，炒作强弱来衡量一部电影的优劣，这对中国电影来说未必是好事。 以票房称雄 取宠意在逐利 从流行文化占据消费主导地位的社会现实看，我们当然不能以远离大众审美需求，放弃文化的消费市场为代价来构建小众艺术的宫殿，也不能为某些编导的孤芳自赏寻找借口，但是，即便我们承认电影具有商品属性，也决不能把它等同于一般商品，因为电影的终极评判标准首先是艺术，是文化，是情怀，然后才是商品，所以我们才应将坚守艺术品位，提升精神理念作为中国电影的美学品格。 如果电影人既不脚踏实地，也不仰望天空，而把商业利润作为自觉追求，片子拍得越来越缺乏格调，越来越缺乏独立思考，这样只能导致出现电影票房暂时攀升，信誉和口碑却不断下滑的悖论。仔细分析2011贺岁档的票房收入，有多少出自观众真正的喜爱？有多少只图看个热闹与究竟？有多少源于仅作饭后谈资？ 回望2011贺岁片，票房收入虽略高一筹，但是论口碑，论诚意，论信誉，有些是差强人意，乏善可陈；即便论票房，在好看的成绩单下面，恐怕也是“几家欢乐多家愁”。例如由于资金所限造成的宣传不到位，排不上档期的那些中小成本电影，不是被无情地“淹没”，就是可怜到只能配当“枯叶”，造成电影资源的极大浪费；若论及利润，50余部影片争抢贺岁档饕餮盛宴的结果必定是僧多粥少，盘满钵满者已然屈指可数，所获利润怕也难与地产业或高价拍卖的单件艺术品匹敌；若论观影人数，倘被高票价一除，有哪部能堪比《周恩来》(在2元票价的年代，创造了2.7亿元的票房)，《少林寺》(在票价以“毛”计数的时代，票房过亿)，虽然时代不同了，但相比之下存在的差距，还是应该做到心中有数。贺岁档期间出现的“挪票房”事件则有力地说明：盛行“票房GDP主义”只能催生电影圈里的浮躁心态。 鉴此，冲破“全民皆票房”的迷宫，一方面，要求电影人在打造艺术精品的诚意上须持守自觉、自律意识；需要观众练就雾里看花的本领；另一方面，则须建立起独立于电影发行商的有真知灼见的评论队伍，引导大众在大片之外，观赏那些确有艺术水准、艺术品质和口碑的佳片。这样做，不但有利于培育相对稳定的观众群，调动惟恐血本无归院线的积极性，也更有利于我国电影事业的长期可持续发展。 软肋在剧本 原创仍乏力 纵观中国电影的质量与品相，归根结底还是要解决好剧本问题和如何讲好故事的问题，事实证明：那种只强调“电影是导演的艺术”的说法是片面的，有害无益的。 正如编剧王兴东所说：“剧作家掌握着电影产业的第一把钥匙，剧本作为创意产业的核心，是电影的根，是源，是本。虽然我们知道，导演是重要的，演员是主要的，投资是必要的，发行是需要的，但是，编剧是首要的。” 原创性写作，是作家感受生活、呈现生命力的本源体现，是他们体味现实、表达生存意愿、传递精神状态的手段。而电影，除了要具有文学性、社会性、哲学性、娱乐性以外，还要担负对观众心灵的抚慰、灵魂的净化、精神的皈依之责任。因此，影片制作者应首先重视剧本，打磨好剧本，在尊重原创的基础上改造发挥。否则，缺少文化、缺少诚意、缺乏情怀、缺乏修为的导演，只能做“一锤子买卖”，也只能离大师之路越来越远。 笔者认为，就我国目前的电影现状和观众的欣赏习惯而言，要紧的是编剧先写好故事，然后再由导演去讲好故事，有了准确的文化判断力和扎实的艺术底蕴，再去做3D或ND也不迟，或许，这才是对抗即将全面“兵临城下”好莱坞影片的明智之举。 原载：《文艺报》2011年02月23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