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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我国具有广袤的国土，东西巨大差距的百年现实给国人一个前理解：先天地认为西部落后、原始，没有文化。而我们西部的作家也用一种投机心态去迎合这种误读。外省情结或一种边陲感带来的极其的不自信导致严重的自我迷失，“迎合”成为了作家写作的主要内在冲动，他们迎合市场、迎合京沪批评家的审美趣味、迎合各种不同的误解。其实，如今的西部已不是清末、抗日时期的西部，今日的西部早已呈现出了多元文化的面貌，遥接汉唐的繁华，西部发生的巨大变化，远没有被外界所认识。由于历史、体制原因造成的文化话语权的大小，西部作家先天地有一种自我迷失后的类殖民心态，甚至成为他们的集体无意识，直接影响到他们的创作，这使西部文学走入了一个顽固的误区。 西部在世人的心目中，一直似乎就是野蛮、落后、混乱的所在，一直就是沙漠、戈壁、原始村落、长河落日。有些作家到甘肃省会兰州来，一张嘴就是这座沙漠中的城市，或者痛心地言说着兰州四面的沙漠是何其浩瀚。可是，兰州周围哪里有什么沙漠？火车从兰州往西沿河西走廊跑一天一夜，车外还只是戈壁与绿洲。那么是谁想像构建了这样的“西部”？一个大漠孤烟、土匪遍地的“西部”？除了非西部人的想像论述之外，本地作家的自我论述也贡献了很大的力量。我们西部的文学作品一直在竭力宣扬西部的暴力，张扬野蛮落后，进行夸大的荷尔蒙叙事。这种写作倾向导致了对西部长期形成的妖魔化、丑化形象。如红柯的长篇小说《西去的骑手》，就是张扬这种暴力文化（包括性暴力）的典型文本。但就是这样的小说却被京沪批评家捧为杰作，认为是弘扬了英雄精神。 英国有一位学者安德鲁·瑞格比在《暴力之后的正义与和解》（译林出版社2003）里对“以暴易暴”进行了深入分析，呼吁暴力之后，应该做的是坚持正义前提下的宽恕、和解。我认为这是一部非常好的学术著作。其实我们古代的哲学家，不论儒、道、墨、释、兵哪一家都是坚决反战的。当然，我们缺乏西方那种在正义前提下对暴力的宽恕文化，我们更多的是遗忘与复仇。红柯肆无忌惮地张扬这种血腥的暴力文化，我们的批评界为什么一片叫好之声？西部文学里还有许多作家的小说也有这种倾向，他们一落笔就是侠客、土匪、刀光剑影，似乎这块土地还是匪地，这儿的人民还是化外之民。杨争光曾经就是这样的一位作家。至于那种不健康的对性的描写，在《白鹿原》等这样的优秀小说也处处可见。那种夸张的变态的性描写，甚至是恣肆的不负责任的放纵，无论从道德层面，还是就小说的艺术而言，都是一种饮鸩止渴的选择。 不必讳言，相对于东部，整体的西部还是落后的，这种落后有文化的原因，也有经济的表现。但是西部其实是非常复杂歧异的，我们不说西南，就以传统的西部概念，即现在的西北来说，也是根本做不到整齐划一。这里既有强大的汉族文化，也有悠久的伊斯兰文化、藏传佛教文化；既有绿洲文化、农耕文化，也有草原文化；既有干旱的西海固，也有塞上江南宁夏中卫、银川；既有陇中之苦甲天下的定西，也有遍布美丽草原的青海湖；既有浩瀚的腾格里沙漠、塔克拉玛干沙漠，也有美丽无比的长江、黄河源头和巨大的冰川。可西部一到我们作家笔下，就只有落后、原始、野蛮、蒙昧，只有黄沙、戈壁、土匪。张贤亮大喊“我们就是要出卖荒凉”，其实他卖的并不是荒凉，而是文化，一种悠久的文化。贾平凹的散文《西路上》《通渭人家》，描写甘肃的河西和陇中通渭县，但表现出了一种极不负责任的写作态度。不管通渭还是河西，都是历史悠久的地区，人民生活可能艰苦一点，但精神状态、文化内涵并不像他写的那样不堪。一个优秀的作家完全可以批评落后的文化，但必须是以一种健康的积极的心态，而不是变相地羞辱当地人，或者只是宣泄一己的阴暗情感。我们的许多诗人在写作着诗歌，可他们的诗根本没有人阅读，就连诗人群都不阅读。为什么？他们写的诗已经与别人、与劳动人民没有任何关系，他们宣称的所谓口语诗，其实只是口水诗、垃圾诗。西部文学的创作无论是沉溺于前近代农民意识的作品，还是准城市生活小市民意识，甚至市侩意识的文学，都无法真正代表西部，也无法画出西部人的精神、精魂。 我们知道，无论中国传统文化还是现当代文化，都缺乏对中国普遍存在的暴力文化进行宗教、哲学、人类学、社会学等等层面的深入研究与反思。我想这也是中国产生不了像《静静的顿河》《第二十二条军规》等那样伟大的战争文学的一大原因吧？雷达说，中国作家缺少一种人类意识、未来意识、科学意识。王蒙说中国为什么没有大作家，因为我们的作家自杀的太少。此话虽属调侃，其实也不乏道理。中国作家很会调节自己，那种鲁迅、屈原式的自我审判、拷问，那种陀斯妥耶夫斯基式的灵魂的忏悔、反思，在中国作家尤其当下作家中太少了。比如张贤亮的小说，也就仅仅满足于对自己一个人苦难的倾诉，而缺乏对“反右”、“文革”的深度思考，更缺乏对知识分子自身的责任追问。从《绿化树》到《青春期》，我们看到的是对女性的一种玩赏心态，根本缺乏健康的性观念。贾平凹的近作《秦腔》描写了农村近20年来的凋零过程，也写到了政府对农民的乱收费、乱摊派，及激发的农民反抗。可依然对这种凋零的深层原因没有触及，无法给人以震撼与阅读满足，倒是那种变态的恶俗情节大大增加了。 随着新世纪的到来，“恶俗”在西部小说创作中似有愈演愈烈之势。这可能与娱乐、消费成为时代的关键词大有关系，为了迎合市场，作家们拼命地恶俗起来。按照美国文化批评家保罗·福赛尔《恶俗》里对“恶俗”的定义：恶俗是指某种粗陋、毫无智慧、没有才气、空洞而令人厌恶的东西。恶俗就是将本来糟糕的东西装扮成优雅、精致、富于品位、有价值和符合时尚。其实，恶俗现象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的作家俯首听命于恶俗的摆布，不再追求有意义有价值的生活，似乎娱乐至死是我们最好的选择。是的，文学启蒙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可文学存在的理由应该不是助纣为虐、浑水摸鱼吧？ 缺乏形而上的哲学层面的思考，是我们西部文学创作的一大痼疾，也是西部文学出现今日现状的一大原因。我们的作家更多的是政策写作、消费写作，他们不再忠实于个人心灵，不再忠实于真实的生活。这种为外在诱惑左右的写作往往使作家完全异化成了“非我”的写作。比如目前很多的反腐败小说、乡村题材小说，都是如此。许多作品没有深入的挖掘，没有用思想的光芒去观照那陈腐的题材。西部小说描写农村、农民，一种是美化、圣化，如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一种是丑化、夸大西部的野蛮、落后。或者用一种猎奇的心态描写农村，如叶广芩的秦岭系列小说。她的这批作品虽然也有好看的故事，有传奇，有美丽的自然风景，甚至还有一种原始蒙昧的氛围。可到底还是一种外来眼光，呈现出的是有色眼镜下的虚假秦岭。读一篇还觉新鲜，读多了索然无味，论生活，论艺术，都欠缺很多。还如陈继明等人的民工题材小说，作家的声音完全压倒了叙述者或小说人物的声音，民工的真实被作家的虚假写作整个扭曲了。民工在他们的小说中只是一个道具而已，用来表达他们个人的一些想当然。《大漠祭》是比较忠实地写了西部农村的面貌的长篇小说，但对这种现象的原因没有深入分析，对现象的背后挖掘很不够。由于他们在描述现象时都忘记了“追问”，忘记了历史，作品不但没有厚重感、沧桑感，而且给读者一个误解：以为西部从来就是如此！其实就陕甘来说，这里毫无疑问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宋代以前这里是中国最繁华富裕的地方，经济发达，文化高度发展，丝绸之路从这里穿过，中西文化大碰撞，产生了许多优秀的文学作品。近代以来，外来文化从海上来，西部作为内陆省份才相对地落伍了。 正因为作家心态的不健康，浮躁投机的写作状态，及西部近代以来文化交流的严重不足，导致作家们整体素养达不到一个杰出作家的程度，所以，几乎绝大部分作家的创作宿命是写出一部好作品后，很快就从文坛消失了。有人形象地比作一口血吐出来，然后就彻底完了。少数作家虽然还在写作，但永远不可能找到那种感觉，甚至越写越糟。如新疆的董立勃，在《白豆》《烈日》之后，出版的几部长篇小说，可以说一部不如一部，到后来就成了故事梗概。他发表的中短篇小说，大都是自己长篇的缩写或截取。我在一篇文章中说他是“自我寄生性写作”（包括写散文的刘亮程）。甘肃也有几位作家遭遇了同样的命运，早就退出了小说界，去写一些散文，或已经不动笔了。这批人主要是靠生活、经验写作，本来在艺术上几乎没有什么创新，大都是西方小说或前人小说的模仿版。因为有独特的生活经验，所以刚开始作品一出版、发表，肯定会产生反响。可本身文化素养的严重不足带来的变态自尊，很快让他们在本土自我称王，故步自封，无法挑战自我极限，也就根本谈不到挑战艺术的极限了。 西部文学创作一直走不出这个误区，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作家精神力量的“去势”，通俗地说精神缺钙。我们的很多作家精神层面的能量非常缺乏，对现实生活没有更大的穿透力，或者说普遍缺乏思想，缺乏现代意识，缺乏人类视野。上面已经谈了这个问题，这里简单地以《白鹿原》为例谈谈。此作是一部比较成功的长篇小说，但它对历史的书写也是简单化。作家由于个人思想深度的不足，对小说中连续出现的儒家思想、三民主义、共产主义、黑社会的价值趋向模糊不清，在高扬儒家思想的同时，对后两种思想的具体执行者的写作让人不能非常满足。而面对这几种在近代中国影响了历史走向的社会思想，作家也往往不知该怎么办。对这段有着血腥的带着几代人梦想与奋斗的历史，没有做到形而上的震撼人心的深度挖掘。尤其当我们读了《静静的顿河》，再来读《白鹿原》，往往感到非常之失望。我有时认为这部小说是一锅散发着香气的夹生饭。 总之，当下西部文学创作的道路还很漫长。古人说：“礼乐所由起，百年积德而后可兴也”，要想产生真正伟大的作品，不愧于这片土地的作品，需要几代作家以坚韧的精神艰苦努力地工作。他们必须要不断地挑战自我极限，一定要忠实于自己的心灵，一定要以主体姿态进行创作，一定要努力培养自己文明、健康、优雅的人格。一方面，要清除所有如外壳般包在我们身上的类殖民文化心态；另一方面，要为西部的现代性打下新地基。借助有活力的外来文化，一种现代文化意识，以作家自身强大的精神主体，最大限度地激活这块土地上已沉睡很久的伟大的文化传统，进行艰巨的创造性的转型，如此才有希望创造出健康的、卓越的，真正代表这片热土的新西部文学。 原载：《文艺报》2007年9月6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