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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严歌苓小说《继母》改编的电视剧《幸福来敲门》以家庭的日常叙事，让广大电视观众在温馨怀旧之余跟随蒋雯丽、孙淳幸福浪漫了一场。 与近年来一些荧屏热播的探讨“幸福”命题的家庭伦理剧相比，《幸福来敲门》无疑有着年代与题材的独特性。《金婚》《老马家的幸福往事》都在一个漫长的时间跨度内以史诗笔法借助单个家庭折射出时代变迁的万千侧影；《老大的幸福》《媳妇的美好时代》等则是对当下家庭与社会生活的一种直面；而《幸福来敲门》的叙事时间仅驻足于上世纪80年代末的大约两年，通过一个“外来者”——蒋雯丽所饰演的继母江路，如何在丈夫、丈夫的前岳母、丈夫的儿女三代人之间委曲求全、最终以自己的善良与爱心赢得幸福的故事，从而在历史与当下、理想与现实的某种关联互动中，注入了编导对于时代、家庭、幸福的诸多思考，焦点所聚，直指一代人的精神状态与生命渴求。 该剧困扰人物的戏剧矛盾主要来源于身份的特殊、代际的隔膜和半路夫妻的尴尬，该剧将笔墨集中于主角江路与宋宇生的情感历程以及江路为建立一个崭新家庭的种种艰辛努力，延续了原作者严歌苓对于女性命运与情感一贯的细腻关注。如同《一个女人的史诗》和《小姨多鹤》等剧作所展现的那样，江路和田苏菲、多鹤们精神相通、遥相呼应，在她们身上无不凝聚着一种近乎神圣的美丽、一种包容一切的宽广、一种受难一般的崇高。江路既深爱着宋宇生，对宋的前岳母视若亲母，对宋和前妻的子女视若己出，小心翼翼却不失女性自尊地细心经营这份来之不易的中年之恋；她不完美，甚至还有着特殊时代烙下的青春疤痕，她把这段难以启齿的耻辱深埋心底，即使后来因此和丈夫产生了隔膜与误解，她也没有恶毒地怨恨抱怨，而是不动声色地耐心等待爱人康复、女儿高考后才从容离开，重新开始独立自主的生活，力图把婚变对这个本不完整的家庭的震荡降至最低。也许正因了这种平稳、淡定与蕴藉，为她赢得了最终的幸福归宿。这是从一个平凡但不普通的女性角度对一段逝去岁月投射去的深情的惊鸿一瞥——时代的苦难、历史的叹息、生命的蠕动与爱恨的纠葛，都裹挟其中了。 《幸福来敲门》的风格庄重而不沉重、严肃而不肃穆，在粗粝生活质感中盈溢着浓浓的温馨、浪漫与活泼气息，基本实现了严歌苓所追求的带有喜感的人物与语言营造，且富有时代特色。同时该剧对于平淡生活、无情岁月中小人物面对无奈与无常境遇所抱持的一种隐忍、坚守与达观心态的展现，都是其动人所在。 《幸福来敲门》没有故弄玄虚地刻意制造悬念，而是遵照了日常生活的真实流动。艺术家的细腻和敏感通过影像再塑了一个时代的宏大与细碎、爱与恨，坚决摒弃了“戏不够，情来凑”的恶俗套路，本可以出戏、出三角以至多角戏的江路与王文胜、知青办主任的情节都被有意淡化，从而突出了主要人物、彰显了剧作的审美格调。其他凡此自行车、录音机、手表、电话机、摩托车、吉普车等都可以成为推动叙事有机进展的有生命之物，绝非东拼西凑式的大杂烩。此外，电视剧在其叙事演进中还难能可贵地创造了一种富有韵律的音乐流动般的美。剧中大量使用的公交车局部特写以及多次出现的长安街上洒水车、钟楼、立交桥、骑车上班的人流、鸽群飞过的画面，不仅可以在恰当之处顺利完成转场过渡的功能，还为全剧带来了一种舒缓、优美的节奏感，不断氤氲的老北京城的时代生活气息迎面而来。 在那个乱雪纷飞的除夕夜，久别的宋宇生与江路紧紧相拥，新年的钟声敲响，幸福如期而至。《幸福来敲门》在描画出一帧上世纪80年代的柔情画之后，不由得引人深思，在今天除了物欲泛滥，我们更缺失什么？幸福又是什么？幸福如何才能获得？艺术最终以一种诗意的方式揭开俗世的面纱并发出对于生命真谛的追问。 原载：《文艺报》2011年03月18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