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民族、一段历史、一程心路，如果仅仅成为了“故事”不免有些悲凉。但是，如果它连“故事”都没有，那就有些悲哀了。每一个民族都有重要人物、主要事件流传、评说，形成了承载民族精神和价值观的“民族故事”。中国近现代社会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革命以来，涌现出一群群出神入化的英雄人物，演义了一串串惊天地、泣鬼神的宏大事件。这些红色故事需要我们讲述，需要我们倾听，需要我们发现。电影《惊沙》（小滨编剧、安战军导演；电影频道节目中心、北京紫禁城影业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华源顺通国际文化交流有限公司联合出品），就为我们艺术地再现了尘封70余载的红军西路军西征的故事。 耐人寻味的是，《惊沙》选取了秦基伟将军（时任西路军总部侦察科长）临危受命组织指挥“临泽突围”的传奇故事。我西路军一部几百人无援无助，在马步芳匪军七、八千骑兵、炮兵的围剿中拼杀。这是一场不对称的战争，西路军遭到了绝无取胜机会的一边倒的“剿杀”。作者没有选取秦基伟将军在淮海战役或上甘岭战役中的辉煌篇章，而是截取了西路军“失败”时期的故事。然而，我们看到的是中国革命孕育“种子”和筛选“种子”的艰辛历程，这比革命“开花结果”的繁华更具有本质的力量。 作者不仅有如此的用心，更有艺术再现的功力，用镜像演绎了“生与死的变奏，战与情的交响”。《惊沙》截取了一段真人真事的红色历程，打造了一部完整的艺术作品，使得“主题”支撑了“艺术”——鲜活的人物、特定的情景、戏剧化的冲突；更使得“艺术”活化了“主题”——坚定的信仰、真挚的情感、不朽的人生。因而，《惊沙》不单纯是“事件”的完成和“历史”的陈述，更是“戏剧人物”的完成。在命悬一线的危机关头，革命队伍内部依然有着判断上的差异，性格上的冲突。侦察科长秦基伟判断力过人，临危受命，敢作敢为，既遵循着战争的规律，又敢于打破常规，在不可能胜利的战斗中敢于和善于出敌不意地出击。在战斗中，他挂记着桂芳和韩仕宏，呵护着小号手，照顾着伤病员……；彭定山敢于坚持己见，“顶撞”秦基伟，主动请求留下来“打掩护”，活着就把自己写进了牺牲者的记录本；桂芳梦想着革命胜利后同韩仕宏补办一个热烈的婚礼，坐一回大花轿，却怀着身孕坚决留下来与敌血战；小号手年仅14岁，一直追随着红军，忍饥熬寒，炮火震聋了双耳，依然阵前吹响冲锋号，还有卫生员、伤病员、各级首长……影片中的每一个人物，都有自己的“戏核”——愿望与动机，个性与选择；各个人物之间都起着“情境”渲染和人物性格的相互支撑。在短短的100分钟的故事里，主要人物都有始有终，完成了自己，也就完成了“故事”。这样，在令人信服的叙事和人物展现中，我们自然而然地感受到了革命战争是从人的血管里打红了的战争，是从人的情感里打热了战争，是从革命者信仰里打开了生命之花的战争。革命和战争既是他们的选择，又是他们唯一的选择，这就是历史的必然，就是历史主体与历史趋势的融合。 《惊沙》就是这样以今人的眼光来挖掘历史的，有着今天的审美视角。这集中体现在作品的主题和价值观不是由“人物”说出来的，而是由人物的行为做出来的，不是单纯演绎事件，而是着力刻画人物，因而，影片的叙事、人物的性格和戏剧的冲突都是合情合理的、真实可信的。以今人的审美发掘历史而可信，是一种思想能量和艺术功力的释放。 成功地运用电影的综合要素，也是《惊沙》获得艺术成功的主要方面。导演安战军有着严谨的创作态度和自觉的艺术追求。真实地再现历史“情境”和深入挖掘历史人物的内在动机，以重新发现和诠释革命年代的精神价值，使安战军严格地遵循艺术发现和艺术创作的规律，一丝不苟地按照本片的风格、节奏和色调进行着叙事和镜像调动，规范着演员的表演、场景的安排。为了突出当年的时令与战争的惨烈，导演选择了冬季实地拍摄，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影片没有一位当红的明星，启用了一批符合人物气度的富有才华的年轻演员。他们被影片中的革命前辈感动着，以学习革命者和献身艺术的双重力量，克服各种困难，完成了“角色”的担当。表演真实、流畅，富有历史的和精神的张力，给人以感动和震撼。影片的剪辑和制作也都颇见功力，画质音效引人入胜。 《惊沙》有利于平衡电影生态，对电影中某些精神贫血现象是一种弥补，对艺术地再现红色历史有着积极的借鉴价值。我们应当警惕，不要让厚重的革命史和深邃的革命人在电影中成为“明星碎片”。红色故事更应有红色的担当！（作者为中国电影家协会分党组副书记、秘书长） 原载：《光明日报》（2011年04月08日14版）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