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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在对文艺学学科的反思中，陶东风教授的观点是颇值得注意的。他认为，由于“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以及审美活动日常生活化深刻地导致了文学艺术以及整个文化领域的生产、传播、消费方式的变化，乃至改变了有关‘文学’才艺术’的定义”，因此，文艺学应该“正视审美泛化的事实，紧密关注日常生活中新出现的文化/艺术活动方式，及时地调整、拓宽自己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具体的做法就是搞“文化研究”[1]。这样，“日常生活审美化”和“文化研究”就成为支撑陶东风思路与理路的两个关键词，并成为他反思文艺学学科的基本动力。从宽泛的意义上说，笔者也是“文化研究”的受益者，对于包括陶东风在内的介绍、传播、研究“文化研究”的学者一直充满敬意。实际上，也正是通过他们的工作，才给中国文学理论界的学人带来了新的观念、方法和思维方式。但是，在进一步思考“文化研究”的过程中，尤其是陶东风等学者提出了“日常生活审美化”这一命题之后，笔者又发现这一命题其实存在着问题，中国的“文化研究”己开始走入了某种误区，因而不得不把困惑和问题提出来，以就教于陶东风教授。 一 陶东风近年来在多篇文章中的核心观点有二:一是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兴起，二是倡导文化研究。前者是一个事实判断，后者则是建立在这个判断之上的学理回应或学术选择。在一定程度上，笔者觉得能够认同这种学术选择，但这种选择也隐含了一些容易被人忽略的问题。笔者之所以能够认同这种选择，是因为从文学批评的内部发展逻辑考察，20世纪90年代以来逐渐兴起的文化批评实际上是继政治/社会批评、审美批评之后的第三次转型「2」；而从文学理论的体系结构方面去考察，现行的文学理论体系是建立在对文学经典的阐释基础之上的，但由于与现实的脱节，文学理论而对当今的文学与泛文学(尤其是面对大众文化)己丧失了应有的阐释能力，一旦发言，即意味着错位和扑空。所以，文学理论只有把那种面向经典的阐释模式转换为直面现实的阐释模式，进而介入到大众文化的研究中，才能拓展其生长空间[3]。在前一个考察中，笔者只是从新时期以来文学批评逻辑演进的内部论证一个文化批评的合法性问题，并没有涉及文化研究;而在后一个考察中笔者己经意识到，一旦让文学理论面对当下的文学与泛文学或大众文化，文学理论将不可避免地变成文化研究。 这样，当笔者在陶东风的文章中读到以下文字时就不感到吃惊了。尽管笔者不能完全同意他的观点，但他所思考的问题也正是笔者在思考的问题。他说: 秉承英国文化研究的传统，中国当代的文化研究/批评己经极大地超出了体制化、学院化的文艺学藩篱.拓展了文艺学的研究范围与方法.从经典文学艺术走向日常生活的文化(如酒吧、广告、时装表演、城市广场等)。这种研究进入到了文化分析、社会历史分析、话语分析、政治经济学分析的综合运用层次.其研究的主旨己经不是简单地揭示对象的审美特征或艺术特征.而在于解读文化生产、文化消费与政治经济之间的复杂互动[1]。 英国文化研究的先驱威廉斯和霍加特就是挣脱了“利维斯主义”( 1eavisism)的束缚之后.从传统的文学批评中走出来的[4]，当陶东风指出中国的文化研究和批评秉承了英国文化研究的传统时.尽管这一判断大可商榷.但其意图似乎可以理解.他是想从20世纪50 -60年代英国文化研究的转型中汲取理论资源和学理依据.从而进一步暗示中国当代文化研究的合法性。 …… 点击附件浏览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