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也许，有些读者一看这书名就觉得有点背时。文学性？人家伊格尔顿、乔纳森·卡勒，还有加缪、德里达，不是都早就宣告了它的虚幻了吗？不存在某种统一的文学性，不是已经成为共识了吗？这个孙绍振是不是昏庸老朽了，居然选了这么一个落伍的课题？ 我并不是聋子。从国外对文学性的宣判，到我们国土上此起彼落的几乎是没有任何保留的响应，认为文学性是虚幻的观点已滔滔滚滚，成为主流，其气势磅礴，我不可能不为之震动。但在学习西方大师的学说的时候，我时常想起王安石的话：法先王之意，而不法其成法。我觉得这句话说得很有出息。恩格斯说，马克思主义是行动的指南，而不是教条。这句话和王安石所说的遥遥相对，息息相通。要做西方大师的好学生，应该是师其意，而不是师其语（现成的结论）。他们的话语是从他们的历史和现状中建构出来的，拿到我们国家，肯定有格格不入之处。或者说得土一点，作为世界性的思想家，他们的知识结构并不是完整的。我们虽然外语不太行，但对西方的文化历史还是略知一二，而他们在建立似乎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的时候，对于中国古典和现当代文学，可能像刁德一到了沙家浜——两眼一抹黑。他们不是神仙，理论有偏颇是正常的事。他们理论中的什么东西最值得我们学习呢？我想，应该是他们把权威当作对手（rival）的质疑精神。乔纳森·卡勒说过：从实际的效果上看，理论是对于“常识”的批驳。它总是力图证明那些我们认为理应如此的常识实际上只是一种历史的建构，同时，理论探讨可供选择的概念，它涉及对文学研究中最基本的前提或假设提出质疑，对任何没有结论却可能一直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提出质疑。我想他的话是很精彩的。最好的例子，就是对于“文学性”这样的常识加以质疑，得出的结论是，不存在文学性这回事。世界上既没有共同的文学性这样一个实体，也没有文学性这样一个普遍理念。 如果大家都相信了没有文学性这么一回事，把它视为“理应如此”、“理所当然”，那就该属于“常识”。但相信了他的结论，就违背了他的方法，因为他强调过，要对任何“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提出质疑”，对“常识”要加以批驳。而这种质疑和批驳，是不是包括乔纳森的理论呢？如果包括，那就恰恰可能是对“没有文学性”这一命题的否定。如果不包括他的理论，这就意味着他的理论不是“理所当然”的，那还有什么权力昭告世人对任何“一直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提出质疑”呢？ 当然，西方大学者并非等闲之辈，对于这样的悻论，早就提前作了理论免疫。还是这个乔纳森·卡勒，他说，他们的理论之所以成为“理论”，是因为他们提出的观点或论证对那些并不从事该学科研究的人具有启发作用，并且提供借鉴。简单地说，“被称为理论的作品的影响超出它们自己原来的领域”。原来，号称文学理论，可是对文学，你最好不要指望它管用。 说得更为实在的是伊格尔顿，他在《二十世纪文学理论》中说，没有文学性这回事；从历史发展的过程中看，文学性既没有统一的内涵，也没有统一的外延。他还用整整一章，以英国文学史为例来说明这一点。我想，他的论证是严肃的，但有两个问题必须慎重。 第一，研究问题，具有统一的内涵和外延的概念或定义，是研究的出发点还是终点呢？我想，出发点当然不是概念或定义。西方有经院哲学的烦琐概念的传统，这有其优越性，也有其局限性。如果对其无限崇拜，就可能作茧自缚。高尔基曾说过这样一个笑话：一个人掉到了深坑里、有人把绳子放下去救他，他不接绳子，却让放绳子的人先把绳子的定义告诉他，然后他才决定是不是接受这根绳子。如果允许引申一下，我们说，医学界至今对死亡的定义还有争议，还在不断地发展，难道可以因此把所有的火葬场关闭吗？更严肃的问题是，如果文学性还没有得到最后的肯定，我们就不会欣赏《红楼梦》，不为它的文学性感动了吗？ 第二，研究当然要建立在历史的考察上，但历史的方法是绝对完美无缺的吗？文学性在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不断变幻，未来发展的可能性更是无可估量，如果这就是否定文学性存在的充分理由，那么，可以否定的学术就不仅是文学性了。显而易见，美、幽默、人性、人文性、文化，在内涵和外延上，比之文学有更加突出的不确定性（据统计，“文化”这一概念的定义，在1920年只有6个，到了1952年增至160个），但这些概念并未因此而在学术领域里退场。 具有反讽意味的是，文学性被否定了，否认文学性的文学理论却风行宇宙。文学理论与审美阅读经验为敌，令人难以忍受。 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有许多原因，我在这个系列演讲中会陆续涉及，但有一点最为重要，这里特别提出来一下，那就是历史方法的局限性问题。历史方法无疑是学术研究最根本的方法，研究任何一个问题，最重要的就是把它放到它产生的历史语境中去，观察它的变化和发展，进行系统的、严密的概括。但当我们使用历史方法的时候，是不是也应该想想，一切事物，一切方法，都有局限性，历史方法是不是可能也有局限性呢？历史方法面临的是特殊性、偶然性组成的无限丰富的动态和形成抽象概括所需要的相对静态的矛盾。自然科学家研究的对象是比较稳定的，他们用实验来进行研究的时候，还是尽量追求稳定的最大化。例如，研究水的分子结构，并不考虑江湖河海中的水，也不考虑景阳冈下武松喝的酒中的水分和林黛玉的眼泪之间的悬殊差异，他们只需要一滴“纯粹的水”，就足以得出整个宇宙的水都是氧化氢的结论。社会科学家不能用实验来进行研究，唯一的手段是抽象思维，而抽象思维的前提是省略一切特殊性的“纯粹状态”。绝对拘执于历时的无限可变性，必然剥夺人的抽象思维权利。因此，人类不得不启用另一种方法，暂时排除历时性的特殊性，在抽象的过程中获得复杂现象的最大公约数，也就是概念的纯粹性。纯粹的特点不但是超越特殊的，而且是超越历史的。这种方法就是逻辑的方法。没有这种抽象的纯粹性，人类甚至不能形成任何概念。除了不能形成文学、美、由欧、文化、人文性等范时外，人类甚至不能作起码的概括，如潜意识、社会主义等。进行抽象，加以简化，也就是纯粹化，是抽象思维必要的条件，甚至暂时地超越历史的省略则是必要的代价。 文学也一样。如果你拘执于文学从最初的原生状态，如鲁迅所描述的抬木头发出吭唷吭唷的呼喊到《红楼梦》的特殊差异，不把它暂时抽象掉，你就不能进行任何研究。当然不能不考虑逻辑方法的局限性，那就是从概念到概念，内涵空泛，烦琐哲学。这种危机当然而要预防和补救，那就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从某种意义上说，具体分析就包含着特殊性和历史性的还原． 历史的方法和逻辑的方法都有局限，需要互补。正是因为这样，学术研究才分化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历史性的研究，一种是逻辑性的研究。研究资本主义，马克思用历史的方法写过《剩余价值学说史》，用逻辑的方法写了《资本论》。但在运用逻辑的方法的时候，也可能达到与历史的统一。 用逻辑的方法研究资本主义，马克思把早期资本主义的海盗、腐败、侵略等现象作为不纯粹状态的“杂质”排除掉，集中研究历平常、最常见、最一般的生产关系，形成抽象的（纯粹的）范一：商品。商品的使用价值产生于具体劳动，具体劳动具有无限的差异性，在进行交换的时候，则将历时的特殊性省略掉，只取其抽象的统一方面，也就是劳动者所付出的体力的和脑力的时间长度。这就是抽象劳动。具体劳动产生使用价值，抽象劳动产生交换价值．一切商品交换的本质是等价的，但劳动力却例外，这就有了剩余价值．为利润而生产，必然加大剩余价值，其结果是利润越高，购买力的低。这就必然导致生产过剩，也就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这里，进辑的就与历史的统一了：逻辑的起点就是历史的起点，还辑的终点也就是历史的终点。 对文学研究来说也是一样，如果因为逻辑的方法有局限，就蔑视逻辑抽象的起码条件，不敢作超越历史的抽象，其结果是历史的深度的消解和理论气魄的丧失。 我所使用的主要是进辑的方法，也就是所谓井时性的方法，但我也力图把逻辑的延伸和历史的发展尽可能地结合。出发点不是文学性的定义，而是文学作品中最普通、最常见、最一般或者说是最纯粹的现象：形象。逻辑的起点是形象的“胚胎”。“胚胎”要得到形式的规范才能成为审美形象。形式规范遵循逻辑层次，同时隐含着历史的演进过程，在诗与散文之间，在散文与小说之间，在风格与流派之间，都交织着逻辑发展和历史转化，体现着从建构走向解放的宏观过程。例如，在诗歌中，浪漫派的情感的过度放纵变成滥情，必然导致抒情的放逐，现代派冷峻的主智就应运而生，审美就越来越倾向于审智。在小说中，从片段情境到完整故事，从完整故事到完整人物，从无性格到有性格，从情节、性格、环境的强化到淡化，是逻辑的发展又是历史的进程。 理论是灰色的，生活之树常青。这句话自歌德讲了以后，不知被重复了多少次，每重复一次，思维的冲击力就弱化一次，用上海话来形容，那就是耳朵里都听出老茧来了。但在讨论文学性有无的时候，我却不禁不住再来引用一下。我由此联想到一个不伦不类的比喻：一伙人争论一个妇女会不会生孩子。从孩子的定义讲起，引经据典，等到人家把孩子生在那里了，而且是好几个，肤色还不一样，讨论却没有结素，主张不能生孩子的一派，如日中天，因为没有人能够为这些孩子下一个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定义。 我相信文学性，相信文学性生生不息，相信文学性是历史的建构，但历史和逻辑又具有某种统一性。文学性的历史建构与其他文学现象有多不同，那就是它的稳定性，或者说是相对的历史超越性。比起政治、经济、伦理、科学等，它有更强的继承性或统一性。一种文学形式，一种审美规范，从草创到成熟，比之政治经济体制要艰难、缓慢得多。近体诗从南朝沈约开始讲究平平仄仄，到盛唐写出成熟的作品来，前后经历了400年左右的时间。小说从魏晋志怪《世说新语》的片断性，到后来传奇的完整情节，再到宋元话本、《水浒传》，直到《红楼梦》，人物性格和环境发生密切的关系，经历了一千多年。这期间，政治、经济体制，意识形态多次发生颠覆性的变化，而在诗歌和小说中，政治、伦理观念虽然有所变化，但其核心审美价值，更多的是一脉相承的进化，而不是颠覆。正是因为这样，文学性给不止一代人以不朽、永恒的感党（或者错觉？）。文学价值的相对稳定的根源是，审美情感积淀在人类文化的心理的最深层，甚至在潜意识之中，在常规状态下，认识和实用价值占优势，它是难以触及的。 文学性之所以遭到质疑，可能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它不但存在于纯文学作品中，而且存在于非文学作品中，视线难免被搅乱。它存在于庄子的哲学著作中，存在于宋徽宗的罪己诏中，存在于马丁·路德·金的演说中。多元文本中的文学性与纯文学作品中的文学性原生状态，差异如此巨大，不能不加大逻辑上还原的难度。这就像氧不但存在于空气中的纯氧中，而且存在于硫酸中，存在于二氧化碳中，存在于石灰中一样。但自然科学家不管其存在状态和性质多么悬殊，还是千方百计地把它还原出来．揭示其外层电子毫无例外都是6个。这一点是确定的，从拉瓦锡到门捷列夫，一代又一代的化学家如果没有超越历史的气魄，是不可能把人类伟大的洞察力推向如此光辉的高峰的。 无论如何，我们得把聪明才智调动起来，冲破文学理论与文学阅读经验为敌的困境。谈到这里，我突然感到，这一切都近于废话，与那些讨论女人能不能生孩子相差无几。其实，“孩子”就在下面四十讲中，我给起了个名字，叫作“文学性”。我想，如果有人认为我讲的这一切都不是文学性，那我只能报之以迦叶尊者的微笑，虽然我手中不一定拈一朵花。 原载：《文学性讲演录》2006年5月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