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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百年文学经典争论”是一个发生于二十世纪末期的重要文学问题，这一问题的产生不仅限于这一问题本身而是有着其丰富的背景和深远的影响。下面就对于关于这一问题的相关情况作一个大略的总结。 （一）问题的提出 “百年文学经典争论”发生于1997年，主要由两套丛书《百年中国文学经典》（谢冕、钱理群，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和《中国百年文学经典》（谢冕、孟繁华，海天出版社，1996年版）的出版引起。关于这两部丛书的主编问题、编选标准、权威性与代表性、经典的定义、市场对于经典出版热的影响等众多问题产生了激烈的争论，可以说随着论证的深入已不仅仅限于百年经典本身而涉及到了文学史写作、文学现代性、当前影视文学等众多文学界一直关注的问题。 要探讨这个问题首先要来了解一下相关背景和概念。 相关概念： 1、“经典”和“文学经典”的涵义 “经典”即经文之典，但常被视为精品，即将经当作精解。经典(Canon)乃经文之典,但常被人视为精品,即把“经”当作“精”字解。"经典"一词最初来自希腊字kanon，指用于度量的一根芦苇或棍子。后来它的意义延伸，用来表示尺度。公元1世纪基督教出现后,经典逐渐成为宗教术语。公元4世纪,它开始代表合法的经书、律法和典籍,特别指与《圣经》新、旧约以及教会规章制度有关的文本。 欧洲大学和文艺批评制度的诞生与经典密不可分。这个概念从此进入文学、绘画、音乐等范畴。所有重要的专业著作,以及那些被大学纳入课程的精品教材都被称作经典。当然,它也可表示某个伟大作家的作品,如 the Shakespeare Canon等。佛克马认为“经典是指一个文化所拥有的我们可以从中进行选择的全部精神宝藏”，“文学经典是精选出来的一些著名作品，很有价值，用于教育，而且起到了为文学批评提供参照系的作用”。(《文学研究与文化参与》佛克马、蚁布思，俞国强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6月)这里的价值绝非一个形而上的概念，它往往与一个民族集体认同感及占统治地对位的意识形态相关。这一点在本民族文学的经典化过程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文学经典的形成(canon formation/canonization)始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提出的文学原理及对史诗和悲剧的界定。按照斯蒂文托西的观点，经典的确立是一个文学制度共同作用的结果，而所谓“文学制度”由一些参与经典选拔的机构组成，这些机构“包括教育、大学师资、文学批评、学术圈、自由科学核心刊物编辑、作家协会、重要文学奖。”(《文学研究的合法化》，斯蒂文.托托西，马瑞琦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6年版) 2、佛克玛对经典涵义的分类 第一种认为经典是：“精选出来的一些著名作品，很有价值，用于教育，而且起到了为文学批评提供参照系的作用。”第二种认为：“经典包括那些在讨论其他作家作品的文学批评中经常被提及的作家作品。”第三种认为经典“是指一个文化拥有的我们可以从中进行选择的全部精神宝藏。”关于经典的涵义，佛克马.蚁布思的《文学研究与文化参与》在不同的语境中有不尽相同的诠释。第一种涵义是就一般意义而言的，认为经典是：“精选出来的一些著名作品，很有价值，用于教育，而且起到了为文学批评提供参照系的作用”。第二种涵义强调经典在文化主流圈的影响，他转述了罗森格伦的观点：“经典包括那些在讨论其他作家作品的文学批评中经常被提及的作家作品”，而“只有知名的作家才可以因比较或解释而被提及。”第三种涵义是从霍兰德的读者——反应批评的观点出发，认为经典“是指一个文化拥有的我们可以从中进行选择的全部精神宝藏。” 3、中国文学经典问题的提出 佛克玛.蚁布思《文学研究与文化参与》中认为经典与1919，1946。1966，1978特殊年份相关，在剧烈的历史，文化变动无疑会使原有的经典秩序发生动摇。 他首先提出20世纪中国文学的经典问题--1993年6月北京大学演讲提醒了中国文人的经典记忆。 中国古代的文学经典:四书五经，四大名著，古文观止等 中国现当代文学经典建构一直进行： 新文学派、复古派和学衡派；中国新文学大系；沈从文《作家中需要一种运动》；各类文学史的编撰，十七年尤其文革中对经典重构。 4、百年文学经典中的百年的界定 1895—1995年;"中国百年文学——世纪之交的凝望" 这一命题诞生于1989年，"批评家周末"对中国文学的系统梳理将1898戊戌变法思想资源鼓舞感召知识界是思考中国变革的先声。 5、两部百年文学经典丛书的编选原则 《百年中国文学经典》谢冕、钱理群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中国百年文学经典》谢冕、孟繁华编，海天出版社，1996年版。 谢冕认为：经典不代表神圣而是一种对尽美追求。精神产品价值判断多元的：自身繁复性；判断的人自身差异；文学史有意，无意遗露。应由时间来裁决，减法。编者自身认为最有价值和回记忆。（《百年中国文学经典.序言》谢冕、钱理群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 北大版编选原则：展示新文学的成绩包括其由历史局限性造成的畸斜乃至失误，成为中国社会的一面镜子，表现中国人的情感经历；有不同程度削弱以至某一时期排挤文学自身品质。注重审美与非审美，功利与非功利的对立的存在。 本书标准：表现对生活的信念，对人与大地的永恒之爱，鲜明个人风格，又有丰富艺术表现力，保留传达了特定时代风情的精神。 钱理群认为：经典化依据一定标准对20世纪文学的历史筛选，整理，去芜取精，学术成熟的必然要求，是对于有异于传统而显示出一种现代性的传统。（《百年中国文学经典.序言》谢冕、钱理群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 海天版编选原则： ⑴经典历史性的，没永恒的; ⑵人确定的有局限性与隐藏着个人趣味; ⑶佛克马世俗化和民主协商制度使经典成为遗物，相对的经典。(《中国百年文学经典.序言》谢冕、孟繁华编，海天出版社，1996年版。) （二）百年文学经典争论 1、争论的具体过程： 在这里所说的“具体过程”是指关于百年文学经典，也就是两套关于百年文学的丛书的出版这一具体事件产生的争论。 山东的吴义勤、施占军首先发表文章表示异议，吴义勤、施占军在《作家报》上发文，认为同样的作者编选的“经典”存在较大不同是有问题的。公刘在《人民日报》发表《且慢经典》否认《百年经典》所收他的诗是经典之作。他认为（《百年中国文学经典》）“收了我的几首小诗”但是自己“不够格”，对于“时下猛刮不止的文集风”公刘问，“究竟有多少能经得起岁月淘洗？”（《人民日报》1997年月4日） 《文艺报》８至１０月连刊韩石山等人讨论文学经典的文章８篇。韩石山的质疑谢冕主编的《２０世纪中国文学经典》的权威性，他认为经典的确立不是文学批评家能确立的；同时由于两部丛书都有谢冕主编，编选的标准也成为韩文的批评之处。他认为这是商业出版等对文学经典选编的影响。（《谢冕：叫人怎么敢信你》滇池，1999，1）广东现代文学界也在１０月份举行讨论会探讨文学经典的确立。此前此后，还有王宁、陈思和、昭然、温儒敏等发表文章论文学经典问题。 2、对于经典概念和经典重构的争论与思考 关于文学经典的论争不仅是关注百年文学经典这一事件，更确切的说是关于百年文学经典即整个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创作的文学经典的评价与确立。 ⑴、首先引起关注的是对于文学经典的概念应如何定义。 这是关系到经典到底是什么也就是经典的本质内涵的根本问题，这个问题是关于整个百年文学经典的基础。对于这一问题，众多的批评家与文学史家从不同的角度予以了阐释。主要探讨了经典的涵义与经典问题的实质，中国现代文学经典化的过程，以及经典化与文学现代性问题。 颜敏在《经典的涵义和经典化问题》中系统梳理了确立现代文学经典的文化语境，即，“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观念的提出，切中了现代经典危机的症结文学的外部条件的变化也应起了经典的调整，力图廓清经典危机的文化语境，阐释重建经典的内在缘由 。对佛克马和蚁布思《文化参与和文学研究》中的三种经典涵义作了一番梳理，涉及到经典的涵义，经典的确立者和经典化等问题（《经典的涵义和经典化问题》，颜 敏 ，文化研究网，文论第十期，2005-3-17 ）。刘晗认为文学经典的建构是一种选取性、排他性的文学价值评价行为,由于主体前理解的差异,究竟哪些文本能进入经典序列,往往让不同立场者争论不休。个体审美评价要求普遍性认同的心理需要则是文学经典建构的原动力。而推动文本进入经典序列的方式主要有:政治权力的推行、知识精英的遴选和大众舆论的评判等等。(《文学经典的建构及其在当下的命运》，刘晗 ，文化研究网，文论第十期，2005、3、17) 金宏宇在《 “五四”新文学经典构成》中认为从今天或将来的视点看，“五四”文学经典构成是中国新文学发展的最关键性的内容。“五四”文学经典构成包括原创和经典化两个阶段。其原创是由新文学派、复古派和学衡派共同参与的，其经典化则由多种因素参与，而文本品性又是“五四”文学经典构成的基本因素。 王宁文章《现代性、翻译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经典重构》中论述在跨文化语境下论述现代性在西方学界研究的历史和最新的进展及其在中国文化和文学中的形成及变异。作者认为，现代性在中国的登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翻译的中介作用，而翻译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经典的形成以及文学史的重写也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在这方面，康有为和林纾的工作是不可忽视的。在翻译文学的直接干预和作用下，中国现代文学形成了一种既不同于自己的古代传统同时又迥异于西方文学的独特传统。这是文学史家在审视中国现代文学史时必须正视的一个现象（王宁文章《现代性、翻译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经典重构》，文艺研究,2002年第2 期）。 文学经典秩序的确立，自然不是某一普通读者，或某一文学研究者的事情。它是在复杂的文化系统中进行的。在审定、确立的过程中，经过持续不断的冲突、争辩、渗透、调合，逐步形成作为这种审定的标准和依据，构成一个时期的文学(文化)的“成规”。人们一般认为，当代这方面的标准，来自毛泽东的《讲话》和他各个时期的论述。不过，由于“当代”文学内部事实上存在多种文化构成，因而，标准、成规的性质并不是那么单一，更不是那么稳定。（《当代的“文学经典”问题》，中国比较文学2003，3。） ⑵、文化批评与经典问题 文化批评是近年来引起较大关注的问题，也有很多的关于文学经典的论争是从文化批评的角度着眼的。 对于经典文化批评的崛起对经典研究形成了巨大的冲击力，阐释经典、重构经典也是文学批评当下关心的话题。黄曼君有关经典问题的系列论文堪称本年度对经典研究的重头戏。其《中国现代文学经典的诞生与延传》（《中国社会科学》第3期）一文，对经典概念、特征、意义作了基本界定，考察了中国现代文学经典诞生延传的进程。他的《回到经典、重释经典———关于20世纪中国文学新文学经典化问题》（《文学评论》第4期），则从精神意蕴，审美诗性与史的定位三方面对经典进行界定，提出要思、史、诗结合才能使经典阐释与文学史书写不断出新。秦弓的《略论中国现代文学的经典重读》（《江苏行政学院学报》第3期）认为经典是历史的产物，当代人应该重读经典，而这种重读实际上意味着经典在历史还原、文化还原与多元解读上本身就还具有广袤的阐释空间。陶东风的《文学经典与文化权力———文化研究视野中的文学经典问题》（《中国比较文学》第3期），从文化研究视角切入，认为解读经典不仅有文学史意义，而且也是勘测社会文化史的重要线索。盖生的《文学的文化研究退潮与经典化文艺学重建的可能》（《文艺理论与批评》第4期）断言文化研究说到底是一种政治叙事策略，文化研究无效于文学研究，它即将退潮，文学将向经典趋归。不少学者认为，文化研究与经典文学构成了一对难以消解的二元对立。关于文化研究对文学经典是否造成冲击，从辨证的观点来看，文化研究确实能促使原有经典裂变，但是另一方面，文化研究从外部促进了经典的变革和调整之步伐，有利于经典的重构。 对于经典评价的标准问题 ⑶、经典的变动与经典的多样性问题 经典是否是永恒的，有没有绝对的经典，这也是引起广泛关注的问题。大多数人认为，没有永恒的经典，并且关于经典的评价标准也是不固定的，这也导致了经典的不确定性与模糊性。文学经典与文学史经典、常态经典与动态经典等的区分就是试图解决这一问题的努力。 陈仲义在《诗写的个人化与相对主义》中提出了经典也非一成不变。一个历史时期有一个历史时期的经典。当我们对经典不那么苛求──以为经典必须超越任何时空 ，或至少要 超越许多年代，那么相对诗写中的某文本，有可能成为隐匿着尚未问世，或已问世了尚未被觉察──当代人无法认可的另一时期的经典。此时的非经典隐性地充当经典的一个环节。相对主义，大大促进经典的多样性寻觅与归宿（两部〈百年文学经典〉尤其诗歌部分的强烈争论便是一个明证）；潜在的经典多样性，则暗中成了相对主义的幕后“提线人”。（陈仲义，《诗写的个人化与相对主义》，原载民刊《诗》1999年卷 ，《东南学术》双月刊1999年2期）陈洪/孙勇进在《世纪回首：关于金庸作品经典化及其他》针对金庸创作是否属于经典的争论，提出金庸充分利用了“英雄传奇”这一文类的特征，又巧妙地超越了它，从而把这一文类的表现潜力最大地发挥了出来，有不足之处：小说细节、结构、关键处情理欠推敲、未能超越传统小说观念。一些评论家笔下，急于将金庸小说经典化的原因，除了心态和视角的偏颇外，还忽略了与经典化相伴生的两个重要因素：时间历程与话语权力，片面理解了经典的含义。金庸作品经典化问题实际上体现了当前文艺思潮与文化走势的重要消息，即：大众文化、通俗文化全面扩张，开始向精英文化渗透，并得到了相当的认可。 ⑷、文学史写作与经典问题 孟繁华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文章认为，用于大学教育的文学史，虽然讲授的内容并不完全限于经典作家作品，它涉及的范围更要宽泛得多，但是，对于重要的作家作品一般说来是不能忽略的。文学史家是该学科的内容制定者，他们掌握了这一话语权力，大学的教育制度，又使他们制定的教学内容有了传播的合法性，他们以制度化的方式影响了一批又一批的知识接受者。然而，文学史的编撰总是在一定的时期内完成的，它的局限性、不完备性以及受到其它因素的影响，总会在它的文本中有所表达。杨周翰、吴达元、赵萝蕤的《欧洲文学史》，曾在大学教育中享有盛名，但它更偏爱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等批判现实主义大师，而像乔伊斯、普鲁斯特等现代主义大师就惨遭冷落；在中国，王瑶先生50年代编写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也没有将张爱玲、沈从文等放到应有的位置；李何林在1940年出版的《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中，强调的“现代中国两大文艺思想家”是鲁迅和宋阳（瞿秋白），等等。这些文学史著作在大学中有的已被替换，有的仍在沿用。（孟繁华，《光明日报》1998年02月03日） ⑸、文学经典的终结 进入新世纪，对于文学经典，人们又提出了不同的认识，孟繁华认为，在新世纪文学经典已经终结。他说：经典确立的复杂性还不仅仅限于它与社会政治的关系。就其本身来说，经典是人确立的。他就不能不有人的局限性。其次，经典须有一个经典化过程，也就是历史化过程。文学史著作，对经典的判断和叙述就非常不同。因此，这些在切近距离被写进文学史的 “经典”，可被看作是“文学史经典”。“文学史经典”与 “文学经典”的差别，就在于，后者是经典化、历史化了的 “经典”；前者是尚未经历这一历史化和经典化的 “经典”，它只具有文学史意义，而不具有文学经典意义。《新世纪：文学经典的终结》，孟繁华，文艺争鸣，2005，5。） 我对于经典之争的几点思考 关于“百年文学经典争论”我个人认为我们不仅应当关注这一问题本身还应对问题提出的背景和问题带来的影响进行考察，毕竟一个问题的出现不是凭空的。 论争的缘起:起因于学科内部的研究重点，尺度的转移也与九十年代兴起的大众文化，消费文化有关，文学研究观点通过包装、炒作，扩张到大众传媒中。国家和政府的机构有较直接的权力来干预作者,它可以用图书馆的征订,书籍展示会的宣传,对作家的任命等办法体现出它的意志。“但最常见的办法是设立文学奖。文学的评奖制是国家等主流意识形态通过对于特定文学题材、风格、思想倾向的作品的奖励来达到的影响现时的文学创作的方式。 此外，消费文化的崛起，对于文学也提出了新的要求。文学作品不但要表达作家自己的独立思考还要有吸引大众关注的方面这样的作品才能被接受。这也就是许多文学作品改编为影视剧后名声大噪的原因所在,如莫言的《红高粱》与余华的《活着》等。 论争的方面：编选原则与权威性；背后的真实动机；个别篇目的不一致与错误；经典的确立学要时间来选择等。 现当代文学仅有百年的时间，要确立绝对的经典可以说是为时过早。但是研究者们有一种在古典与西方传统面前急于确立经典地位，获得承认的焦虑，这也是当代知识分子的一种认同危机，他们要通过对自己立法者身份的确立来达到影响与改变现实的目的。确立文学经典可以使他们体会到一种立法者的权力——经典的确立是由我们来进行的。 因此，百年文学经典的确立在某些方面违背了创作规律但又是必须的，许多有争议的作品可以“立此存照”等待时间的裁决。经典的确立是一种规范可以指导现时的文学创作。经典确立的原则1政治权力的推行2知识精英的遴选3大众舆论的评定。 论争的实质：现代文学研究者的一种焦虑意识，在古典与西方面前的经典化情结，对抗；对出版现状的不满； 论争带来的启示1现代性的传统的梳理，一定程度上掩埋了现代中国文学中产生的古典诗歌经典。如象毛泽东鲁迅古体诗歌2学理化涉及文学批评浮躁3消费文化对文学活动影响。文学的外部机制。4经典的确立与文学史的编写。经典意味着一种稳定的秩序，某些作品被合法的接受并奉为价值尺度，在其背后还有一套复杂的控制体制和权力关系，在社会思潮，文化秩序发生变动的时期，经典的秩序也在改写中。许多的经典确立是通过文学史的书写来完成的。如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对张爱玲、沈从文的经典地位的确立；与十七年及文革时期文学试写作中对这部分作家的有意掩盖形成鲜明的对比。 香港与台湾文学经典 由于其特殊地位，二者不只是一般意义上的省区文学而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重要有特色的支脉。 这里文学经典的确立标准常以大陆文学界关照某些程度上我们所谓的经典是大陆视野中的经典，一些广被认可的作家像余光中、白先勇等的作品被认为是经典；而像港台的一些有重要创作价值的作家由于与大陆的隔膜其重要性不被认可，比如七等生等。 香港台湾文学与大陆文学界关系未深入探讨如南迁作家重要作品创作在香港如萧红的《呼兰河传》，及金庸武侠作品在大陆的广泛被接受和其文学经典地位的确立。金庸的武侠小说继承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武侠小说的传统，同时又进行了现代性的转化，使其成为雅俗共赏的现代通俗文学，从而适应了现代大众的文学兴趣。琼瑶的爱情小说继承了五四以来的言情小说传统，同时又体现了当代青年人的感伤情调，因此引起当代广大青年（以大、中学生为主体）的迷恋。在80年代，金庸、琼瑶小说风行大陆。 [参考文献]： 〈1〉《百年中国文学经典》，谢冕、钱理群，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2〉《中国百年文学经典》，谢冕、孟繁华，海天出版社，1996年版； 〈3〉《文学研究与文化参与》，佛克马、蚁布思，俞国强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4〉《文学研究的合法化》，斯蒂文.托托西，马瑞琦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6年版。 原载：光明网论文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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