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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是一个跨学科的国际性课题，正因如此它就更应该具体分析。我在《中国 现代文学研究中的现代性话语质疑》(注：见《文艺争鸣》2002年第4期。)和《中国现 代文学研究中的现代性话语再思考》(注：见《文艺争鸣》2004年第4期。)两篇文章中 ，对现代性意念给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带来的启示同时，还有些什么不足，提出了自己的 看法。我给自己限定的研究对象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现代性”，而不是其他 领域、一般的现代性。我以为这非常重要，因为它涉及到不同领域、不同对象的差异问 题。在中国外国、东方西方、政治经济和文学艺术等等广泛领域，现代性问题显得异常 复杂。没有限定对象、不涉及具体问题的现代性，其“有用”性将大打折扣；而一旦我 们把眼光盯在了具体研究领域、具体研究对象上，现代性意念就远不像我们想像的那样 纯粹和单一，还有许多问题需要探讨，像其他任何“理论”一样也有自己的局限和不足 。有些论题我已经在上面提到的两篇文章中谈到了，这里再把自以为没能尽意的想法陈 述如下，希望得到批评。 一、关于“现代性”和“时代性” 没人否认，现在人们所谈论着的现代性，不管是审美现代性还是世俗现代性，都是指 的某种观念、意识、倾向，它不是具体实有的现象之“物”，而是可被指认探讨的“形 而上”的对象。那么，这种观念、意识、倾向中的“现代性”意念是怎样产生的，它的 “标准”是怎样建立起来的呢?尽管人们可以有多种归纳和梳理的方式，也有不同的理 解和理性的建构基点，但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那就是：它主要不依赖于中国的社会发 展现实，而是在西方发达社会中最先涌现，然后才被中国人接受的。这样我们就要面对 这样一种现实：现代性意念本质上说与社会发展实际状况相联系，中国现代社会并不是 一个“现代化”的社会，还缺少充分的现代性条件，在这一背景下，中国人所谈论的现 代性，要么是一种向往和目标，要么是社会现状中的一种因素或成分。而这两点不管承 认哪一点都是我所赞同的，这也将是我们进一步讨论的前提。因为我们关注的是“中国 ”，西方和世界其他国家的问题不能不暂时被我们放在“当下”的视野之外。 如果说现代性仅仅是“当下”的一种向往和目标的话，那么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 我们也可以不再进行讨论，因为主流的现代文学意念指的都是过去了的现实，为过去了 的现实寻找向往目标有些替古人担忧的味道。如果说现代性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 一种趋向，它需要人们在中国现代社会的不同领域去发现和指认的话，那么中国现代文 学当然也有现代性——也就是说，它主要指的是现代的成分和现代的因素。这样的现代 性与中国现代社会的发展现实紧密相关，与中国现代社会的具体情状有割舍不断的联系 ，表现和表现的方式融为了一体。“发现”这样的现代性意义在于：它昭示着我们，不 现代的中国怎样能够“现代”和在以怎样的方式“现代”。在这个过程中体现的现代性 是具体的又是特殊的，西方社会当然不能有，中国“当代”社会也很少有。这是中国现 代社会里的现代性，它是“中国”的，更是“现代”的，与“当代”不同，虽然二者有 一致性——因为在“现、当代文学”的称谓中“现代”是自然时间的过去时，“当代” 是进行时。 上述所谈还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作为中国现代社会的一种因素和成分， 作为中国现、当代社会的一种向往和目标，“理想”的“现代性”能够充分实现和为我 们完全“占有”吗?或者说作为我们追求目标的已经在西方发达国家作为现实显现的现 代性是完满无缺的吗?在西方已经实现了的现代性中是否也有“不现代”的成分?在这样 的追问中我们感到：现代性只不过是一个特定历史时期闪现在人们视野中的一种光辉， 在别一历史时期，在已经沐浴在这一光辉底下的人们来说，现代性就是一个引诱人们去 探询的影子，在人们充分占有了现代性的同时，就会有“更现代”或“反现代”的意识 倾向涌现，西方发达社会的发展现实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中国现代社会里的现代性，虽然只是一种成分和一种因素，但它意义重大，谁也不能 说它不是现代性。当然如果离开那个不现代的社会来谈现代性，那又另当别论了；好在 那也不是我们论题中的“中国现代”文学中的现代性。当下人们热衷谈论的现代性在西 方发达国家里的意义也和我们理解的不一样，就像一个方向和一种目标，在人们接近它 的途程中，它本身也在不断改变着自己的面孔。这也就是说，无论是中国现代社会中体 现出的现代性，还是作为我们追求目标的西方发达社会里的现代性，都是特定社会、特 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它有两个思维向度必须注意，一个是它在什么样的民族、社会背景 下发生，一个是它发生在哪个特定时代里。而民族性的存在方式离不开具体时代，正是 在这个意义上我才说现代性是一种特定时代的产物，现代性的倾向中反射着特定的时代 性。离开了特定的历史时代背景去谈论泛泛的现代性，怎么说都不会错——也仅仅不错 而已，其现实针对性和理论意义都有局限。 二、关于“现代性”和“文学性” 把现代性与具体言说对象联系在一起，预示着在不同领域中呈现的现代性也有自己的 个性。在文学艺术领域，审美现代性意念的提出，对应的就是这一现实。然而当人们这 样做的时候还有一个潜在的言说方式在决定着人们的思维路线：世俗现代性是一种意识 ，审美现代性是对它的反拨——还是一种意识。把文学看作是参与社会意识争执的手段 ，固然不错，但文学不仅仅是参与社会争执的手段。90年代以后，中国文学研究在大文 化的背景下，拓宽了自己的视野，强调了文学的多种社会承担，但正像“新批评”忽略 文学的社会文化属性暴露了自己的狭隘，“大文化”的文学批评淡化了“文学性”也是 事实。 把世俗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看作是有所不同的两种现代性，其意念要具体分析。一方 面，如上所述，现代性在不同领域里的表现是不同的，可以说有多少个关注领域就有多 少种现代性。审美现代性与世俗现代性的对峙显然不是在这个意义上被人看出了差别的 。另一方面，世俗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的辨析隐隐对应的是这样一种意念：其他领域的 现代性倾向基本相同，审美现代性是对这一基本趋向的反拨和扩充。如果我没有理解错 的话，现在人们谈审美现代性和世俗现代性区别，主要看重的就是这一点。可是，审美 现代性的蕴涵和世俗现代性倾向的关系果真如此吗? 审美现代性与世俗现代性的差别主要不是因为意识的不同。审美现代性意念的提出离 不开对音乐、舞蹈、绘画、文学等“审美对象”的分析，文学艺术与一般的社会文化现 象有所不同，这是常识；在审美领域中体现的现代性与其他领域里体现的现代性也有所 不同是自然而然的事。这种不同有思想意识方面的因素，但主要不来自于思想意识，它 在人的情感倾向与理智判断的冲突中获得的能量远比意识冲突本身要大得多。审美现代 性和世俗现代性的差别主要不是因为“意识”与“意识”的不同，而是因为“情感”与 “意识”的不同。人的情感与人的生活紧密相连，当社会发展需要剔除旧生活习尚时， 理性意识可能义无返顾，情感倾向却可能与其有些难舍难分。因为人的情感与生活对象 已经融为了一体，要放弃原有生活方式就等于重新塑造自我，这不是一蹴而就很顺当就 能完成的，在某种程度上说几乎是不可能的。文学情感倾向什么时候都与人们的明确观 念意识有所不同，《西厢记》、《红楼梦》就有反主流社会意识的倾向，但却与现代性 和审美现代性、反现代性思维框架没有什么关系。在这层意义上说，审美的“反现代性 ”的现代性本质上不是由“现代”意识带来的，而是由情感与意识的亘久矛盾冲突带来 的，在没有现代意识之前，文学情感也与一般社会意识有所不同。 在上述思考中我们还感到，审美现代性和世俗现代性的关系并不完全对等和对应。它 们之间的关系不是对峙，不是简单的补充，也不是“反现代性”，甚至都不是什么二者 之间形成的张力场意识所能够解说的。就像牛要吃草、老虎要吃肉一样，它们都是动物 却不是同一类动物，求生存求发展的目的一样，实现生存的方式却不一样。如果我们坚 持从“意识”的立场上审视和观察，找寻“审美”和“世俗”之间有什么关系的话，那 么文学倾向与明确的社会思想意识有多种衔接方式：一是顺应，二是补足，三是拓展， 四是质疑。审美现代性与世俗现代性，在“文学”与“社会”关系层面可能形成对话关 系，是平等的呼应；但在“文学中”却彼此不可分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二者的独 立性非常有限，文学情感倾向从来都不自然排斥世俗现代性。从这个意义上说，审美现 代性就是“现代的”文学性，探讨它们的理论根基不在“现代”而在“文学”。 三、关于“现代性”和“中国现代文学”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由于有了“现代”二字作为自己的冠名词，因此比古代文学研究多 了一种审视角度，也多了一层意念需要辨析。它与现代性的深层关系被凸显了，同时也 被遮蔽了。 中国现代文学中的“现代”可以有两种解释，一是指现代的历史时期，一是指现代的 文学素质。二者有联系，却不等同，从哪一方面去融会和吸纳对方有很大区别。发生在 现代历史时期里的文学自然要有现代的素质，这里的“现代”意念本质上指的是“时代 ”。当我们面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称谓时要对其概念所指的切实含义格外加以注意。上个 世纪80年代，钱理群等探讨“20世纪中国文学”时就注意了这一点。在当时的历史条件 下他们不能不强调他们所说的“20世纪中国文学”不仅是时间概念，更是一种文学素质 。(注：陈平原、黄子平、钱理群：《论20世纪中国文学》，《文学评论》，1985、5。 )可是当他们不用“现代文学”的称谓来研究“中国现代文学”，而用“20世纪中国文 学”的称谓来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时，已显示出了一种潜在的意向：“时代”性被他们放 在了“现代”性的前面。其实这个问题我们还可以从另外的角度来探讨，20世纪的中国 文学有自己的特别素质，19世纪、18世纪的中国文学没有自己的特别素质吗?当然文学 时间不能简单等同于自然时间，但那就像说中国现代文学的特别素质不是在那一个时间 段必然要发生的，但又与具体时间段脱离不了干系一样，中国现代文学中的现代素质只 能是现代时间段里的文学素质，而不是别的。如果我们以一种外在于中国现代时间段里 的“现代”标准来要求中国现代文学，就有可能要面对中国现代文学“不是现代的”这 一绕嘴和恼人的局面，杨春时等提出的中国现代文学只有近代性而没有现代性就是这样 。(注：杨春时、宋剑华：《论20世纪中国文学的近代性》，《学术月刊》，1996、12 。)这样一来我们再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时，就要多用几个引号，多绕几道弯。甚至要预 备两套术语，一是中国现代社会中的现代文学，一是充分体现现代性(其实是没有的)的 现代文学——其实最简单的方式不必如此，在中国现代文学领域之外再开辟一个现代性 文学研究领域足矣，不必把“中国现代文学”和“中国现代性文学”搅在一起。虽然中 国现代文学自然会有现代性，但却不只是具有现代性，中国现代文学的意念要比中国现 代性的文学意念宽泛、阔大得多。 我们之所以提起了上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一些既往成果，是因为在我看来，由于 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词义对于当代中国学人来说过于敏感，人们很容易把它与“当 下”联系在一起，用体现当下意识的现代性意念去要求中国现代文学，这对已经成为“ 历史”的中国现代文学是不公平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不是现代性的文学史。不管是哪一 种意义上的现代性，从它所提供的视角去研究中国现代文学，都可以，因为如上所述这 样做的结果是发现现代文学中涌动的现代趋向，这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现代文化和现代 文学的历史进程。但如果用现代性尺度，不管用哪一种现代性尺度，去建构中国现代文 学史的框架，把它作为评价中国现代文学的标准，都是狭隘的。这就像我们不能用现代 性标准去建构中国古代文学史、评价中国古代文学一样。不仅如此，用单一的现代性标 准去要求中国当代文学也不合适，也不可能。现代性只是一种体现时代意识的文学批评 视角，不能把它当作评价中国现代文学的一般标准。 我不怀疑现代性意念对文学研究带来的启示，特别是对现代文学研究带来的启示；我 也同样不认为用现代性视角研究文学没有局限，特别是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意念 不是首先从文学研究中崛起的，当把这一在大文化视野上席卷全球的意念挪移到文学领 域里来，有许多具体问题需要探讨。对思想性的强调是现代性意念与生俱来的倾向，可 文学不仅仅是思想，文学中的思想与一般社会思想有一致性还有所不同，审美现代性意 念的提出注意到了这一点，但它也主要是注意了文学上的“思想”而已，文学还有思想 不能包容的成分。文学中的复古、“守旧”因素，文学不能摆脱的传统因素，绝对不是 “现代性”的，虽然有时它被看作了审美现代性的重要特征。京剧艺术有艺术价值，不 必把它与现代性拉在一起，不现代的也可能存在于现代社会，也可以写进中国现代文学 史。(注：袁国兴：《京剧与电影文学研究对于现代文学学科的意义》，《中国现代文 学研究丛刊》，1999、1。)水墨画有价值，其技法、观念、意识早就存在于中国文化传 统中，硬要说水墨画中也有现代性，(注：薛扬：《“文人画”与现代性》，《南京艺 术学院学报》(美术及设计版)，2003、2。)这里所指的只能是艺术的“现代”发现和被 发现了的“艺术”。好的、经典的艺术作品，无论中外都有“类似于审美现代性”的因 素，指出这一点的意义到底在哪里?我谈“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现代性话语局限”对 应的就是这一点。在目前情况下这并非无的放矢，当代的文学批评中存在着扩大、泛化 、简单套用现代性意念来研究文学(特别是中国现代文学)的现象。本来鲁迅和沈从文相 互之间有很大区别，不论是社会伦理思想还是文学的观念意识都不尽相同，完全可以从 不同角度去加以诠释，由此才显出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博大和深厚。如果一定要找出他们 共同具有的“现代性”，就可能有些麻烦，鲁迅身上的现代性与沈从文身上的现代性共 同点并不多，当人们一定要这样做的时候，有时就难免“削足适履”和“以偏盖全”。 最好的办法还是从实际出发，有什么谈什么，文学价值并不仅仅体现在是否具有现代性 上。从这个意义上说，指出现代性意念的局限还不仅是有关现代性的问题，更重要的是 要保持一种批评和质疑的态度。 原载：《文艺评论》2004年06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