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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今全球化的语境下，从跨中西方文化和文学理论的角度回过头来讨论现代性问题，也许是中国的后现代主义研究者感兴趣的一个研究课题（注：近来，国内一些曾经介入后现代主义讨论的学者，如陈晓明、张颐武、王一川、王岳川、陶东风等，包括我本人，都努力以积极的姿态结合后现代性对现代性问题进行反思，并涉及了全球性现象。），因为他们中的不少人是在尚未对现代性有着充分认识的情况下仓促介入后现代主义问题的讨论的。所以说，现代性在中国的语境下仍是一个“未完成”或“不完整的”计划。另一方面，在西方学术界关于后现代主义问题的讨论中，相当一部分学者也忽视了与后现代性有着密切关系的现代性问题。既然参加后现代主义讨论的不少学者都来自文学理论领域，那么，在作为一种文学艺术思潮的后现代主义在西方逐渐衰落之际重新反思现代性问题就不足为奇了。与后现代主义或后现代性一样，现代性首先是一个来自西方的学术话语，而且涉及不同的学科领域，因此对这一讨论和研究在西方理论界的历史和现状作一回顾就显得十分必要。然后由此出发，我们便可以来重新审视现代性在中国的境遇以及对中国现代文学经典的形成所产生的重要影响。 一、现代性、后现代性和全球性反思 关于现代性问题的论述在西方学术界已经进行了多年，并且在很大程度上与另外几种理论话语相互交织：反现代性、后殖民性以及新近为人们所热衷谈论的全球性或全球化现象（注：关于全球性与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相互交叠关系，罗伯逊(Roland Robertson)有着独特见解。参阅他于2001年11月26日在清华大学的演讲《全球性：一种西方的视野》（见王宁编《全球化与文化：西方与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7-28页）。）。诚然，当我们涉及到现代性这一理论课题时，必然会碰到对这一概念有不同理解的问题。在这方面，西方学者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已经有了种种解释，并对中国学者的研究有着直接的影响（注：对中国学者影响最大的现代性理论主要来自韦伯和哈贝马斯，而对于西方文学批评界所讨论的现代主义和现代性方面的观点，中国学者则知之甚少，不少著作尚未译成中文。）。但纵观现代性这一理论概念的历史演变和当代意义，我们大概不难作出这样的归纳，即现代性早已不再是西方社会的专利，而是一个超越时空界限的世界性现象和一个跨越各门学科的综合性课题，它既可以在最宽泛的艺术层面上被视为一种文学艺术精神（即现代主义文学艺术），同时也可以在最广义的文化和知识的层面上被定义为一种政治文化启蒙大计（即我们通常所说的文化现代性）。正是在二者的综合意义上，我们才可以证明现代性所具有的生命力。 那么究竟什么是现代性呢？为什么每一个时代的学人们都要探讨这个话题呢？在两千多年的西方文学史上，古今之争几乎是每一代传统学者与新锐学者都无法避免的，它已经成为我们今天探讨这个问题的契机，尽管我们今天所谈论的现代性早已不同于那些素朴的古今之争。对后现代主义的研究有着重要影响的美国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詹姆逊最近对现代性问题以及与后现代性的关系作出了全新的阐释（注：本文中未标明页码的詹姆逊对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论述均出自他本人于2002年7月31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发表的英文演讲。笔者根据记录整理。）。在回顾并讨论了利奥塔、哈贝马斯以及吉登斯等人对现代性的论述后，詹姆逊意味深长地总结道，他最近思考的现代性是一种“重新建构的具有后现代特征的现代性”(reconstructed,a sort of postmodern modernity)，或者说是一种可作出选择的现代性(alternative modernity)。在此，我们注意到，詹姆逊实际上打破了以往的有着明显中心意识的现代性建构，承认了现代性是一个可作多种阐释的开放的理论话语，它与后现代的关系并非一种线性关系。要想说明自己具有现代性，那首先必须是后现代的。这就相当辩证地站在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高度分别汲取了哈贝马斯和利奥塔对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描述的合理部分，发展出一种后现代时期的现代性。这种开放的现代性绝不仅仅产生于西方的语境，它可以像其他的理论一样，旅行到西方以外的地方，比如拉丁美洲、日本、印度、中国等。此外，詹姆逊还对衡量现代性的四种准则作了规定：一、现代性是不能被分期或作历史断代的；二、它并不是一个概念(concept)，而是一种叙述范畴(narrative category)；三、不是任何现代性都可以叙述的，只有处于特定情境中的现代性(situational modernity)才可被叙述；四、任何现代性理论若不与后现代性相关联就没有意义。他的这番重新描述不仅推进了现代性研究在西方的进程，更为重要的是，它对我们反观中国的文化现代性及其在文学上的后果——中国现代文学经典的形成有着直接的启迪意义。 当然，要准确地理解詹姆逊对现代性建构的推进，首先要回顾一下哈贝马斯对现代性的经典论述。在哈贝马斯看来，“文化现代性同样也滋生出自身的两难”（注：Jügen Habermas,"Modernity:An Incomplete Project",in The Anti-Aesthetic:Essays on Postmodern Culture,ed.Hal Forster,Seattle,Wa:The Bay Press,1983,p.8.），它可以算作一种未完成的启蒙大计，与后现代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而连大力推进后现代主义的利奥塔也不得不承认，“后现代应当被看作是现代的一部分”来考察（注：Jean-Francois Lyotard,The Postmodern Condition:A Report on Knowledge,trans.Geoff Bennington and Brian Massumi,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83,p.81.），因此，在他看来，“在现代性中，宗教生活、国家和社会以及科学、道德和艺术都被转化成了主体原则的多种体现”（注：Jügen Habermas,The Philosophical Discourse of Modernity:Twelve Lectures,"Lecture 1",trans.Frederick Lawrence,Cambridge,Mass:MIT Press,1987,p.18.）。总之，现代性是一种理性的体现，它所弘扬的是一种主体，也即在现代性的框架之下，人的作用被发挥到了某种极致，但是一旦越过这一极致，它的对立面“后现代性”也就被凸显出来了。因而，连被称为现代性之代言人和捍卫者的哈贝马斯也不得不承认，如果后现代性确实存在的话，那么进入后现代性的标志就应当追溯到尼采（注：Ibid.,pp.84-105.），或者更早的时代。因此可以看出，在西方文化理论界持续了三十多年的关于后现代主义问题的讨论最终仍以对现代性的重新思考和建构而与之殊途同归。 当然，若是将现代性仅限于对文学艺术现象的描述，我们还可以参照比较文学学者卡利内斯库(Meita Calinescu)对现代性的诸种形式所作的描述：现代主义(modernism)、先锋派(avant-garde)、颓废(decadence)、矫揉造作(kitsch)和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注：See Meita Calinescu,Five Faces of Modernity:Modernism,Avant-Garde,Decadence,Kitsch,Postmodernism,Durham,NC:Duke University Press,1987.）。由此可见，从当代东西方文化艺术的角度来看，只有这五种形式加在一起才真正构成文学现代性的当代形式之全貌。 那么现代性与后现代性或后现代主义的关系究竟是如何演变的呢？一般的学者均认为，这二者既有着连续性同时也存在着断裂性。当年对于这种断裂性强调得最明显的当推詹姆逊所建构的后现代主义理论。80年代初，詹姆逊率先从后现代消费文化入手，开始了他对后现代主义的进一步深入考察研究，在一篇题为《后现代主义与消费社会》的演讲中，他指出，除了考察后现代主义的种种特征外，人们“也可以从另一方面停下来思考，通过对近期的社会生活各阶段的考察对之作出描述……在二次大战后的某个时刻，出现了一种新的社会（被人们从各种角度描述为后工业社会、跨国资本主义、消费社会、传媒社会等）。新的人为的商品废弃；流行时尚的节奏日益加快；广告、电视和传媒的渗透在整个社会达到了迄今为止空前的程度；城郊和普遍的标准代替了原有的城乡之间以及与外省之间的差别；高速公路网的迅速扩大以及汽车文化的到来——这一切都只是标志着与旧的战前社会的彻底决裂，因为在那时的社会，高级现代主义仍是一股潜在的力量”（注：Quoted in Hal Forster,The Anti-Aesthetic:Essays on Postmodern Culture,pp.124-25.）。詹姆逊把这一迥然有别于现代社会的现象描述为后现代社会。他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出发对后现代主义持一种批判的态度，但他仍实事求是地承认后现代主义的不少合理因素，并予以充分的肯定。他认为，后现代主义或后现代性带来的也并非全是消极的东西，它打破了我们固有的单一思维模式，使我们在这样一个时空观念大大缩小了的时代对问题的思考也变得复杂起来，对价值标准的追求也突破了简单的非此即彼模式的局限，因此，“在最有意义的后现代主义著述中，人们可以探测到一种更为积极的关系概念，这一概念恢复了针对差异本身的观念的适当张力”（注：Fredric Jameson,Postmodernism or,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Durham,NC:Duke University Press,1991,pp.31.）。因此在詹姆逊看来，后现代主义与消费社会有着密切的关系，其明显的特征就是消解了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之间的界限，标志着现代主义的终结和后现代主义的崛起。 由此可见，在界定现代性的同时，我们已经不知不觉地打破了现代性本身的整体性，而是取了后现代性的多元价值取向，也就是说，有着多种形式的现代性，而且每一个时代都有着自己对现代性的描述和界定。同样，我们也可以认为，现代性是一个动态的经典概念，它在不同的时代，甚至在不同的民族和地区也有着不同的形态，尤其是在当今这个全球化的大背景之下，全球性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弥合了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明显断裂，使这二者在一定的程度上得以重叠和交合，因此现代性又在我们的理论界激发出了新的生机和意义。我们完全可以据此来讨论中国文化的现代性特征及其对中国现代文学经典的形成所产生的影响。 二、现代性文化在中国：翻译和混杂的结果 不可否认，现代性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但在中国的语境下讨论现代性就免不了涉及文化的翻译和理论的旅行（注：Cf.Homi Bhabha,"How Newness Enters the World:Postmodern Space,Postcolonial Times and the Trials of Cultural Translation",in The Location of Culture,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4,pp.212-35;Edward Said,"Traveling Theory Reconsidered",in Reflections on Exile and Other Essays,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0,pp.436-52.）。目前在中国的语境下广为学人们引证和讨论的后殖民理论家赛义德在出版于20世纪80年代初的论文集《世界、文本和批评家》(The World,the Text and the Critic,1983)中收入了他的一篇著名的论文，也就是那篇广为人们引证的《旅行中的理论》("Traveling Theory")。在那篇文章中，赛义德通过卢卡契的“物化”(reification)理论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地区的流传以及由引而引来的种种不同的理解和阐释，旨在说明这样一个道理：理论有时可以“旅行”到另一个时代和场景中，而在这一旅行过程中，它们往往会失去某些原有的力量和反叛性。这种情况的出现往往受制于那种理论在被彼时彼地的人们接受时所作出的修正、篡改甚至归化，因此理论的变形是完全有可能发生的。毫无疑问，用这一概念来解释包括现代性和后现代性在内的西方理论在第三世界和东方诸国的传播和接受以及所产生的误读和误构状况是十分恰当的。因此这一论点所产生的影响也自然是巨大的，但赛义德对此并不感到十分满足，而是在另一场合又对之作了重新思考。那篇反思性文章收入在他出版于2000年的论文集《流亡的反思及其他论文》(Reflections on Exile and Other Essays)。在这篇最初写于1994年的论文《理论旅行的重新思考》("Traveling Theory Reconsidered")中，他在强调了卢卡契的理论对阿多诺的启迪后又接着指出了它与后殖民批评理论的关系，这个中介就是当代后殖民批评的先驱弗朗兹·法农。这就是卢卡契的理论旅行到另一些地方并产生新的意义的一个例证。在追溯了法农的后殖民批评思想与卢卡契理论的关联之后，赛义德总结道，“在这里，一方面在法农与较为激进的卢卡契（也许只是暂时的）之间，另一方面在卢卡契与阿多诺之间存在着某种交接点，它们所隐含着的理论、批评、非神秘化和非中心化事业从来就未完成。因此理论的观点便始终在旅行，它超越了自身的局限，向外扩展，并在某种意义上处于一种流亡的状态”（注：Cf.Edward Said,"Traveling Theory Reconsidered",in Reflections on Exile and Other Essays,p.451.）。这就在某种程度上重复了解构主义的阐释原则：理论的内涵是不可穷尽的，因而对意义的阐释也是没有终结的。而理论的旅行所到之处必然会与彼时彼地的接受土壤和环境相作用进而产生新的意义。这一点我们完全可以从来自西方的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理论思潮在中国语境下的传播和接受之情景见出端倪。 既然我们承认，现代性是一个从西方引进的概念，而且又有着多种不同的形态，那么它又是如何十分有效地在中国的文化土壤中植根并进而成为中国文化学术话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的呢？我想这大概和一些鼓吹现代性的中国文化和文学革命先行者的介绍和实践密切相关，而他们的介绍和实践又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翻译的中介来完成的，当然这种翻译并非只是语言层面上的意义转述，而更是文化意义上的翻译和阐释。因此从翻译文学的视角来重新思考中国文化和文学的现代性形成和历史演进无疑是切实可行的（注：参阅乐黛云、王宁主编《西方文艺思潮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在这方面，鲁迅、胡适、梁实秋、康有为和林纾等新文化和文学先行者所作出的开拓性贡献是不可忽视的。 诚然，我们不可否认，中国的现代性开始的标志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鲁迅作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先驱和新文学革命的最主要代表，不仅大力鼓吹对待外来文化一律采取“拿来主义”的态度，而且自己也从事翻译实践，为外来文化植根于中国土壤进而“为我所用”树立了榜样。他的这些论述和实践至今仍在学术界的讨论中引起一些理论争鸣。我们今天的比较大学学者和翻译研究者完全有理由把“五四”时期的翻译文学当作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因为无论从思想内容还是艺术形式来看，就其影响的来源而言，中国现代作家所受到的影响和得到的创作灵感都更多地是来自外国作家，而非本国的文学传统。鲁迅的创作道路就是外来影响和本土接受以及创造性转化的结合体。对此，他曾直言不讳地承认，他的小说创作“大约所仰仗的全凭先前看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和一点医学上的知识，此外的准备，一点也没有”（注：鲁迅：《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512页。）。可以说，鲁迅的这番非常直率的陈述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相当一批“五四”作家的创作道路，他们不满日益变得陈腐和僵化的传统文化，试图借助于外力来摧垮内部的顽固势力，因此翻译正好为他们提供了极好的新文化传播媒介，不少中国新文学家就是从翻译外国文学开始其创作生涯的。这也许正是为什么一些恪守传统观念的学者对“五四”的革命精神大加指责的一个重要原因。既然鲁迅在所有的新文学家中影响最大，因而鲁迅就成了他们攻击的主要对象。另一位新文化运动的主将胡适则通过为《新青年》杂志1918年卷编辑的“易卜生专号”而开启了全面翻译介绍易卜生及其作品的先河。随后，由鲁迅挑起的关于“娜拉走后怎么办”的讨论更是把对易卜生与中国的现代性大计之关系的研究推向了新的高度（注：参阅王宁编《易卜生与现代性》，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如果我们再考察一下“五四”之前翻译文学所起到的奠基性作用，就应该关注另两位学人的建树。首先来看康有为。康有为也为“五四”前后大量翻译介绍外来文化作出了重要贡献，而对于这一点许多论者并未予以重视。康有为不仅是中国近代的思想家和革命家，同时也是一位有着自己独特思想的文学家。他曾以文学家的身份对大范围地向国人翻译介绍西方和日本的科学文化知识提出过一些精辟的见解，但是他所指的翻译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字面层次上的翻译，而是我们现在经常讨论的“文化翻译”和“文化阐释”（注：在当今的西方学术界，越来越多的理论家，如德里达、米勒、伊瑟尔、斯皮瓦克等，开始从文化的角度关注翻译问题，并将其视为一种文化阐释和建构策略。），其目的在于唤起国内民众对新知和理想的向往。这对中国近现代文学思想和翻译思想产生过一定的影响。 早在1882年，康有为便游览了香港和上海，这两个地方当时均为西方列强所控制，一度思想保守的他因而也有幸接触了西方人的治国方略。他不禁有感于清政府的弱势和无能，对香港等本属于中国的地方竟为他人所统治深感惋惜。与此同时，他通过阅读西学经典改变了过去认为外域均为不开化之夷狄的看法。从此他主张，要国富民强，惟有大力提倡并弘扬西学，用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来更新旧的国学体系。毫无疑问，与一些激进的革命党人相比，康有为的思想显然是保守的，但他依然向清帝上了万言书（《上清帝第一书》），提出“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由于顽固派的从中阻挠，此书虽未能上达，但却在朝野上下引起强烈的震动。康有为曾和梁启超一起上书清帝，试图实行戊戌变法，但其初衷并未能实现，但他一生都念念不忘改良和变法。在中国的新文化与传统文化的交替时间，康有为属于今文经学派，他的著述之丰在近代中国文人中是罕见的，他的不少著作对后人的学术思想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文学创作方面，康主要擅长作诗，但同时兼及散文政论。他一方面对中国传统的诗歌大家景仰不已，但另一方面又不满于旧的形式，试图锐意开拓创新，发展出自己的独特风格。毫无疑问，康有为的文学思想和学术思想的形成，和他对国学的深厚底蕴及西学的通晓和娴熟掌握是分不开的。尽管他本人并不从事翻译实践工作，他所主张的翻译介绍西方典籍也仅用以服务于中国的改良革新，但他的不少文学思想却同时反映了他对西方的科学文化知识的渴求和深刻体悟。他也和一切学贯中西的大学问家一样，反对抱残守缺，认为独尊东方的古老文化是没有出息的，这种固步自封不求上进的态度非但不能促进中国文化的进步，反而会导致中国文化的衰落，只有不断地从西方引进先进文化的成分，才能使古老的中国文化再创辉煌。这些精辟思想无疑对他的同代人梁启超所主张的翻译小说以推动文学革命的观点有着一定的影响。 如果说，上述几位思想家主要是在理论上为中国的文化和文学现代性作了必要准备的话，那么林纾的文学翻译实践则大大加速了中国文化和文学的现代性进程，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经典的形成作出了独特的贡献。与上述几位思想家的激进做法相比，林纾显然更为保守，但作为中国晚清时期最著名的文学家和翻译家，他的翻译实践所起到的启蒙作用却是无人可以比拟的。林纾的知识极其渊博，广泛涉猎各学科知识门类，同时也爱好诗词书画。林纾的深厚古文功底，为他从事文学翻译打下了很好的中文表达基础。尽管林纾本人并不懂西文，而且他涉足翻译也纯属偶然，但他却依靠和别人合作翻译了大量西方文学作品。他最初和留法归来的王子仁（号晓斋主人）合作于1899年译出了法国著名作家小仲马的《茶花女》（中文译名为《巴黎茶花女遗事》），该译著的大获成功大大增强了林纾日后从事文学翻译的信心。当时正值甲午战争之后，国破家亡使得一切有良知和正义感的知识分子十分关心国家的命运。这时梁启超大力提倡翻译西方小说，试图用以改良社会。林纾自然受其影响，后又与魏易合作译出了美国女作家斯托夫人的反黑奴制小说《黑奴吁天录》（又译《汤姆叔叔的小屋》）。我们从今天的角度来看林纾的翻译，并非要从语言的层面上对他的一些误译吹毛求疵，而更主要地却是要着眼于他的翻译对中国现代性进程和现代文学经典的形成所起到的积极推进作用。毫无疑问，林纾一生所翻译的世界文学名著数量之多且至今仍有着影响，极大地激发了中国现代文学先驱者们锐意创新的决心。可以说，不少新文学作家所受到的外来影响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林纾的翻译文学的影响，他们在文学观念和语言形式上都深受启发。这一现象在中国文学史和翻译史上都是极其罕见的。 如果我们从传统的语言学层面上来考察林纾的翻译，那么我们无疑可以发现其中的谬误比比皆是，造成这一后果的直接原因就是林纾本人不能直接阅读外文原著，而且在翻译时所依赖的口译者也未必可靠。尽管如此，他却常常将自己的理解建立在对原著有意误读的基础上，这样实际上就达到了用翻译来服务于他本人的意识形态的目的。因此，有意的修改和忠实的表达常常同时存在于他的一篇译文中，这实际上起到了对原文形象的变异作用。确实，从字面翻译的意义来说，林纾的译文并不能算是忠实的翻译，而是一种改写和译述，但正是这样的改写和译述却构成了一种新的文体的诞生：翻译文学文体。这种文体的形成实际上从语言的角度为中国现代文学经典的形成奠定了语言文体基础。“五四”时期的不少作家与其说在文体上受到外国文学影响颇深，倒不如说他们更直接地是受到了林译“外国文学”的影响。如果说，从语言的层面上对林译进行严格的审视，他并不能算作一位成功的翻译家，但从文化的高度和文学史建构的视角来看，林纾又不愧为一位现代性话语在中国的创始者和成功的实践者。因此从当今的文学经典重构理论来看，林纾的翻译至少触及了这样一些问题：翻译文学究竟与本国文学呈何种关系？翻译外来文学对本国文学经典的形成和重构究竟能起何种作用？应该承认，不少在我们今天看作是经典的西方文学作品最初正是由林纾率先译出的。因此，在钱钟书先生看来，林译的一个最大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其将外国的文字“归化”为中国的文化传统，从而创造出一种与原体既有相似之处又有更大差异的新的“欧化”了的中国现代文学话语：“林纾认为原文美中不足，这里补充一下，那里润饰一下，因而语言更具体、情景更活泼，整个描述笔酣墨饱。不由使我们联想起他崇拜的司马迁在《史记》里对过去记述的润色或增饰……（林纾）在翻译时，碰见他心目中认为是原文的弱笔或败笔，不免手痒难熬，抢过作者的笔代他去写。从翻译的角度判断，这当然也是‘讹’。尽管添改得很好，终变换了本来面目……”（注：钱钟书：《林纾的翻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26页。）这就相当公正地对林译的意义给予了准确的客观评价。钱钟书虽未点明林译在文化建构意义上的贡献，但却为我们今天重新评价林纾作为中国现代文化翻译和文学翻译的先驱地位以及他的翻译对中国现代文学经典的形成所产生的积极意义奠定了基调。 毫无疑问，林纾不仅是中国翻译史上的开拓者，同时也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一位先驱。他的翻译实际上推进了中国的文化现代性和中国现代文学话语建构的进程。从内容的转达上来说，林纾的翻译是基本忠实的，同时达到了“再现”和“叙述”的境地；但更为重要的是，他的译作还保持了原文的风格情调，大部分兼有文字和神韵之美，其中有些竟高于原作。尤其值得指出的是，他甚至连原作中的幽默风味和巧妙的遣词造句也能惟妙惟肖地表达出来（注：关于林纾翻译的具体个案分析，参阅香港理工大学罗蔚芊女士的硕士学位论文《林纾翻译的真真假假》(1999)。）。但由于他不懂原文和过快的翻译速度也造成了一些有意无意的错误和遗漏，从而成为后来的翻译研究者不断诘难和批评的对象。但大多数有意的“误读”则表现出他本人的思想倾向和意识形态目的，这些“误读”已产生出了新的意义。因而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认为，林纾的翻译本身也可算作中国现代文学的一部分。 林纾的翻译在中国现代作家中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许多现代作家正是读了林纾的翻译文学作品才步入文坛并在日后成为大作家的。郑振铎曾十分中肯地评价了林纾的翻译的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积极作用和影响。在他看来，林译的三大功绩体现在：一、使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通过阅读西方文学作品真切地了解了西方社会内部的情况；二、使他们不仅了解了西方文学，而且知道西方“亦有可与我国的太史公相比肩的作家”；三、提高了小说在中国文学文体中的地位，开了中国近现代翻译世界文学作品之风气（注：关于郑振铎对林纾翻译的评价，参阅他的文章《林琴南先生》，载《中国文学研究》，作家出版社1957年版，第1215-1229页。）。我认为，还应当再加上一点，就是林纾的翻译对于加快中国的文化现代性进程进而重写中国现代文学史都起到了别人无法替代的作用。 三、翻译文学之于中国现代文学经典的意义 关于文学经典的构成与重构问题，我已在另一场合专门作了论述，此处不再赘言（注：参阅拙作《文学经典的构成与重铸》，载《当代外国文学》2002年第3期。）。 我这里仅想强调指出，导致一部文学作品成为经典的因素十分复杂，但最主要的因素不外乎这样三个：文学市场、文学批评家和大学的文学教科书。20世纪已经成为历史，对这一历史阶段的文学进行书写无疑是文学史家的任务。既然出现在20世纪各个阶段的文学被称作现代文学，而且从中西比较文学和现代性理论的角度来重新审视这一历史时期的文学，我们完全可以断言，中国现代文学已经形成了一种既不同于自己的古代传统同时又与西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学有着一定差异的独特传统。它绝不是中国文化“殖民化”的产物，而是中西文化之间的相互碰撞和交融所产生出来的一个有着“混杂性”特征的产物。虽然中国现代文学作品所探讨的大都是发生在中国土地上的事件和问题，但它所用的文学叙述话语却是“混杂的”和“不中不西”的，造成这一现象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翻译文学。翻译的语言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中国古典文学语言的正统性，使之“欧化”进而“现代化”。可以说，通过文学翻译，我们实际上在进行文学史的重新书写；同样，通过这种超越字面意义而具有广义的文化特征的文学翻译，我们也可以加速中国文学的世界性和全球性进程。 谈到文化上的全球化，不少恪守传统观念的学者会立即想到，它所带来的一定是文化上的“趋同性”，而忽视了文化全球化的另一极效应：文化混杂性和多样性。在这方面，美国的后殖民理论代表人物霍米·巴巴有着独特的建树。巴巴并不赞成文化上的趋同性，他更强调文化上的差异性和多样性，认为这正是后殖民语境下文化翻译的一个重要成果，由此而产生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对既定文学经典的消解甚至重构。在他看来，“文化多样性是一个认识论的对象，即文化作为经验知识的客体，而文化差异则是把文化当做‘知识的’、权威的加以表述的过程，它完全可用于文化认同体系的建构。如果文化多样性是一个比较伦理学、美学和人种学范畴的话，那么文化差异便是一个指义的过程，通过这个过程，文化的表述和关于文化的表述便对力量、参照、应用和能力场的生产加以了区分，并予以认可。文化多样性是对预先给定的文化内容和习惯的认可；由于它居于一种相对论的时间框架内，因此便会产生多元文化主义、文化交流或人类文化的自由概念。文化多样性同样也是一种表达整体文化分离的激进修辞的表现……文化多样性在某些早期结构主义人类学描述那里，甚至可以作为一个表述体系和文化符号的交往”（注：Cf.Homi Bhabha,The Location of Culture,p.34.）。由此可见，文化翻译并不会导致文化上的趋同，它从另一方面说来，通过翻译的中介，本土文化倒有可能实现其对殖民宗主国文化的“非殖民”策略，通过这种策略的实施而导致一种新的文化形式的诞生。可以说，中国现代文学经典的形成就印证了这一过程。 最近三十多年来，重写文学史的呼声日益高涨，这不仅是文化现代性计划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每一代文学研究者的共同任务。从一个长远的历史观点来看，每一代文学史学者都应当从一个新的视角对文学史上的老问题进行新的阐释，因而应当写出具有自己时代特征和精神的文学史。同样，文学经典的确立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昨天的“经典”有可能经不起时间的考验而在今天成了非经典；昨天被压抑的“非主流”文学也许在今天的批评氛围中被卓有见识的理论批评家“重新发现”而跻身经典的行列。在这方面，翻译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一部处于僵死状态的“经典”文学作品在翻译的干预下完全有可能再度复活而成为具有活力的当代经典，反之，翻译也可能使得原来具有经典意义的作品黯然失色而最终被束之高阁。就20世纪中国文学所越来越具有的现代性、世界性和全球性而言，我们不难发现，在20世纪西方各种批评理论中，接受美学对重写文学史有着最重要的启迪，尤其对于重写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意义更是越来越引起我们的注意。20世纪中国文学是一个日益走向现代性进而走向世界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中国文学日益有了一种整体意识，并有了与世界先进文化及文学进行直接交流和对话的机会。一方面，中国文学所受到的外来影响是无可否认的，但另一方面，这种影响也并非消极被动的，它更带有中国作家（以及翻译家）的主观接受－阐释意识，通过翻译家的中介和作家的创造性转化，这种影响已经被“归划”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它在与中国古典文学的精华的结合过程中，产生了一种既带有西方影响同时更带有本土特色的新的文学语言。同时，在与世界先进文化和文学进行对话与交流的过程中，中国文化和文学也对外国文化和文学产生了影响（注：至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在西方的翻译、介绍和研究之现状，参阅拙作《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在西方》，载《中国文化研究》2001年第1期。）。因此可以预见，在当今的全球化语境之下，翻译的功能非但没有丧失，反而会更得到加强，只是体现在文化翻译和文学翻译中，这种取向将发生质的变化：翻译的重点将体现在把中国文化的精华翻译介绍到世界。在这方面，“五四”新文学先行者所走过的扎实的一步是不可缺少的。 原载：《文艺研究》2002年第6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