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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创作类型不外乎两种情况，一是原创性创作，二是利用已有的文学资源进行重新创造，生发新意。前者要想成为名著，产生广泛影响，必然要经过长期的历史淘洗，即从一般性、通俗性到经典圣性的证立过程，此为经典化。而后者却可以利用原典已有的影响，较容易在互文阅读中产生轰动效应，这就是经典的重构。经典的重构已成为当今文学创作日趋浮躁、日趋世俗化、感官化、日趋追求“明星化”文化策略和时尚效应中一道亮丽的文化景观。 经典重构的社会效果不外乎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从经典到经典，即在经典的重构中巩固其经典地位。比如《西厢记》经典地位的形成，就经历了由元稹《莺莺传》到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再到王实甫《西厢记》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其流传日益深远、经典地位逐渐得以确立和巩固。另一种情况是从经典到通俗化、世俗化，经典在发展过程中逐渐“解魅”，笼罩其上的光晕逐渐淡散，读者由阅读的膜拜心态转为“戏谑”心态，读者不再关心其神圣价值，而仅仅留意娱乐效果。例如，四大名著之一的《西游记》，就经历了由经典名著《西游记》到动画片《三打白骨精》、《孙悟空大闹天宫》再到《大话西游》的重构历程。大凡一个有生命力的经典文本的命运一般都要经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其经典圣性的确立，第二个阶段则是经典的“解魅”。就目前而言，在曾经创造了古代灿烂文化而当今又缺少原创且追求价值多元化的中国，后一种情况尤为突出。本文重点论述这一问题。当然经典重构的方式多种多样，主要有经典曲目的改编、经典名著的改写、经典名著的拍摄与翻拍，等等，兹不赘述。 一、文学经典重构的素材——经典文本 在文学活动“四要素”中，“文本”处于核心地位，其他要素都围绕着“文本”而存在，因与文本关系的不同而发挥着不同作用。文学经典重构过程中的“文本”包含两层理解：一是作为前在“文本”的经典作品，一是重构之后的新文本。在笔者看来，前在经典文本本身就类似一个意义丰富的创作素材，具有可供挖掘的多重潜在质素，其价值含量是经典重构的前提条件。当然，前在经典文本也可以看成是“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它有着“世界”因素的相同功能：提供创作灵感和素材。但在经典重构这样一个特殊的文学创作活动中，笔者更愿意把它作为一个独立的内在要素进行分析。 据刘象愚先生考证，汉语“经典”中的“经”从“系”从“里”，按照《说文》段注的解释，“巠”乃川在地下之象，后来与“系”结合，才表示织物的纵线，并引申出“规范”、“标准”等义。“典”原是册在架上的意思，指“五帝之书”，即所谓的“三坟五典”。“经”与“典”二者结合，经过漫长时间的演化，才有了“经典”的现代意义。“经典”一语大约从汉魏时期就开始使用了，主要用来指儒家典籍。譬如，《汉书》第77卷《孙宝传》中就使用了这一名词。英语中与“经典”对应的大约是cannon与classic。cannon从古希腊语的kanon(意为“棍子”或“芦苇”)逐渐变成度量的工具，引申出“规则”、“律条”等义，然后指《圣经》或与《圣经》相关的各种正统的、记录了神圣真理的文本。可见，这一概念原初具有浓烈的宗教意味。大约从18世纪之后，其使用范围才逐渐超越了宗教范围，扩大到文化的各个领域中，于是也就有了文学的经典(1iterary cannon)。然而就文学经典而言，classic似乎是一个更为恰当的字，因为它没有那样强烈的宗教意味。classic源自拉丁文的classicus，原意为“头等的”、“极好的”、“上乘的”，是古罗马税务官用来区别税收等级的一个术语。从上述对“经典”概念的由来与含义的考察可以看出，“经典”指那些权威的、典范的、具有较高入史率的伟大著作。它应该包括以下因素，正是这些因素使其被重视、被重构，并得以浴火重生。 (一)文本内容的丰富性与复杂性 经典文学文本一般具有“百科全书”性质，包含着人类社会生活中诸如政治、哲学、人生、自然、宇宙等方方面面的思想和观念，从不同侧面展示着人类试图解决这些困惑的历史踪迹。它能让来者重读时产生无边的想象，并有着从某一角度重新阐发和引申的可能。因而，容量大、涉及面广是其最重要的特征。比如被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就不仅以精练的笔法描述春秋战国时期的风土人情、人事物理，而且还栩栩如生地摹写了上至王公大臣下至平民百姓的各类人物，并且其点到为止的白描手法及曲折生动的传奇色彩最能引发后人的想象，因此便有了《英雄》、《孟尝君》等重构故事。 (二)文本内容的深刻性与震慑力 经典文本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往往从某一角度揭示社会生活发展的规律和本质。但这不是抽象的解释，而是在形象的流转中给来者以心灵的启发、抚慰和震动，使其自觉反思生活的沉重、人类命运的劫难和可能出路。比如民间传说《白蛇传》中感人肺腑的“人鬼情”、白居易《长恨歌》中超越时空的爱情、鲁迅《阿Q正传》中震人心魄的“民族惰性”等都具这一性质。 (三)文本鲜明的风格和艺术特色 这种因素与前两者一起造就文本的社会影响。经典文本一般在开掘某一题材方面具有独创性，并以特有的言说方式加、以表达，使其在文学史上具有特殊地位。它要么是某一体式的开创者，要么是集大成者。一般而言，文学经典也都是文学史经典。比如《牡丹亭》的“因情生死”模式、《红楼梦》的“汉语白话”成熟形态与言情模式的突破、《西游记》的神魔小说结构体式等，都达到了巅峰状态，成为一种典范和摹本，具有高山仰止地位和风范。 (四)文本内容的广泛社会影响 上述三种因素使得经典文学文本具有永久的艺术魅力和广泛的社会影响，并以文学史经典和课堂教育方式承传和延续下来，成为人们时时摹仿又时刻渴望超越的对象。中国古代的《诗经》、《离骚》、《史记》，古希腊神话、但丁的《神曲》、歌德的《浮士德》等作品，就具有这种超越时空、跨越国界的影响。 这样看来，文学经典的“经典性”是其之所以被不断重构的不可忽视的内在原因。 二、文学经典重构的语境——世界 世界——社会历史状况，是文学活动的场所，也是文学得以产生的缘由。当代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价值观念的演变与转型导致了对经典阐释的变化。 (一)经济领域中消费经济的到来 当前社会经济转型是空前的。传统社会是农业经济社会，是一个侧重生产的社会形态，文艺作为经验承传和社会公德、礼仪组织的承担者，历来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古人名言“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文以载道”等，就是对其功能很好的描述。当代社会处于后工业信息时代，是一个消费社会，经济全球一体化已经到来。与此相应，文艺的政教功能退位，审美本质得以凸显，娱乐休闲几乎成为其唯一的追求，它可以给快节奏工作中获得短暂休息的大众以心灵的放松。这样，那些承载沉重礼仪典训的经典便遭遇空前危机，适时挖掘其潜在审美价值就有了必要和可能。 (二)政治领域中文化资源的重新配置和文化权利的重新分配 这是一个值得重视和研究的领域。在传统社会中，作为正统文人的“知识贵族”掌控着文化领导权和发言权，并且操控着私塾、讲堂选讲篇目的裁定，因此，何谓“经典”与“谁的经典”休戚相关，都是特权阶层的附属物。当前，随着文艺审美功能的突出和文化“资本”的下移、“知识贵族”的衰朽，经典与经典的阐释权回到了大众与民间。民间文艺俚俗化、狂欢奇观效果的诉求，在经典的重构中得到了体现。例如“三言”、“二拍”、《金瓶梅》等明清禁毁著述的整理与挖掘、改编等，就体现了民间叙述立场。 (三)文化领域中价值判断与价值观念的转变 经济发展全球化、多极化和政治体制民主化转变带来的直接后果，是价值观念的多元化。文艺中唯政治、唯历史是从的“宏大叙事”面对民间立场的冲击日渐式微，真正的多元化时代已经到来。特别是在大众传媒技术的影响下，这种价值观念得到了最有效的张扬。那些尘封已久的经典文本中潜在的文化价值被重新挖掘，并得以夸张化、放大化的阐释，以人们陌生得几乎不能辨认的“另类”方式重登历史舞台，极大地满足了大众的消费欲望。比如《大话西游》、《新白蛇传》、《新笑傲江湖》等的闪亮登场，就应和了这一变化。 总之，当代社会领域中，经济转型、文化权利重新配置与资本转移以及价值观念的多元化追求，构成了文学经典重构的大舞台，即大众审美文化语境，并以此影响着文学活动的两个主体——作家和读者的参与意识。 三、文学经典重构的主体——作家 按照童庆炳先生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中的认识，作家进入创作过程需要三个先在条件：足够的材料储备、敏锐的艺术发现和不可遏止的创作冲动。就文学经典重构来说，材料、素材早已存在，其中潜在的因素作为艺术发现可能早显端倪，只是在过去不能述说，而最重要、存在最大变数的恐怕就是创作动机(创作意图)。当代作家“影响的焦虑”、颠覆的冲动和时尚欲望化的心态，最终导致了经典文本重构和本事的下移。 (一)影响的焦虑 这是一种最隐在的创作心态。在布鲁姆看来，文本应该创新，应该有意摆脱传统影响，甚至有意对经典文本进行误读，在误读基础上改写传统文本。这是一种影响的焦虑在作祟，它类似于俄狄浦斯内心涌动的“杀父娶母”欲望，它渴望摆脱“父亲”的影子。在《影响的焦虑》(The Anxiety of Influence)中，布鲁姆论述道：“一切作者所感受到的被影响的焦虑促使他们对自己读过的东西和模式加以利用和改变。”独创性是文学创作的最根本追求，但生于具有悠久历史文化传统国度的中国，当代作家既是最幸运的上帝宠儿，又是最不幸的“霉运鬼”。幸运的是，他们有丰富的文化传统可供借鉴，有深厚的文艺资源可供挖掘；不幸的是，他们又因不能摆脱“伟大传统”的笼罩走向全新而苦恼，影响的阴影带来的焦虑是空前的。焦虑是创作的动力，也是借口。不同的心态制约着摆脱焦虑方式的选择，有的作家选择了探索，有的作家选择了回避，有的作家则走向了消费，就类似鲁迅先生《拿来主义》中继承祖上古斋的三个生动比喻。其中鲁迅先生所说的不鉴别、不改进欣然享受的“废物”心态，成为当代文学经典重构的主要姿态。“不过因为原是羡慕这宅子的旧主人的，而这回接受一切，欣欣然的蹩进卧室，大吸剩下的鸦片”，即拿来消费、进行简单重构。文艺消费的娱乐心态可以冲淡甚至抹去作家内心的焦虑与不安。如冠以“新xx”、“xx新编”的经典改编，就显示了这一创作心态。 (二)颠覆的冲动 颠覆冲动、攻击欲望是人类本能活动之一，只不过在长期的文化规训中，人的这一“兽性”得到了最大限度的约束和限制。当前宽松的文化环境和多元价值诉求为这一冲动的集结和进发提供了条件，而深刻内因则在于它是摆脱“影响焦虑”最简单、最直接和最激烈的方式与手段。布鲁姆也曾精彩地分析过摆脱“影响焦虑”的主要创作方法： 从这一焦虑中产生了五种态度。第一种态 度是追随，即延续前人的作品，使它达到原文应 该达到的目的；第二种态度是重新杜撰一段文 字，使读者把作品看成是一个新的整体；第三种 态度是与模式的决裂；第四种态度是完全依赖 自己可能拥有的想象的残余；最后，第五种态度 是将视点颠倒过来，使前人的作品看上去反而 出自自己的作品，用格诺的话说就是，让另一部 作品反而成了“先行的抄袭”。 当代最典型的摆脱“影响焦虑”的方式，就是放松的享受、大胆的戏谑，具有布鲁姆所说的后四种方法的功能，但未必具有其严肃性。这种摆脱“影响焦虑”的办法不仅以轻松的方式拆解传统、获得了“创新”，而且还能最大限度地满足大众的娱乐需要；在不经意间消除“影响”困惑的同时，还能给自己的创作披上“与时俱进”、“满足大众需要”的“外衣”。于是，便出现了与吴妈谈恋爱的阿Q、与父王乱伦的白雪公主、与胡传魁有染的阿庆嫂，等等，颠覆冲动的极端就是网络“恶搞”。 (三)时尚欲望化心态 普列汉诺夫在其社会结构“五项论”公式中指出，“社会心理”作为联结政治、法律等上层建筑与最顶端的意识形态的中介因素和中间环节具有重要功能，它以时尚、时代精神的形式弥散于社会各个角落，潜移默化地规约着大众的价值观念选择和交往行为方式。当前关于文艺的时尚理解是：文艺是一种特殊的精神文化消费品，其主要功能在于满足大众的娱乐、休闲需求。文艺既然是商品、消费品，就需要有包装、有市场调查、有卖点看点……；文艺功能既然定位于审美娱乐，那就需要有观赏性、娱乐性、煽情性，需要与实际发生着的现实生活观念接轨。而围绕当代作家的现实生活又是可怜的，就像 伟大作家歌德没有战胜当时的“鄙俗气”、倒是“鄙俗气”战胜了他一样，当代作家也不甘寂寞、追随了时尚。在经典重构中，宫廷秘闻、婚外恋情、多角恋爱、变态人生，等等，成了重点凸显的视域，最明显的莫过于“猪八戒系列”。经典文本《西游记》中，多处提及猪八戒好色的特点，后来各种版本的《西游记》就突出、放大了这一特点，最后在《春光灿烂猪八戒》、《吉星高照猪八戒》等作品中，出现了纯情“情种”猪八戒形象。类似情况不胜枚举。 四、文学经典重构的制约者——读者 读者的阅读期待，即读者没有直接参与重构的过程，但作为潜在因素与作家构成了同谋关系，规约着作家的价值判断。作为文学活动的重要一极，它主要影响着经典重构的价值走向。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精彩地分析了“生产与消费”关系，“生产和消费表现为一个行为的两个要素”，“生产是消费”，“消费是生产”，两者存在着“直接的同一性”。“每一方表现为对方的手段；以对方为中介；这表现为它们的相互依存；这是一个运动，它们通过这个运动彼此发生关系，表现为互不可缺，但又各自处于对方之外。”这一论述同样也适应于文学生产与消费活动。读者的消费意向和阅读期待，引导着作家的价值判断。当代读者阅读期待的转向主要表现为求新趋奇期待、狂欢娱乐追求增强。 (一)求新趋奇的期待 传统意义上，读者阅读文本主要是为了获取知识、接受再教育，休闲娱乐居于次要地位，即审美效果仅仅是手段，接受伦理教育才是真正目的。当今文本阅读教化功能大为削弱，甚至被认为其功能仅仅体现为娱乐、消遣。在这一潜在规则的指导下，读者阅读期待中的求新趋奇意识增强，只有那些新且奇、感性化、刺激性的东西才能打破现实的平庸，从而吸引人的眼球、满足读者的想象。因此，情节曲折生动的武侠、言情文学大行其事，故事离奇的玄幻文学也很有市场，经典重构也须借助夸张、想象、虚构才能摆脱尽人熟知的“本事”，给人以惊奇感、陌生感。比如《红拂女》中红拂女武功超群，原本不会武功的乾隆皇帝也有一副好身手，《新白蛇传》、《西游记后传》中玄虚不经色彩则更为浓厚。 (二)狂欢效果的追求与休闲、娱乐性价值追求 西方大众文化理论认为，文本阐释是一个意识形态斗争的场所。文本编码过程是意识形态的渗入过程，文本解码更是意识形态斗争。文本传达的固有文化信息并不是被读者全盘接受，读者时时以“游击战”的方式冲击、解构文本，新阐释中蕴涵着反叛理念。这在德·塞图、费斯克的大众文化理论中都有明确的表述： “战略受到战术的对抗，资产阶级受到无产阶级的抵制，霸权遇到抵抗行为，意识形态遭受反对或逃避；自上而下的权利受到自下而上的力量的抗争，社会的规训面临无序状态。这些反抗、这些社会利益的冲突，都主要由快感所驱动，即生产出属于自己的社会体验的意义所带来的快感，以及逃避权利集团的社会规训所带来的快感。 事实上，当代读者正是以这样的心态对待经典文本，不再满足于被动接受耳熟能详的固有价值，更渴望老生常谈的故事抽出新枝，在震惊中、在新旧对比、互文阐释中满足颠覆的欲望，达到狂欢效果。新编《雷雨》、新编《沙家浜》等就是如此。试想，当你看到隆胸后手握金元微笑着的《蒙娜丽莎》会是怎样的心情? (三)先锋批评家的引导 文艺批评家作为一类特殊的读者，发挥着与普通读者不一样的功能。一方面，他们比一般读者具有更高的辨析能力、领悟能力；另一方面，他们的评论，无论“棒杀”还是“捧杀”，无论是正面的善意批判还是负面的恶意推销，都不仅具有宣传功能，而且还指导着读者的选择与阅读，并间接地影响着作家的创作。当代文艺批评家的媚俗化倾向，为通俗文艺转向的摇旗呐喊，暗中鼓励着大众(包括作家和读者)的颠覆欲望与冲动。如他们为“玄幻文学”、“网游文学”唱赞歌，客观上就支持了网络“恶搞”之风。因此，作家和读者是战略伙伴关系、同谋关系，他们共同的志趣谋杀了经典文本，使其浴火重生——获得世俗化、大众化的新生。 因此，我们可以断言，经典重构过程是一个经典文本与社会生活互动的过程，社会语境影响下的作者和读者作为最活跃的因素互为影响地参与了整个过程。社会生活的多元化，文化价值追求的异质化，作家“影响焦虑”下的颠覆冲动、时尚欲望化追求，读者求新尚奇、狂欢化效果的阅读期待以及时尚批评家的引导，导致了经典重构的世俗化、通俗化趋势。这是大事所趋、时势所至。 因此，对文学经典重构问题进行研究，单纯从纯文学角度人手显然是不够的，毕竟经典确定、经典重构是一个社会文化事件，社会文化语境参与了这一进程。当然，单纯从文化角度研究，也有明显的不足，毕竟经典重构是一种特殊的文学活动，是作家创造文本的活动，必须立足于文学本质和文学活动的特征展开分析。这样看来，文学经典重构应该是一种立足文本本身的社会文化现象，既涉及纯文学因素，又离不开文学语境，将其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学活动，从活动的整体性(“四要素”)加以研究，不失为两全其美之策。 原载：《中州学刊》2007年第4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