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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典传承与审美批评 “言必称希腊”在今日似乎有点老生常谈，但是，美国当代审美批评的新发展再次说明了以古希腊文化为源头的西方文学经典的历久弥新。哈罗德·布鲁姆的《西方正典》（1994）书名本身就鲜明地显示了这种历史渊源和文化传承。英文“canon”（正典）一词来源于希腊文“kann”,原指织工或木匠使用的校准小棒，后来延伸为法律或艺术的尺度或规范。公元前5世纪左右，萨摩斯（Samos）的僭主波利克拉特斯命人雕刻了一尊名为“Kann”的塑像，以此作为人体艺术的摹本。以后，“kann”又延伸指书面的文本。古希腊历史学家、修辞学家、哈利卡纳斯的狄奥尼索斯在《致庞培》的信中指出，希罗多德的《历史》是世上最好的典范（kann），因为其中的语言不但优美得体，而且给人以韵律的快感。“canon”这个词最早出现在1885年版的《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中,该书曾提到“柏拉图式正典”的用法。尔后，英语文学中一些具有开创性意义的作品也被称为“英语经典作品中的正典”（the canon of English classics）,例如狄更斯的小说和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的英文译本等，而《圣经·旧约》在英语文献中也被视为“正典”作品①。正典的最高境界是崇高，是庄严的形式和典雅语言的结合。符合这些标准并经受住时间考验的文艺创作可以被称为“正典”之作，是经典中的经典，例如荷马史诗、古希腊悲剧《阿伽门农》和雕塑《拉奥孔》等等。英文“canon”现在往往指特定的作品或文本，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和文化权威性，与“现在”的时间关联更强。在西方文化语境中，“canon”译成“正典”可以指称那些代表民族文化精髓并包含人类普遍价值观的文学作品，例如莎士比亚的戏剧和歌德的《浮士德》等等，也指《圣经》那样传承宗教教义的经典文本；而译成“经典”则指得到广泛认可、并在历史传承中保留下来的那些优秀作品，当然也包括那些公认的各民族正典之作。 在美国当代的文化论争中，一些批评家使用“正典”来指称那些代表了正统价值观念、由教育体制来传承并构成了主导意识形态中不可或缺的那些文学艺术作品。正如P.费瑞指出的：“正典就是文化传承和机制确认的一套文本”，“正典性”（canonicity）在今日不容忽视，因为它仍在主导着人文学科的研究，并“在其进程中开始发展出新的人文学科来”②。从民族文化传承的角度看，教化性与正统性是正典构成的两个基本要求，代表了精英主义的文化标准，也是民族国家的文化主导性要求。当代美国学者艾伦·布鲁姆把荷马、但丁、莫里哀、歌德和莎士比亚等文学大师的经典作品视为“民族教化之书”，认为这些作品不但表现了各自民族的精神和价值观，而且体现了人类社会普遍的价值准则③。主张文化研究的A.迈纳也认为，“正典”除了宗教典籍的意义以外，还指“在这样或那样版本的‘伟大传统’中被赋予了特殊地位的美学、文学和其他世俗的文本，这些文本体现了某种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念。”④哈罗德·布鲁姆等人要坚持西方文化传统观念，就必然要捍卫西方文学经典之作的伟大与不朽，并以超越具体时空的审美理想来传承西方文化艺术的正统谱系。但是，哈罗德·布鲁姆对西方文学经典的评价标准主要针对作品的审美价值，所以他从一开始就与西方古典文艺观念结下了不解之缘。例如，在公元3世纪的古罗马时期，亚历山大图书馆的学者们提出了文学经典的审美标准：“措辞和韵律的精致、修饰的典雅、性格的统一和想象的力量。”他们主要从修辞学（或文本）的角度来评判作品的高下，而不顾柏拉图式的道德标准，所以对荷马史诗中所描写的众神抢劫、通奸或滥杀等等非道德行为不以为忤。他们还依照这些标准选出了一些经典作品，希望为学校教育和艺术摹仿提供正统的典范⑤。同一时代的雅典修辞学家朗吉弩斯在《论崇高》一文中也列举了类似的审美标准，如伟大的思想、深厚的感情、妥当的修辞、高尚的文词和庄严的布局等五个因素。他还强调指出，读者要沉浸在古代经典作品中去体验前人的伟大和高妙，并认为真正崇高的作品必然是能够经受住时间考验的作品：“一篇作品只有在能博得一切时代中一切人的喜爱时，才算得上真正崇高。”⑥哈罗德·布鲁姆在《西方正典》中提出的审美标准与这些古代学者的论述几乎一脉相承，例如他提出：“娴熟的形象语言、原创性、认知能力、知识及丰富的词汇”等因素是形成经典作品的必要条件，而且经典作品还必须经过两个时代之久的时间考验才会成为正典之作⑦。 文学经典传承不仅是民族文化传统的延续，也是价值观念汰旧更新的过程，所以对文学经典进行研究一直是美国批评界关注的热点之一，各种论述和专著时见发表。2005年，D.约翰逊在《通俗与经典》一书中从语义学的角度界定了与经典传承有关的三个基本术语：趣味、审美和正典，并认为这三个相互关联的术语在历史发展中具有不同的含义。“趣味”（taste）于13世纪出现在英语中，但只是到了18世纪才由夏夫兹博里等人用来评介文艺作品，20世纪消费文化的兴起又使“趣味”具有了大众化的特征。“审美”（aesthetic）一词最早是由德语传入英语。1735年，鲍姆嘉通在《诗的沉思》中使用该词时含有两层意思：1.经由感官来领会知识的科学。2.艺术中的哲理性评判。以后，赫尔德等人把两层意思合而为一，试图说明人是如何通过感官领悟来判断美的。“正典”（canon）一词在中世纪是指被宗教领袖们认可和授权的圣经典籍，以后用在文学研究中指那些值得学术研究的文学作品，是经过历代传承的典范之作⑧。D.约翰逊还指出，在20世纪最后的二十五年里，“正典”之争的焦点在于趣味领先还是审美领先。哈罗德·布鲁姆的《西方正典》由于极力主张阅读经典和重视审美价值，并公开指责当代批评理论的社会参与导致了“低俗”趣味的泛滥，所以我在这里把他看作当代美国文学批评界“文学审美派”的代表人物。事实上，哈罗德·布鲁姆坚持文学审美立场的一贯性在他的等身著作中已经体现出来了，而他强调通过对作品崇高风格的审美体验来达到审美的愉悦，以及他在细读文本和互文比较中向读者传达他的审美体验和认知快感等批评实践都显示出，他所提倡的审美批评正是传承了西方文学和批评的经典观念。2004年,他在新书《智慧何在?》中进一步丰富了自己的艺术审美观,他申明：“我所坚持阅读和讲授的［作品］只有三个标准：审美卓越、知性力量和智慧。社会压力和媒体时尚也许会暂时削弱这些标准，但是，昙花一现的东西决不会持久。心灵总是要回到对美、真、识（beauty, truth, and insight）的追求。”⑨ 哈罗德·布鲁姆的审美批评实践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他的上述立场和观点。例如，从他对莎剧人物和惠特曼诗歌的解读中，我们可以充分领受到他所展示的、鲍姆嘉通所谓的“感性的审辨力”，以及他对温克尔曼所谓“崇高或雄伟的风格”的细腻分析。他的独到和新颖之处在于，他力图在审美体验的基础上进一步追寻对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的认知，并深入阐释西方正典作家和作品能够传承“我们文化权威的特性”的那些因素和价值。他在《西方正典》的“序言与开篇”中曾直截了当地表明了这个写作宗旨，并且强调要延续西方文学的正统血脉和坚持文学审美批评的自主性。他在《西方正典》第二章中的一段话与他十年后在《智慧何在?》中表达的经典标准是一致的：“莎士比亚和但丁是经典的中心，因为他们在认知的敏锐、语言的活力和创造的才情上都超过所有其他西方作者。这三样禀赋汇合成一种本体性激情，即一种欣喜的能力，或如布莱克关于地狱的警句所指出的‘充满活力即为美’。”⑩可以说，哈罗德·布鲁姆的审美批评就是对他所指的那三种艺术禀赋进行辨析和解说，并在审美体验和认知活动中感受到充满创造活力的“陌生性”。所以，他对玩世不恭的福斯塔夫（《亨利四世》、《温莎的风流娘们儿》）和善于吹嘘的佩德罗大师（《堂吉诃德》）显示了一定程度的偏爱，认为这些人物都具有充满活力的性格，因而也是“美”的(11)。人们如果耐心细读《西方正典》中对但丁的《神曲》、惠特曼的《草叶集》或托尔斯泰的《哈吉·穆拉特》等作品的分析，那么将会发现书中字里行间充溢着的正是这样一种审美体验和鉴赏认知所带来的欣喜，而作者也正是由此发现了西方经典作家的审美原创性和艺术正典性。所以，把哈罗德·布鲁姆称为美国新审美批评的代表性人物不仅是对他的批评实践的总结，也是对长期被各种社会批判理论所遮盖的文学审美批评给予新的肯定。 二、文化冲突与经典论争 在美国当代学术语境中，大众文化和高雅文化的区分常常表现在“趣味”和“审美”的不同层面上，然而在文学研究中，关注作品的社会批判价值或强调文本的艺术审美价值却成了文化激进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各自坚守的理论阵地。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美国“文化战争”也使文学批评界冲突的各方都程度不同地卷入进来。实际上，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长达三十余年的文化反叛过程中，美国文学批评经历过一系列新潮迭起的局面，重视文学文本的审美价值和语言特性的传统批评方法一度被边缘化。重建经典的论争不仅体现了当代的学术需求，而且还成了文化战争的一种形式。例如，在多元文化主义思潮的影响下，一些美国学者或读者公开批评西方经典和美国文学经典建构中白人中心主义的偏颇，甚至把莎士比亚视为“已死的、白色人种的欧洲男性”（dead, white European males）的代表。例如，在哈罗德·布鲁姆出版《西方正典》的同年，《纽约时报》（1994年11月6日）登载的一封题为《憎恨学派》的读者来信坚持认为，建构莎士比亚作品为经典的过程也是压制妇女文学和少数民族文学的过程，并对完整地保留西方文化的历史记忆是一种危害(12)。同年的《纽约时报》（1994年8月8日，）上还登载了J.斯考特的一篇文章《走出象牙塔：新生的公共知识分子》，该文呼吁批评家们多关注专业以外的社会人生问题。而E.萨义德当时出版的著作《文化与帝国主义》（1993）似乎也在以具体的成果呼应着“走出象牙塔”的号召。1995年，著名的美国批评家S.费什出版了他于1993年5月在牛津大学讲演的修改稿，并加上了题目《专业正确性》。在书中，他对当时的文化和批评论争的两派观点都给予了温和的修正，但仍然表示对“非传统的人文学术给予坚决的支持”，并提醒读者不要以为他反对“文化研究、黑人研究、女性研究、同性恋研究以及为文学界增添了活力的其他形式的研究”(13)。费什认为，“一位公共知识分子既能把大众的关注点当作自己的主题，又能获得大众的关注”；而哈罗德·布鲁姆、萨义德以及乔姆斯基等知名学者还算不上这样的“公共知识分子”，尽管他们经常出现在大众媒体上(14)。费什虽然力图在当时争论的两派之间保持中立，并主张坚守文学研究的专业属性，但是他的基本立场仍然是支持学术圈内被哈罗德·布鲁姆称之为“憎恨学派”的那些批评家。对这场冲突的深入认识需要我们回顾一下美国20世纪80年代勃兴的“文化战争”及其引起的“经典之争”的时代背景。 美国当代文化战争的近因是：越南战争的结束和1981年里根政府的上台标志了美国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兴起，而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文化激进主义由此受到了阻遏，两种文化力量之间的直接较量随即开始了。一方面，新左翼阵营仍然坚持“文化多元化”的原则，要求种族、性别和宗教等方面的平等，主张宽容标新立异，认为这是美国民主制度的必然要求；另一方面，保守主义阵营面对美国文化认同的衰落，坚决主张恢复民族/国家的统一信念，改变反越战运动以来贬低美国文化价值观的激进立场。在整合了“自由个人主义、爱国主义、宗教导向的道德观、对美国小城镇的怀旧情绪以及对高科技的崇拜”等等文化倾向和体制力量以后，保守主义阵营首先在文化教育界向新左派发起了挑战。(16)1981年，美国联邦教育部组建了“卓越教育国家委员会”，并在1983年发表了《国家面临危险：教育必须改革》的报告。报告指出：“我们的社会教育基础正在被越来越严重的学业平庸所危害，它威胁着我们国家的前途和我们民族的未来。”1984年，在里根政府担任过教育部长的W.班奈特批评了美国教育的失败。他指出，丧失传统价值观和学术水准是当代教育的重大失败，这主要是忽视传统的经典教育以及老一辈学者退休等原因所造成的，所以他主张恢复对经典作家的尊敬，使荷马、柏拉图、马克·吐温、福克纳等人的作品在人文学科中恢复自己的正统地位。1988年，班奈特的继任L.切尼发表了《美国人文科学》的报告，批评当时学界中把人文研究降低为政治研究的学术风气，主张超越阶级、种族和性别的局限，重新学习经典作品，以便恢复“塑造了我们美国文化”的那种普世主义的价值准则。(17) 几乎与此同时，学术界文化战争的矛头也指向了西方经典的界定和更新。芝加哥大学教授艾伦·布鲁姆出版了轰动一时的专著《正在封闭的美国心灵》（1987），对教育界蔓延的文化虚无主义进行了严厉的抨击。他指出，《圣经》是传统文化的源泉，而启蒙精神应该是被尊奉的原则，但是文化虚无主义的蔓延却损害了美国的这些基本价值观念。1988年，艾伦·布鲁姆在哈佛大学做关于西方文化的演讲时对H.米勒和费什等人的观点进行了批驳。他说：“保守主义是一种可敬的态度，为了坚持和忠于在大学中已经不再那么受欢迎的东西，它的拥护者通常不得不在人格上保持坚定。”“经典是指那些在正式教育的核心课程中所教的和学生所要读的书……关键词是经典（canon）。我们正目睹的是一场经典之争。”(18)1991年，历史学家小施莱辛格在《正在分裂的美国》一书中指责多元文化主义削弱了美国的民族凝聚力，造成了文化的失序。同年，詹姆斯·亨特在《文化战争：界定美国的斗争》一书中分析了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文化面临的多种挑战，他认为同性恋、堕胎和学校暴力等社会问题的根源在于基督教道德观念的丧失。他的指责涉及到了多元文化主义观念对同性恋或异端思想的宽容，也涉及到学校教育对基督教文化价值观的忽视。班奈特在《美国的贬值》（1992）一书中对后现代主义思潮只破不立的倾向进行了反思，并严词批评自由派人士的激进立场破坏了美国人的理想主义和宗教信仰(19)。在这样的背景下，《西方正典》的出版及时呼应了文化保守主义要求回归正统价值观的号召，哈罗德·布鲁姆一再推崇莎士比亚也是在显示自己捍卫西方自文艺复兴以来建立的文学传统的坚定态度。 与上述回归正统的呼声相反，新左派继续要求改变西方经典的“世袭”地位和白人面孔，要求让那些长期被压抑的边缘声音得到释放，即让本土文化、女性文学和黑人文学等作品恢复自己的经典尊严。实际上，早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学生造反运动期间，加州伯克利大学的学生就要求在人文课程中增加女性文学和少数族裔文学的课程。到了1988年，斯坦福大学在学生的强烈要求下对人文专业课程进行了改造，在“西方文明”课程中正式增加了弱小民族文化和女性文化等内容，以便让学生对世界文化史有全面的了解。J.戈拉克在《现代正典的建造》（1991）一书中指出，书信、日记和回忆录等文本过去都被当作非正统的文学作品，如今批评家们也会考虑是否要选择其中好的作品放入经典作品选集中。同时，消费文化的兴起和文化市场供求关系的改变也对经典构成提出了时代要求。例如，女性读者群体的扩大对图书市场上女性文学的要求相应地增加，文化商品的市场规律要求建立女性文学的经典文库，黑人文学的崛起也与此相关。哈佛大学的黑人批评家H.L.盖茨在《诺顿非洲裔美国文学选集》（1997）的序言中指出，20世纪90年代非裔美国文学的迅速崛起不仅是黑人民权运动的影响所致，其部分原因还在于市场的扩张和文化商品的普及(20)。G.杰伊在1997年出版了《美国文学和文化战争》一书，对美国文学经典的传统界定提出了质疑。他认为，大学文科教材中的经典书目必须重新编选，以使少数族裔或女性作家作品从边缘走向中心，从而反映出美国文学史的全貌来。在他看来，给予一些边缘作家作品以经典的地位就是重整文化秩序和“改变对美国文化史的阐释”(21)。这个看法已经点出了经典之争的问题实质：经典之争也是文化和话语权力之争，是一场维护主流文化地位还是颠覆主流文化霸权的冲突和交锋，它也必然影响到文学批评领域里的学术争论。 经典之争除了关注经典本身的界定和重构以外，还引发了审美批评和文化研究之间的学术争论，即关注文学的审美功能还是社会功能的争论。这种争论在《西方正典》中鲜明地表现了出来，例如文化研究和其他重视社会人生批评的学派被哈罗德·布鲁姆统称为“憎恨学派”而遭到尖锐的抨击。哈罗德·布鲁姆的基本立场是，一些文学专业领域里的“文化研究”者脱离了文学研究而变成了社会批判家，但又不能达到社会学、政治学或历史学这些专业学科研究的学术高度，也不能解决具体的社会问题，反而消解了文学批评自身。他的这种困惑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当代文学批评家们必须面对文学学科存废的现实挑战。美国当代学者J.卡勒指出，文化研究把文学当作基本的研究对象之一，应该集中关注以下两个论题：“1.文学正典是什么，即通常在学校和大学里讲授的、并被奉为我们文学遗产的是什么；2.用来分析文化对象的适当方法是什么。”(22)这就是说，第一，文化研究如果鼓励研究电影、电视及其他通俗文化作品而不是世界文学经典的话，那么文学传统和本身特性就需要重新界说；第二，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如果在文学研究领域里引入诸如哲学、社会学、人类学和心理学的知识和方法，那么文学学科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将如何得到维护？大多数由文学批评转入文化研究的学者虽然强调社会正义的必要性，但基本上还是主张重建文学经典而不是取消经典，主张扩大文学经典的范围而不是把经典局限于象牙塔中。所以，“自由派”与“正统派”的矛盾实际上集中在究竟什么样的作品可以成为“经典”，究竟以艺术审美的“崇高风格”为标准还是以新左派的“社会正义”为原则。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经典之争也涉及到建立什么样的文化秩序和社会准则的问题，这就不是一个单纯的学术争论了。正如艾伦·布鲁姆和哈罗德·布鲁姆都坚持的，文学经典代表了民族文化的核心内容，而经典建构涉及到传承什么样的价值观念和延续什么样的民族特性等重大问题。于是，经典之争又牵涉到了社会和政治的诸多问题，“文化战争”就这样不可避免地把大众传媒、政治集团、政府部门、教育机构以及学者专家都卷了进来，一场文化和学术的争论演变成了范围广泛的社会问题争论。 三、经典：艺术与人生的双重选择 经典之争虽然为审美批评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机遇，但是，文学事业有自己的运行规律和特征，这就使审美批评走向学术舞台的中心需要一个过程和新的推动力量。由于文学经典的构成需要学术界和教育界的共同认可，所以一部作品的经典地位常常是以编入权威的文学选集和进入大学讲坛为标志，而重写文学史更是经典建构的主要形式。事实上，美国文学经典的构成就是一个不断改写美国文学史的过程。例如在1895年，耶鲁大学教授费尔普斯（William Lyon Phelps）在课程中讲授了马克·吐温、康拉德和哈代的小说，结果当时的《纽约时报》在头版进行了报道，而一些资深同事则批评他违背了美国文学的经典传统。再如，麦尔维尔的小说《白鲸》（1851）直到1930年还被放在耶鲁大学图书馆“鲸类学”的收藏书架上，属于动物学领域里的专著(23)。上述的四位作家现在都是英语文学中不可否认的经典作家，代表了现代英语文学的精华。这些事例说明了，经典的构成是后天“建构的”（the made）而不是先验“天成的”（the given）。在当代美国文学界，经典重构需要开辟两个主要的领域：1.长期被忽视的作家作品如女性作家作品和少数民族文学等等；2.流行并获得好评的通俗作品，如得到过“全国图书奖”和“普利策奖”的文学艺术作品等等。持有多元文化主义立场的P.劳特等人编撰了《西斯美国文学选集》（1990，1994，1998），把过去处于边缘的许多“非经典”文学如本土印第安文学和女性文学收入其中，并一版再版。劳特指出，他们编撰这部选集的构想与20世纪60年代后期的文化反叛思潮一脉相承，因为他们觉得，“以往的文学选集都继续集中于半个世纪前确立的那些经典而没有变化。问题就在于怎样给教师和学生提供能够真正反映丰富多彩的美国文化的教科书”(24)。事实上，正是这种不断的建构和更新使西方经典和美国文学保持了新鲜与活力，文化传承和文化创新才保持了有机的统一。同时，真正体现民族核心精神和人类共同价值观的经典作品是不会被一时的争论或时尚所颠覆的，《西方正典》所论述的二十六位经典作家和作品正是历史上长期争论和不断建构的结果，所以它们才能够出类拔萃、历久弥新。 20世纪90年代以来，恢复文学经典的地位和维护审美价值的主张在美国的教育和学术领域里得到了相当程度的体现。美国学术界近年来有关新美学和审美批评的论述显示出，文艺界激进思潮退却后的文学研究有回归文学自主性的倾向。哈佛大学的H.温德勒在《天成的和建构的》（1995）一书中指出，狄金森、毕晓普和洛威尔等美国诗人总是强调诗歌写作的审美策略，他们能够在美国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与他们作品的审美倾向有密切关系(25)。她在该书中以《西方正典》式的“文本细读加审美体验”的批评方法对上述几位诗人的作品进行了解说，体现了与哈罗德·布鲁姆类似的审美批评风格。M.艾斯梯夫在《美国文学中的大众政治和美学》（2003）一书中研究了亨利·詹姆斯的小说创作，他发现《华盛顿广场》和《鸽翼》等作品体现了康德的美学观念，因此主张研究这些作品的审美价值。戈特夏克细化了审美对象的结构特征和认知要素，认为每一件艺术品如诗歌、戏剧、绘画和雕塑等的形式都体现了和谐、平衡、中心和发展等四种要素。这些要素是普遍存在的，是艺术作品的基本形式，而艺术品的内容则包含了感情、思想、性格和个性等等。这些批评界新人的观点与哈罗德·布鲁姆的文艺观念十分接近，所以说，新审美批评的逐渐发展决不是哈罗德·布鲁姆一人的孤独战斗，而是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文化思潮转向的必然结果，是重视文学的审美功能还是重视文学的社会功能两种观点之间长期互动后形成的又一次重心转换。事实上，21世纪初的美国批评界已经出现了新的发展动向，新的美学观念和审美批评主张正在继续扩大其影响，如A.辛格等人编撰的《文学美学读本》（2000）和R.克尔内等人所写的《大陆美学：从浪漫主义到后现代主义》（2001）等著作都对文学艺术的审美体验和经典性与通俗性的关系等课题给予了深入的论述。B.伯克利等人在《难以驾驭的美：朝向一种新美学》（1998，2002）中提出，“很可能每一种审美选择都是政治性的。但是同样可能的是，每一种政治选择最终也会是审美的”(26)。B.伯克利认为“美的作用”才是艺术批评的主要关注对象，审美活动既是内心体验也是外在认知，批评家要注重具体领域里的审美批评而不是进行形而上的讨论。S.布瑞恩指出，当代艺术批评需要学者建立一个包容性的“审美场域”，并采取辩证的立场来思考政治和社会的问题，因为审美活动离不开社会环境和意识形态的各种影响。这些人还认为,新美学不是包罗万象的学问,而是对具体的学术领域进行审美认知的研究,例如M.德沃瑞主张建立新的女性主义美学,B.戈特认为审美批评的对象应该包含大众文艺作品等等。 我们如果把这些学术进展与《西方正典》联系起来的话，那么可以看出近二十年来在美国学界出现了一种“新审美批评”的倾向和具体成果，其中最富洞见和充满激情的经典之作当属《西方正典》。哈罗德·布鲁姆在《西方正典》中既传达了美的感受又分析了审美感受的过程。他通过对经典作家语言风格、叙述结构和人物形象等方面的细致阅读，深入地解说了他的审美历程。当然，他的审美感受是建立在自己极为敏锐的文学鉴赏能力之上的，这种能力必须以渊博的经典知识为保证；他对审美感受的理解又是以自己深刻的艺术认知能力为基础的，没有这个基础就培养不出他的审美艺术趣味。哈罗德·布鲁姆不仅对作品文本的审美价值和语言风格高度关注，而且对一些作家和作品在西方文学经典传承中的地位也极为重视。例如，他在评论美国文学家爱默生的艺术成就时，不仅分析了作家特有的“智慧”和“风格”，而且把他的散文与古希腊传记作家普鲁塔克和法国散文家蒙田的作品进行比较研究，从而扩大了人们的知识视野，对爱默生的文学成就也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27) 21世纪初的美国文学批评也出现了一些意想不到的新进展，其中以主张多元文化主义并重写美国文学经典的美国文学史家和批评家艾默里·艾里奥特最为突出。以编撰《哥伦比亚美国文学史》（1988）而出名的艾里奥特主张“文学作品的多样化和文学批评的多元化”，他在重写美国文学史的体例安排上体现了多元文化主义的观点。近年来，他也认识到审美价值对文学本身的学科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例如，在《多元文化时代的美学》（2000）一书中，他对各种文化观念中的艺术思想进行了分析，并通过各种论述强调了新美学的政治因素和社会功用。艾里奥特提出，哲学美学（philosophical aesthetics）与文学美学（literary aesthetics）所讨论的对象是不同的，前者注重对美的本质等形而上问题的研究,是一种抽象的哲学讨论和思考；后者注重具体的审美体验和文化认知,研究对象是后现代绘画、女性文学艺术、黑人文学及音乐等等文化艺术文本。这种区分实际上把文学审美批评与多元文化批评结合了起来，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艾里奥特的批评观念有了一定的变化，这就是在主张文化多元性的同时还承认文学审美的普遍性和必要性(28)。当然，英美学界对哈罗德·布鲁姆的批评也没有停止，特别是他对“憎恨学派”的严词指责招来了一些新左派学者的批评或讥讽。例如，当代英国文学批评家特里·伊格尔顿曾讽刺哈罗德·布鲁姆维护西方经典的论说是一种道德说教，好比“美国电视上的福音传道士”，而哈罗德·布鲁姆则在《西方正典》的中文版序言中给予了含蓄的反驳(29)。联系到国内近年来的一些文学论争，我们可以看到，在对文学具有的艺术审美和社会人生的两种价值评判上存在着一定的认识分歧是正常的，因为人们仅凭审美批评或社会批判都难以全面解说一部经典之作。例如，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T.莫里森和索尔·贝娄的小说都是美国当代文学的经典之作，阅读这样的作品常会令人产生处在审美体验和现实批判这两种心理活动之间的“纠葛”中，这种“纠葛”心理的产生或许正是文学艺术魅力永存的原因之一。然而，不论采取哪种批评立场，关键的问题还在于要不要“文学”和“文学研究”。当代西方文艺理论的近期发展显示，不管是“文学审美派”或是“社会批评派”，他们都明确地维护文学自身的主体地位和文学研究的专业地位，而对于文学经典存在的必要性的认识则是大同小异。毕竟，西方文学经典是他们学术活动存在的基础，否定自己民族或国家的文学经典传承和核心价值观念也等于否定自己的学术存在。美国当代的经典之争以及新审美批评的发展在提醒我们：文化多元主义如何避免文化虚无主义，文学研究怎样借鉴“非文学”研究，这些问题的出现既是21世纪批评界所面临的挑战，也是发展新的批评理论和方法的大好机遇，关键在于我们如何审慎地把握这种难得的机遇。 ①Jan Gorak （ed.）, Canon vs. Culture, New York: Garland, 2001, pp. 106107. ②Patrick Fuery et al., Cultural Studies and Critical Theo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 1920. ③(18)艾伦·布鲁姆：《巨人与侏儒》，张辉等译，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第116页，第299、305页。 ④⑤Andrew Milner et al., Contemporary Cultural Theories, 3rd edition,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p. 225， p. 108. ⑥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07页。 ⑦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江宁康译，译林出版社2005年版，第20页。 ⑧David Johnson （ed.）, The Popular and the Canonical, London: Routledge, 2005, pp.200201. ⑨⑩(27)Harold Bloom, Where Shall Wisdom Be Found? New York: Riverhead Books, 2004, p. 1,p33,p.217. (11)T. S. Eliot, The Sacred Wood: Essays on Poetry and Criticism, London: University Paperback, 1969, p. 23. (12)1994年11月6日的《纽约时报》登载了一封读者来信，指责对“憎恨学派”的批评。2006年12月21日《纽约时报》的“文档”（Archives）版上可以搜索到这封题为“The School of Resentment”的来信。 (13)(14)Stanley Fish, Professional Correctness, Cambridge, M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x，p. 118. (15)Christopher Clausen, Faded Mosaic, Chicag Ivan R. Dee, 2000, p. 164. (16)National Commission on Excellence in Education, A Nation at Risk：the Imperative for Educational Reform，Department of Education，Washington D. C.，1983． (17)(20)E. Dean Kollas, Critical Theory and the Literary Canon, Westview Press, 2001.见王晓路、石坚等编选《当代西方文化读本》，四川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90页，第97页。 (19)William J. Bennett, The Devaluing of America, Colorad Family Publishing, 1994, p. 12. (21)Gregory S. Jay, Literature and Culture War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5. (22)(23)Jonathan Culler, Literary Theo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48，p. 6. (24)Paul Lauter （ed.）, The Heath Anthology of American Literature, 2 edition, vol. 1, Lexington: D. C. Heath and Company, 1994, p. xxxi. (25)Helen Vendler，The Given and the Made, Cambridge, M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5, p. xii. Bill Beckley et al., Uncontrollable Beauty: Towards a New Aesthetics, New York: Allworth Press, 1998, p. xviii. (28)2006年10月30—31日，艾默里·艾里奥特在访问南京大学英语系并进行讲学时还提到，他近来主张重视文学审美价值的观点被一些人批评为“背叛”了原先的多元文化主义立场。 (29)Terry Eagleton, Figures of Dissent, London: Verso, 2003, p. 170.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英语系） 原载：《文艺研究》2007年第5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