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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的知识谱系使“文学性”和“历史性”分别成为文学和历史的专有属性，因而“文学性”与“历史性”在学科分类的知识格局和科学视野中曾走向对立。诸多论者都曾将“文学性”问题归结为“什么是文学”的问题，如乔纳森·卡勒就提出“什么是文学”的问题可从两个角度加以理解：一是“关于文学的一般性质”；二是“文学与其他活动的区别”。这一理解使我们清晰地看到论者在众多话语中寻求文学独立地盘的努力。以“历史性”而论，即使是反对史学中的自然科学或实证主义思潮的柯林武德也指出，“一门科学与另一门科学不同，在于它要把另一类不同的事物弄明白。历史学要弄明白的是哪一类事物呢?我的答案是res gestae[活动事迹]：即人类过去的所作所为。”这一论析同样可以看到历史研究者对历史事实的“圈地运动”。 然而，随着“语言学的转向”，“意义本体论”受到严峻挑战，语言活动与实际世界的指称关系被割断而走向反本质主义。维特根斯坦的“家族相似说”以形象的描述为“文学性”与“历史性”的通约提供了合法的理论支撑，使“文学性”与“历史性”从冲突走向融合。海登·怀特自信地宣言，史学家对过去现象的表现以及对这些现象所做的思考是“文学性的”，即“诗性的”和“修辞性的”；“文学性”决非限制了“历史学家的身份”，“恰恰是他们话语中的这种艺术或文学成分”“巩固了他们作为‘经典’历史作家的地位。”其历史诗学撼动了文学性与历史性之间的坚韧藩篱。 历史话语的诗意内涵 经典作家往往从哲学基本问题的角度将历史的客观性界定为归根到底意义上的物质性，因此，建立在此基点上的历史被认为是用历史话语撰写的具有真实性或客观性的事实。将历史学的“真理”与“科学”相联系，使历史与文学相分离，都是近代自然科学的产物，无论是作为“符合性的真理”还是“融贯性的真理”都赋予了历史的绝对客观性。 然而，历史是发生在过去的事件，是通过文字或符号而再现或表现的事件，而且是历史学家通过解释文字或符号的涵义而再现或表现的事件，这就使具有诗意内涵的解释性语言在其中大有可为。海登·怀特认为，“历史领域中的要素通过按事件发生的时间顺序排列，被组织成了编年史；随后编年史被组织成了故事，其方式是把诸事件进一步编排到事情的‘场景’或过程的各个组成部分中”。随着科学主义和绝对主义的衰退，“历史研究已经受到质疑，其探求真相的能力完全被否定了”，后现代主义认为，“撰写历史不是一件寻找真相的工作，而是在表现历史学家的政治理念”。因为历史话语是一种叙事话语，而“叙事只是构筑了关于事件的一种说法，而不是描述了它们的真实状况；叙事是施为的而不是陈述的，是创造性的而不是描述性的”。这意味着历史事实是已经不再可能被直接感知的，在本质上是已经不在场的，而为了将其建构为人们思辨的对象，它们必须被叙述，这种叙述是语言凝聚、替换、象征化和某种贯穿着文本产生过程的产物，再现甚至表现过去发生的事件。海登·怀特指出：“历史叙事是指叙事作为语言人工品，用来构成已逝去因此不再受试验和观察所控制的结构模式和工序”，“历史的语言虚构形式同文学上的语言虚构有许多相同的地方，它们与科学领域的叙述不同。” 海登·怀特所揭示的历史话语的诗意内涵是以弱化、淡化以至消解语言的逻辑功能获得的。众所周知，20世纪西方主要学术流派的讨论都是以语言问题为中心而展开，大都诉诸语言的多义性、表达的隐喻性、意义的增生性，将语词从逻辑法则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返回其日常用法，回归其具体性、生动性和诗意性，极力彰显语词无所不能的魔力。海登·怀特将“文学性”延伸到了传统观念认为的最不可能的历史领域，在他看来，如果说年代纪和编年史较少人工过滤的痕迹，比较接近事件的真相，那么，历史书籍中的历史事实经过了筛选、编排、解释并因此具有了叙事功能之后，显然就成了虚构的产物，成了主观构造的历史。那就使历史叙事与文学叙事没有区别，历史话语也就相似于文学话语。为了揭示历史话语的诗意内涵，海登·怀特根据传统诗学和近代语言理论关于诗性语言或比喻性语言的分析识别了话语的四种主要转义：隐喻、转喻、提喻和反讽，而转喻、提喻和反讽都是隐喻的一种，并认为“我们话语总是有从我们的数据溜向意识结构的倾向，我们正是用这些意识结构来捕捉数据的。”虽然转义是所有现实性话语都试图逃离的，但这种逃离是徒劳的，由所有话语建构的客体都是转义的结晶。 海登·怀特认为历史话语的诗意内涵是通过隐喻来实现的。“隐喻根本上是表现式的”，“在隐喻(字面上是‘转移’)中，诸现象能够根据其相互间的相似性与差异，以类比或者明喻的方式进行描述”，面对两个对象的显然不同，隐喻强调的是二者之间的同一性，因此，隐喻的主要作用不在于对语言形式的修饰，而是具有巨大的创造力，它扩展了语言，创造了“自有的表述”所无法表述的东西，以认同的方式和用非现实的、情意性的逻辑建构了一种观念世界，超越了线形关系和思维的线形过程，克服了逻辑常识的障碍，发现了事物“本质”间的关系，使无序的世界有序化。人类藉此建构世界并体验万物的可亲，同时也给人们提供了充分自由的想象空间。那么，隐喻作为一种启发性规则，控制着历史解释，从而也控制着历史的意义，它利用真实事件和虚构中的常规结构之间的隐喻式的类似性来使过去的事件产生意义。这种比喻实在论是一种深层次的文学性与历史性的融合观念。虽然海登·怀特承认比喻性语言表述的实在其实就是一种想象，但实在与想象之间并不存在矛盾，因为实在不能被直接理解，惟有通过诉诸于语言的想象才能接近，因为“甚至在最简单的散文话语中，甚至在再现客体只不过是事实的情况下，语言运用本身也能在所‘描写’的现象之下或背后投射辅助意思。这层辅助意思完全不顾‘事实’本身而存在，而且不顾文本在超描写的、纯粹分析和阐释的层面所提供的清晰论证。比喻的层面产生于建构的过程，其性质是诗意的”。 历史文本的诗性结构 如果说历史话语的诗意内涵只是形成了历史局部的“文学性”，那么，历史文本的诗性结构则创造了具有“文学性”的整体历史。海登·怀特称，无论是历史学家的历史著作，还是历史哲学家的历史哲学著作，都借用了文学创作的方式，在形式上都存在与文学作品一样的语言深层结构，即诗性结构。他坦言，为了确定经典作家的著作中确实出现过的不同历史过程概念的家族特征，“将把历史作品看成是它最为明显地要表现的东西，即以叙事性散文话语为形式的一种言辞结构。”为此，他将19世纪的欧洲历史阐释成以历史想象的深层结构为根基而建构的历史，他努力确认史学家如米什莱、兰克、托克维尔、布克哈特和历史哲学家黑格尔、马克思、尼采、克罗齐等记述历史事件的结构构成。在他看来，这些史学家和哲学家的地位赖于他们思考历史及其过程时预构的而且是特别的诗意本性。“黑格尔把普鲁士国家看成是历史发展的顶峰，麦考来把英国的宪法体制看成是历史发展的顶峰。其实，成其为所谓历史发展的顶峰的，既不是普鲁士国家也不是英吉利宪法，而是黑格尔、麦考来本人以及他们的构思。”海登·怀特对他们的构思进行了情节化、形式论证、意识形态蕴涵的解释。 历史文本的诗性结构仍然是由语言构成的。因为结构的要素是由历史学家语言的风格来确定，历史学家在叙述历史时，有意识地运用不同的语言风格，有效地引导读者按照历史学家设想的方式进行历史理解。而历史学家设想的方式就是他们所预设的不同的历史叙述所共同具有的诗性结构。 海登·怀特努力在不同的历史叙事中寻找共同的诗性结构，在不同的历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的不同历史思维中挖掘相同的结构因素。历史与文学一样，也参与了对意识形态问题的“想象的”解决，历史作为叙事，使用了“想象性”话语中常见的结构，提供了一种理解历史的形式。他对历史修撰和历史研究的研究都以文学和文学理论的特定模式和概念为基础，将历史认同为与文学具有相同叙事性的话语模式，着力将历史叙事与修辞技巧相结合、历史意识与重建历史相结合、解释历史与建构历史相结合，而极大地彰显了历史文本的诗性结构。 为了呈现历史文本的诗性结构，海登·怀特采取了形式主义的方法。他的《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以新名词“元史学”来代替性地表述“思辨的历史哲学”之义，不仅内含着对“思辨的历史哲学”这一原型历史哲学的回归，而且为他从更具体的形式主义的层面阐述关于历史思想模式的一般结构理论奠定了重要的逻辑基础。他着意阐明历史学家特意选择某个中心进行叙述的目的，揭示历史文本所包含的历史学家的某种思辨的历史哲学。历史叙事在编织过程中的一些结构性要素如故事的开头、中间、结局等的组织和言说都与历史意义的构成联系在一起，故事被认可为一种历史认识的形式，历史叙述也就成为历史学家或历史哲学家诗性感悟的形式化，历史学家在历史表现中充满了强烈的诗性感悟。可以说，我国古代的历史经典《史记》就是对这一情形的完整注释：由司马迁诗性感悟的形式化所构筑的历史叙述得以确认，《史记》被鲁迅称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历史与文学的双重文本地位获得巩固。众所周知，由于李陵事件，即使具有强烈的历史正义感的史官司马迁也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个人情感支配其历史叙述的情形，在形式上将项羽列入“本纪”，将刺客们归入“列传”进行激情叙述，他置国家意识形态约定俗成的天子、忠臣、百姓、叛臣的等级文化地位系统于不顾，而是将叛臣和逆民编排进历史叙述的正式文本并置于较高地位，而且在“本纪”、“世家”、“列传”的每篇都通过或为序或为赞的“太史公日”充分表达自己的历史洞见和个人情感，《史记》也因此既成为震古烁今的史诗，也是愤激勃勃的抒情诗。而且《史记》作为《二十四史》的第一部，司马迁写韩信的时候不是从某年某月韩信出生在什么地方这样开头，而是直接写了韩信胯下受辱的一幕。这种结构显然融入了司马迁的诗性感悟，而正是作者诗性感悟的形式化，才打动了一代一代读者，才使这一史学经典产生了恒久不衰的艺术魅力。 而且，历史都是由人叙述的，叙述人不一样，呈现出来的历史面貌也不一样，比如同样一段历史，在司马迁和班固的笔下就有区别。这种情形从表层看与诗性的语言有关，但海登·怀特认为更根本的是诗性结构，为了说明过去实际发生的事情，历史学家必须先将文献中记载的整组事件预构成一个可能的、概略的知识客体，这种预构行为是诗性的，预构者具有“诸异教民族最初创始人的那种心灵状态，浑身是强烈的感觉力和广阔的想象力”。也就意味着在史学家自己的意识系统中，预构是前认知的和未经批判的，其结构的构成也是诗性的。海登·怀特遵循维柯的诗性智慧，证明每一位历史学家或历史哲学家的诗性预构行为最终都构成了他们独特的历史哲学，即历史诗学：历史永远无法绝对客观，尽管在历史的研究中仍然要尽量摒弃主观的东西。 历史诗学的诗化形态 海登·怀特所揭示的历史话语的诗意内涵、历史文本的诗性结构浇铸了其历史诗学的诗化形态。这一诗化形态不仅因为其文本的形式主义美学意义显得特别引人注目，而且在语言学转向之后因历史表现问题成为当代西方历史哲学的核心问题而使形式置于内容之上其意识形态意蕴格外深沉。海登·怀特的历史诗学的诗化形态不仅示范性地体现了后现代语境下历史表现将形式置于内容之上的现实，而且其诗化形态本身也昭示了包括海登·怀特自身历史诗学在内的任何诗性预构的理论都需要在理解和解释中存在的学术取向。 首先，海登·怀特的历史诗学充分体现了形式主义文学批评的内涵和操作规程。他对历史研究的研究达到了高度的形式化和技术化，他通过形式化的方法竭力证明和挖掘历史表现形式中隐含的诗化因素。他将历史著述分成编年史、故事、情节化模式、形式论证模式、意识形态蕴涵模式五个层次，其中编年史和故事是历史讲述中的原始要素，情节化、形式论证、意识形态蕴涵三种模式不仅是史学家编排故事的方式，而且也是史学家解释历史的模式。他以19世纪欧洲的四位历史学家米什莱、兰克、托克维尔、布克哈特和四位历史哲学家黑格尔、马克思、尼采、克罗齐的历史写作为例，几乎是公式化地分别套用了弗莱在《批评的剖析》中所归纳的四种文学原型所提供的线索区分了浪漫式的、悲剧的、喜剧的、讽刺式的四种情节化模式；根据斯蒂芬·佩珀在《世界的构想》中的分析区分了形式论的、机械论的、有机论的、情境论的四种形式论证范式；借鉴卡尔·曼海姆在《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中的论证细分了无政府主义的、激进主义的、保守主义的、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蕴涵模式，然后就是三种解释模式中每一种解释模式下四种类型相互之间的排列组合。虽然哈贝马斯认为“从理论上讲，一切命题都应该能够用公式化的语言加以表达或者都能够用这种语言的陈述加以转换，而不管它所涉及的是同义反复的陈述还是包含着经验内容的命题”，“理论命题乃是‘纯粹的’语言要素演算”，“公式化的陈述是从一切不是处在符号关系层面上的成分中提炼而成的”，但由于海登·怀特的这些套用都包含着假 设、理解和解释，就会否认或消解经验事实和经验命题之间的区分。于是，情节化、形式论证、意识形态蕴涵及其各自的子系统之间的特定组合关系就形成了米什莱的浪漫式情节、形式主义论证和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蕴涵；兰克的喜剧式情节、有机论的形式论证、保守主义意识形态蕴涵；托克维尔的悲剧性情节、形式论和机械论的形式论证、自由主义观点和保守主义语气集于一身的意识形态蕴涵；布克哈特的反讽式情节、情境论的论证和保守主义的意识形态蕴涵。而情节化、形式论证、意识形态蕴涵及其各自的子系统之间的特定组合关系模式同样也适用于黑格尔、马克思、尼采、克罗齐四位历史哲学家的著作。 学界有人认为文学理论中的形式主义是把文学的意义归结为一种话语经验，忽视形式所指称的对象，在通过文学性建立纯粹自我的文学类属性的时候使文学走向了虚无主义。但是，海登·怀特将形式主义与历史主义进行了成功的嫁接，换言之，他的形式主义形式化的操作规程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内蕴，他的历史诗学的诗化形态代表了作为反本质主义普遍倾向的形式主义文艺批评向历史研究领域的强力渗透。在他看来，形式本身是为内容而存在的，叙事是历史再现的话语形式，叙事不仅传达意义，而且创造意义。这种诗化形态的呈现是对历史文本的“客观性”和“真实性”的祛魅，是对历史文本如何受到语言深层模式、历史环境、认识条件甚至学术体制等各种力量制约的解剖。因为就如海登·怀特在赞同弗罗伊德、福柯等的观点时所分析的，“通过对其文本的阐述，通过不将这些文本的‘意义’归于其它‘事实’或‘事件’，而是归于一种复杂的符号系统，这一系统被看做是‘自然的’，而不是被看做一个给定的社会群体、阶层或阶级的实践的特定代码，那么，他们是如何确立其话语的合理性的呢?这将会把诠释的兴趣从所研究文本的内容转向其形式特性，这些形式特性不是被当做一种相对空洞的风格观念，而是被看做一种既公开又隐蔽的代码转换的动态过程，通过这种代码转换就在读者中唤起并确立了一种特殊的主观性。读者对世界的这种再现应该是实在的，因为它同主体所具有的与其自己的社会和文化状况的虚构关系是相契合的”。 海登·怀特不仅在上述意义上对19世纪欧洲的四位历史学家米什莱、兰克、托克维尔、布克哈特和四位历史哲学家黑格尔、马克思、尼采、克罗齐的历史写作的形式主义所蕴藏的历史主义内涵进行了深刻的揭示，而且他的诸多论著都是在践行形式主义的批评方法、在采用一般性结构主义的历史叙述理论。他在对自己的《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的解剖中声称，自己这部著作的论证模式是形式主义的，情节化方面是讽刺式的模式，在意识形态方面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他不仅挖掘了19世纪欧洲的四位历史学家米什莱、兰克、托克维尔、布克哈特和四位历史哲学家黑格尔、马克思、尼采、克罗齐的历史写作中的诸多假设，而且也假设他自己的诸多论著中的诸多理论前提，“我假设了……”的用语在他的论著中随处可见；他不仅提出预构理论，而且运用预构理论进行自己的历史写作。虽然海登·怀特如是做遭到很多非议，但其意义是深远的：他不仅宣示了对任何历史、史学思想进行多样化解释的可能性，而且亲自实践了传统观念认为的最不可能的历史与“文学性”相联系的维度。 的确，相对于海登·怀特反本质主义的历史诗学，“形形色色居于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被确认为理性的反映和体现，它们既能够主宰行动，又能够决定诸多假设性的普遍范式。于是，对这些观点的拒斥就被说成是一种针对‘科学’的‘冒险’行动”。尽管文学与哲学、历史等的对抗从柏拉图时代延续至今，然而，当下文学批评研究转向跨学科的文化研究成为已然的事实并不说明文学批评的消失，而“把一种文学批评研究称为一种真正的跨学科研究就是对它的最高褒扬，这种褒扬通常意味着该工作已成功地把文学语言不断转化为更普遍化因而也是更稳定的知识领域内的术语。”依照海登·怀特反本质主义的视野，使历史清晰可知的模式就是文学叙述的模式，就是一种修辞模式，正因如此，不仅在作为历史分支之一的文学史研究领域有学者对早在20世纪40年代林庚的《中国文学史》的论述模式——一种以“诗性智慧”或者“诗性逻辑”进行的书写模式是“诗”的而不是“史”的精神和观点颇遭非议进行了强有力的辩护，而且即使是从事文学理论研究的乔纳森·卡勒也自然而然地应和海登·怀特的观点揭示了文学以外其他学科的一种很普遍的现象，“为了说明修辞手法在其他类型的话语中同样可以塑造思想，理论家们论证了在非文学性文本中文学性的重要作用”。当今的一些文学个案的研究如有学者提出汉代贾谊的《过秦论》从史学经典演变为文学经典不仅全面解析了学科分类巨变的成因，而且深刻揭示了文学性与历史性的融通的可能性条件和既成现实。 因此，具有重大意义的是，海登·怀特的历史诗学不仅激发人们重新思考历史事实的客观性与历史真实可能性的关系，认识“文学性”在历史建构中的作用；而且启发文论界充分发掘“文学性”对各学科和各领域的渗透现象，由此寻求文学理论建构的新维度，其价值与意义值得中国当代文论予以重视。当然，由此我们也看到，“二十世纪科学产生了一个奇异的悖论，科学的非凡进步，既导致了我们能够认识应该认识的一切这一信念，也孕育了我们不可能确切认识任何事情的疑虑”。海登·怀特所揭示·的文学性与历史性的融通不仅昭示了因反本质主义立场而显现的学科普遍开放的趋势，而且深刻透视出科学时代的暮色中知识限度带来的苍凉。历史作为一种知识，不可能重现“发生的事件”，因为“人类所能真正领悟到的不是事物的本性……乃是他自己的作品的结构和特性”。 原载：《中州学刊》2007年第4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