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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关系的论争中，文学经典化问题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之一。教科书的经典编用问题，文学史写作中的经典评议问题，应和大众趣味的畅销书能否成为经典的问题，以及经典被“戏说”、“改编”、“大话”的问题等，都引发了人们的争论。在“后现代”风潮的推波助澜下，解构经典登上了学术的大雅之堂。人们较为普遍的看法似乎是：经典危机已严重地逼迫而来，非经典时代已现实地展开。 赵勇在《关于文化研究的历史考察及其反思》中指出，对于文学经典，文化研究的立场是承认经典的存在，同时指出经典确立的复杂性和文化差异性，并解释隐含在经典认可过程中的复杂权力关系。文学研究的思路之一是首先把经典当成审美对象，进而通过种种“内部研究”阐释和论证其文学性和审美价值，最终提供它之所以成为经典的合法性依据。至于经典如何确立，文学研究并不关心。简言之，文学研究的思路是“建构式”的，文化研究的方案是“解构型”的。这一概括基本符合事实。 童庆炳在《文学经典建构的内部要素》一文中认为，“经典”是承载人类普遍的审美价值和道德价值的典籍，它们具有超时空性和永恒性；经典的普遍性在于“写出了人类共通的‘人性心理结构’和‘共同美’的问题。就是说，某些作品被建构为文学经典，主要在于作品本身以真切的体验写出了属人的情感，这些情感是人区别于动物的关键所在，容易引起人的共鸣”。童庆炳在指出经典永恒性的同时，也强调了经典的变动性、建构性。在他看来，文学经典是一个不断的建构过程，并非一劳永逸。文学经典建构的因素多种多样，至少涉及了6个要素：文学作品的艺术价值；文学作品的可阐释的空间；特定时期读者的期待视野；发现人（又称“赞助人）；意识形态和文化权力的变动；文学理论和批评的观念。该文指出，不重视作品内部的因素，就寻找不到文学经典建构的基础和条件，那种忽视作品内部要素的重要作用，认为意识形态和文化权力决定一切的观点不可取。 孟繁华在《新世纪：文学经典的终结》一文中认为，经典的确立与颠覆从来没有终止过，而文学史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就是经典的确立与颠覆的历史，经典的每一次危机过程也就是经典的重新确立的过程。经典危机和确立的历史，一方面表明了这些追问的合理性，另一方面则表明了它的时段性。经典的确立从来就不是一个纯粹的文化问题，这不仅涉及其与社会政治的关系，而且也与经典本身的历史化过程有关。文学史经典与文学经典的差别在于，后者是经典化、历史化了的“经典”，前者是尚未经历这一历史化和经典化的“经典”，它只具有文学史意义，而不具有文学经典意义。论者引证了中国、美国、俄罗斯和德国读者对经典文学和时尚文化的态度和接受状况的有关材料，得出了令人沮丧的结论：21世纪是一个没有文学经典的世纪。不是因为别的因素，只因为这是文学的宿命。 陶东风在《大话文学与消费文化语境中经典的命运》一文中研究了大话文学与大话文化。该文从文体学和文化学结合的角度，分析了大话文学的语体特征，即通过对拆解、戏拟、拼贴、混杂等方式，对传统或者现存的经典话语秩序及其背后支撑的美学秩序、道德秩序、文化秩序等进行戏弄和颠覆。最后，作者从犬儒主义与后极权主义的视角把“大话文艺”当作一个广泛流行的文化现象和生活态度来解读，认为它既有玩世不恭、愤世嫉俗的文化抵抗一面，也有委曲求全、接受现实的文化逃逸一面。大话文化一方面消解了人为树立偶像、权威的可能性，另一方面这种叛逆精神、怀疑精神由于没有正面的价值与理想的支撑，很容易转变为与现实的妥协，或出于实用主义的目的利用现存统治秩序。这是后极权社会的一个文化征兆。 张志忠在《定位与错位———影视改编与文学研究中的“红色经典”》一文中指出，对“红色经典”的确切定位是其资源再开发和再解读的必要前提。他以还原历史的方式，阐释了“红色经典”创造新的文学范式的成就，揭示了它所具有的现代民族史诗的基本特征，相应的人物形象和性格刻画上的特色，以及它所具有的写实与传奇、典范与通俗并存的特性，从现代性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之关系的角度，对“红色经典”所具有的现代性予以积极肯定。该文极力反对将“红色经典”日常化、平庸化和戏说化的时风，指出“红色经典”作为一代青少年成长时期的人生教材，它在那一代人的精神构成上，起了很大作用。今天的再开发再改编，也应当把这一点放在首位。 高楠在《文学经典的危言与大众趣味权力化》一文中指出，文学经典不仅是文学史的产物，而且是文化史的产物，它是历史价值的文学形态。历史在不同程度的跳跃性、反复性、曲折性和偶然性之中，又经由历史的统合作用而获得历史连贯性。这种连贯性是任何时下阶段的前在规定性，时下阶段以其时代特征展开便构成此前历史的断代，断代有待统合于历史但尚未进入历史，因此也没有获得历史评价与描述的能力。普遍性的经典重估，实际上是文学价值标准的历史性反思或历史性否定，这反思或否定尚有待于历史证明。导致当下文学价值标准发生重要变化的基本原因，在于大众文学趣味的权力化。因此，以历史的名义进行经典解构或否定，不过是造势的危言耸听，是精英群体面对大众趣味权力化的现实所进行的媚俗式的价值退让。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