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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文学终结论相关的，是所谓文化形态的“图像转向”。身处其中，文学与文学理论应该如何发展，也就成了人们关注的问题。 周宪是较早提出“读图时代”的学者之一，其《“读图时代”的图文战争》一文基本延续了他此前的学术观点。文章指出，“读图时代”的到来，形成了当代文化的图像优势，由此引发了一场图文“战争”；“读图时代”的到来，标志着图像主因型文化取代传统的语言主因型文化；“读图”的流行隐含着一种新的图像拜物教，也意味着对待文化正在告别“语言学转向”，而进入“图像转向”的新阶段。我们有理由相信，“读图时代”的到来，深刻改变了我们的文化，改变了文学原有的格局，也改变了我们的文化价值观。重要的不仅是看到这种变化，而且是理解这一变化根源，进而从容地面对这一变化。 金惠敏在《从形象到拟像》一文中提出，在关于“图像转向”的讨论中，“审美泛化”常常与图像增殖或“拟像”相提并论，是“拟像”的扩张造成了“审美泛化”。这里，“拟像”并不是“形象”，它是个无指涉、无意义的空洞之物。形象意味着距离，距离即美；形象的消逝，意味着艺术的终结。而电视将表象性的“形象”经过去真实化而转变为无现实指涉、无深度模式的“拟像”。“拟像”之美内爆了审美与现实的界限，营构出了一个“审美泛化”的世界，这对文学是一个根本威胁。文章指出，文学不会因此而消亡，但它要警惕着不被拟像所俘获，其战略就是不断强化其与现实的联系，像对待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那样对待拟像。 赖大仁在《图像化扩张与“文学性”坚守》一文中从“文学是人学”这个命题出发，探讨了“文学救赎”问题。在他看来，真正的文学危机，是“文学性”的危机，是“阅读”的危机。当读者变成了观众，阅读变成了观看，审美变成了消费，这样，真正的文学也就终结了。如果真的存在文学危机，那就意味着人的生存的某种危机；如果需要拯救文学，也就意味着需要文学来拯救人自身，即救治人生存的片面性与救赎匮乏。所以，文学的拯救主要是“文学性”或文学精神的坚守，即一方面坚守文学的心灵诉求、人性关怀与精神超越性，另一方面则是策略性地将文学的精神向图像文化形态“扩张”，将文本阅读的方法理念与价值观引入一切文本的读解。这也许是文学和文学研究的一种突围与自救之途。 高建平在《文学与图像的对立与共生》一文中以西方古代、中世纪和近代，以及中国古代的“图”与“词”关系的观念作为切入点，探讨了文学与图像的关系，认为这种关系在古代突出表现为诗与画的关系，而到了现代，则是文学与电影或电视的关系。文章逐一分析了现代与后现代、日常生活审美化，以及视觉与听觉之争等问题，说明了科学技术对人类社会的推动作用及其局限，提出人的社会生活实践是处于共生关系的文学与图像背后的动力源，“图像世界”离我们越来越近之时，真实的世界就会离我们越来越远。回到真实的世界，这才是人类永恒的追求。尽管科学与市场会使艺术产生种种变化，我们却只可能有这样一种后现代：文学与艺术的发展会使自身与生活的结合日益紧密，而不是制造一个幻觉的世界诱使人们远离生活。 金惠敏的《图像时代的文论碎片》是典型的“断片”式写作，它谈到了印刷术与文学、解构主义与文本、电视的意义、商品的生产、先锋艺术、商品广告、理性与真实等，其意旨则如作者在题记中所表明的：“图像时代没有文学，更没有文论，文论与图像相遇只能使它化为碎片。这样的碎片或许就是图像时代的文论文体。” 吴子林在《图像时代的文学命运》一文中不赞同所谓“读图时代”的到来标志着图像主因型文化取代传统的语言主因型文化的理论推断。该文以影视与文学的关系为个案，从影视与文学的“联姻”与“疏离”两个方面，深入探讨了图像与文学的关系，认为作为两种不同的艺术门类，文学和影视的艺术规律和表达方式是不同的，它们的最终产品分别代表着两种不同的美学种类，彼此之间不存在谁取代谁的问题。即便是在图像的挤压下，文学语言的实验性和先锋性也在与新媒介进行竞争，不断地拓展着文学自身的生存空间。在倡导文化多元化的今天，尽管现代电子媒介以极高的科技含量创造出了种种文化奇迹。但是，与电子媒介所制作的音响、图像、色彩、造型、动感、质感相比，语言媒介仍然富于魅力。文学和影视，文字与图像将会永远并存，共同丰富着人们日新月异的精神生活。面对视觉文化或消费文化的冲击，我们没有必要哀叹现代以至后现代条件下文学性的消逝。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