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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关于文学在消费社会的审美走向的讨论此起彼伏,十分引人注目。这一方面表示人们对消费社会文学发展的广泛关注和关心;另一方面也传达出人们对进入消费时代的文学的边缘化、个人化、以及逐渐转变为大众休闲、娱乐消费现象的忧虑和担心。有人甚至疾呼文学不可能也不应该沦为“大众消费市场的商品”,它应该具有一种永恒的精神守望,它的国民教育功能不能丢失,它的现代性应该体现在对现实社会的批判反思之上①。 但无论如何,谁也无法否认,不管人们的消费水平与生活质量是多么的不平衡,不管现在是否还有人达不到消费生活的要求,消费观念的深入人心却已经显而易见,消费时尚的无处不在也已是不争的事实,因此处在这样一个转型期的消费社会现实中,随着生活观念的改变,文学的审美观念也势必发生转变。 无须讳言,现实就是这么无情。在当下消费社会中,长期以来处于主流文化中心的理想的、凝重的高雅文化似乎成为可有可无的东西,而轻松的娱乐的休闲的通俗文化则风风火火地成为畅销和时髦。文学当然也无法例外。在欣赏趣味上,许多人文学接受的目光已从当年所迷恋的那种具有微言大义的高雅文学转向了武侠小说、明星自传等通俗读物。他们已经不再通过文学来证明自己的追求和价值,甚至仅仅是为了追求感官享受和生活调味。在欣赏方式上,人们更多的也已从思考意义转向感受快乐。过去人们阅读一部文学作品,总喜欢思考其现实意义审美价值,现在大多数人则往往只是为了感受开心和快乐,满足于轻松和愉悦。甚至为了使阅读更轻松更快乐一些,许多人还常常选择能逗人开心的作品,如幽默小品、漫画故事、名人传奇等等,看完就罢,不求回味和铭记。在欣赏目的上,过去人们认为,文学接受是一种高雅的审美活动,可以启迪思维陶冶情操充实人生完善自我。现在许多人接受文学只当作一种生活休闲,或者为了消解疲劳平衡心态,或者为了排遣寂寞补偿失落,或者为了打发时光,总之是为了享乐人生。甚至为了享乐人生,许多人不惜代价去猎奇搜怪,去追逐新鲜刺激,于是严肃文艺被冷落了,快餐文化一片火爆。“不求天长地久,只图一时拥有”,也许就是当前消费社会某些人某种审美心态的真实写照。 导致当今社会文学审美口味改变的原因是复杂的,但概括起来,其实主要有这么几点:首先是现代化进程和生活节奏的加快促使社会审美意识出现转型。随着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改革和现代管理方式、劳动方式的出现,生活节奏变得越来越快,人们已经没有足够的时间从从容容地坐下来,从事高雅的文学审美活动,没有足够的精力去探求人生意义审美价值,也没有足够的冷静通过文学接受活动去完善和充实自己。许多人欣赏文学只是为了放松自己,只是为了调整节奏,只是为了排遣疲劳,获取被“沉重”所挤占的快乐。因而与此时代生活现状相适应的社会审美意识形态的转型就成为必然。其次是浮躁、冷漠、急功近利的世纪转型期心态促使渴望消解、平衡、互补的审美情绪的产生。领略或经历过上世纪太多变化和动荡的人们到了新的世纪,有的已经变得冷漠麻木,对急剧发展变化的世事见怪不怪,当惊不惊了;有的则变得浮躁冲动,急功近利,经济物质潮流的汹涌澎湃使人们深陷其中,身不由己,左冲右突,疲惫不堪。这种世纪转型期的心态导致了渴望对功利的消解,对浮躁的降温,对冷漠的刺激,对冲动的平衡,对快乐的补偿等等审美情绪的产生,于是追求开心、享受人生的文学接受行为成为普遍趋向也就顺理成章。第三,从雅到俗再从俗到雅呈波浪型曲线发展的审美走势其实本来就是审美意识发展的客观规律。从某个角度对中国文学审美发展史的大致脉络略作考察,就不难发现这一审美走势的客观性。例如汉魏时期,人们渴望建功立业,实现人生抱负,审美趣味重在追求精神价值,“雅好慷慨”的“建安风骨”便是当时文学创作的时代特征;到了晋隋时期,人们生活比较稳定,审美趣味转向追求清谈享乐,文学风格也趋向悠闲恬淡;到了唐宋时期,人们重视功名和人生价值,审美趣味变得典雅精致,注重微言大义,讲究炼字炼句炼意的唐诗宋词便鲜明地体现了这一审美特征。到了元明时期,国家积弱,忧患重重,人们斗志消弥,审美趣味则趋向于平民化、世俗化,许多描写赏花饮酒及时行乐等世俗生活的元曲和市井小说也随之产生;到了清代,统治严酷,律令森严,人们思想被严加禁锢,审美趣味也变得凝重严谨,注意社会教化、道德批判、针砭时弊的文人小说的出现则体现了这一时代的文化特征。虽然这一大概的描述并不十分科学,但起码可以把握到文学审美意识发展的大致走势和客观规律。因此,在当今物质利益驱动的消费社会中,放弃微言大义,追求休闲娱乐的审美趣味成为审美意识发展走势过程中的必然表现也就不足为奇。当然,随着社会的发展,当社会消费达到一定程度,人们浮躁的心态开始趋向平和,就会回过头来反思所走过的历史进程,也许凝重深刻重新承载社会意识责任的文学又会成为文学发展的主潮。 由此可见,当今社会文学审美趋向的转变是世纪转型期的必然现象和客观存在,也是审美意识发展的自然规律,我们完全不必为这种现象奇怪和担忧。但是承认现实不等于顺从现实,而且历史也告诉我们,每一个时期总会有一些清醒的人,他们会真诚地为国民精神的消沉而担忧,会执著地为而坚持高雅的审美趣味而努力,为坚守永恒的精神家园而奋斗,呼唤文学的责任和作用的回归,并因此促使文学审美趋向再次出现转化和改变。例如有人就强调:“文学工作者不能放弃自己的国民教育之责,让正确的观念意识从文学渠道渗入人们的心田,具有维护精神生态平衡的重大作用。”②有人则呼吁:“文学本应是文学现代性的承担者,而且文学是人学,它应当有责任坚守文化现代性立场,以人性的、‘合乎人性地生活’的尺度,来批判地审视和反思所谓‘消费社会’的现实,以维护人的主体性和人生意义价值。”③虽然也有人认为当前消费社会文学的理想走向应该是“高雅艺术与通俗艺术、学院艺术与民间艺术”并存④,但我们也不应该忽视上述两位先生对文学功用的殷切期望。因为文学作为人类掌握世界的一种高级精神活动,它不仅证明人能够以诗意情感的方式去感受事物,而且也能够以诗意情感的方式去表达事物,这是任何其他动物都做不到的。所以,文学还应该包涵着人类对世界的审美判断与思考,在某种程度上承担引领人类精神超越纯粹感性并向诗意升华的责任。现代社会的高度物质化和世俗化,已使人活得太过俗气,精神被放逐了,在物质的丛林中飞来飞去无所归皈。因此,人们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如此迫切地需要寻找一片精神的栖息地,来寄托活着的理想,来提升人生的诗意。而文学,正是这样一个精神复苏的家园。人们从精神家园中寻求寄托,人们也在精神家园中返观现实,于是,人们就会活得更有信心,更有力量。 问题是,他们仅仅是提出问题,究竟如何让处在消费社会中的人们意识到文学作为一种精神家园的责任呢?我想,作为一个清醒的文学工作者面对世纪转型期的社会审美趋向,首先要做的事就是努力提升人们的审美趣味,促使社会审美意识向高雅转型。而提升的关键就是有意识地引领一种审美价值评价尺度,并促使人们自觉地利用这一尺度去判断文学写作行为,去影响文学接受行为。诚然,审美价值评价尺度的确认,一方面需要作家的的社会责任感;另一方面,或许可以说是更重要的方面,则需要审美理论家积极行动起来,更有效地建构符合当代文化环境实际的、易于人们接受和领悟的文学理论话语和美学原则。19世纪初期雨果的《〈克伦威尔〉序言》以浪漫主义的美学新原则引领了浪漫主义的创作思潮,从此结束了古典主义文学在法国文坛的统治地位;20世纪初期的威廉·詹姆斯的意识流理论以及后来的海德格尔、萨特的存在主义文论也都以其独特的美学原则引领了西方意识流小说和存在主义文学的创作。如今又到了21世纪初期,我们的文学审美理论又该如何行动呢?总之,消费社会的文学发展趋向,对作家和审美理论家的社会责任感,都是一个严峻而有意义的挑战。 注释: ①②傅修延:《文学与国民教育》,《文艺报》2003年11月4日第3版。 ③赖大仁:《“消费社会”与文学走向质疑》,《文艺报》2003年10月28日第3版。 ④宋立民:《边缘化之后的双向度选择》,《文艺报》2003年11月25日第3版。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中文系) 原载：《文艺争鸣》2004年05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