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银幕》坚守着它对作为一门学科的电影研究及其健康发展的责任，与每一本顶级学术刊物一样，它始终是学科的权力/知识联系的中介。换言之，《银幕》有充当“看门人”的责任——时刻记住大门并非藩篱、权力具有生产性。 《银幕》（Screen）是一本享誉全球的英国电影研究期刊，其50余年的发展历程与英国电影研究之间有着丝丝缕缕的联系。 《银幕》诞生记 库恩（Annette Kuhn）等电影研究史专家通过考察发现，作为《银幕》的历史起点的，是英国电影教师协会（The Society of Film Teachers）在1952年开始出版的《电影教师》（The Film Teacher）；作为一种不定期出版的油印时事通讯，《电影教师》在1952—1958年间一共出版了大约17期，有效地建构了《银幕》的前史或者第一阶段历史。1959年，随着英国电影教师协会更名为英国电影电视教育协会（The Society for Education in Film and Television），《电影教师》也被改造成了一种名为《银幕教育》（Screen Education）的期刊，旨在关注“视觉媒体对青年人的影响”、培养“有思想的观众”。1969年，英国电影电视教育协会成为了英国电影协会（The British Film Institute）的拨款资助单位，它所主办的《银幕教育》随之更换了编辑队伍，并且启用了《银幕》这一日后令人高山仰止的新刊名。不同于从《电影教师》演变为《银幕教育》的，是《银幕》的编辑有意识地把使用新刊名的第一期（1969年）编号为卷十，以期突出《银幕》与《银幕教育》的连续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1959年不仅是《银幕》历史第二阶段的起点，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构成了《银幕》的元年，而1969年则是《银幕》历史第三阶段的起点。 《银幕》为影视研究提供讨论平台 《银幕》的第三阶段历史或者正史延续至今，密切关涉作为一门学科的电影研究以及电影的理论化。从《银幕》的创刊号可以得知，20世纪60年代后期正是电影研究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在英国逐渐形成的时期，其间的电影教学与研究密切相联，尽管二者的关系并非总是融洽。所以，创刊之初的《银幕》满怀着对电影的热爱、对深化电影理解程度的投入、对进一步提升电影欣赏水准的期待以及对电影批评的鼓励，以期提供一个“考察与讨论有关电影与电视研究”的论坛，服务于在英国各类师资培训学校与继续教育机构从事电影与电视研究的教师。 批判式解读与思想的碰撞 1971年，《银幕》再次更换了编辑队伍，确定了“提出一种教育与电影的政治”的新目标，进入了一个新的激进主义阶段。于是，以科莫利（Jean-Louis Comolli）和纳尔博尼（Jean Narboni）的《电影/意识形态/批评》（Cinema/ideology/criticism）为代表的《电影手册》（Cashiers du cinéma）文章，开始越过英吉利海峡深刻地影响英国的电影研究，造就令世人瞩目的“1970年代《银幕》理论”。 集中体现“1970年代《银幕》理论”的是1973年的《银幕》合刊；刊发于其间的，不仅有电影符号学宗师麦茨（Christian Metz）、文艺理论家托多罗夫（Tzvetan Todorov）和文学评论家克里斯特娃（Julia Kristeva）等的文章，而且还包括一份麦茨的出版物目录。随后的一期《银幕》刊发了希斯（Stephen Heath）写作的一篇讨论麦茨的文章，以及讨论《少年林肯》（Young Mr。 Lincoln）的集体署名文章——著名的《电影手册》“栏目e”的原始文本，也是对电影研究中日益普遍的对好莱坞电影进行意识形态解读的原始文本。两年后，《银幕》刊发了麦茨的发轫性论文《想象的能指》（Imaginary Signifier），并且以《跳切》（Jump Cut）作者勒萨热（Julia Lesage）的一篇文章，开始挑战心理分析理论的菲勒斯中心主义，于是就有了穆尔维（Laura Mulvey）的回应文章，即《视觉愉悦与叙事电影》（Visual pleasure and narrative cinema）这一女性主义电影理论的传奇宣言和纲领性文章，虽然直到1982年出版有关性与奇观的合刊，《银幕》与女性主义电影理论的遭遇始终时断时续。 理想受挫陷入低谷 到电影研究在英国日臻成熟的70年代后期，《银幕》发生了一些方向转变的迹象，增加了有关电视研究、独立电影研究、先锋电影及其他非主流电影研究的文章，减少了有关好莱坞电影研究以及有关心理分析的文章。另外，这个时期也见证了利用“1970年代《银幕》理论”为政治现代主义服务的变化以及与实践相结合的变化。最终显影于这一时期《银幕》的，既有源自弗洛伊德和拉康的心理分析，也有有关俄罗斯形式主义、苏联早期电影、现实主义和布莱希特的文章，以及对好莱坞电影工业和技术史所开展的一些学术考察。 从这里不难发现，“1970年代《银幕》理论”所致力的建构整体化理论的抱负逐渐遭到了边缘化甚至规避，在执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的英国“新时代”——80年代——尤其如此，《银幕》也因此步入了其历史的低谷，最终在1989年再次遭遇了历史的转折点。1989年，英国电影电视教育协会因英国电影协会取消资助而关闭，它所主办的《银幕》因此开始寄人篱下，被迫将编辑基地从伦敦迁往在70年代率先开设电影与电视研究学位课程的格拉斯哥大学。两个变化旋即见诸《银幕》，一是学术小团队联合编辑的历史由此开始，编辑队伍中既有先前的电影电视教育协会官员或参与过《银幕》相关工作的编辑，也有电影专业教师，二是自第31卷（1989年）起，它开始以牛津大学出版社的名义出版。 数字时代获新生 2006年，《银幕》翻开了其历史的新的一页，在继续出版纸版的同时，开始在线发行，拥有丰富的超链接形式，在数字时代又有了新的生命力。有鉴于此，今天的《银幕》基于电影研究已在英国高等教育中有了立足点，放松了其“好战”的立场，集中精力在学科内“推销”其超群的知识。所以，《银幕》今天的服务对象是它在创刊之初，甚或在“1970年代《银幕》理论”时期所无法想象的，仅仅在英国就有30余家高等教育机构开设了电影研究的学位课程。 分期有争议 成就共睹之 此间必须指出的是，近年来，一些电影研究史专家鉴于1989年与2006年在《银幕》发展史上的特殊性，建议以1989年和2006年为界，将《银幕》历史的第三阶段进一步细分，即分为1969—1988、1989—2005、2006年至今的三个阶段，虽然传统观点认为，可以从《电影教师》到《银幕教育》再到《银幕》的演变，将《银幕》的历史大致分为三个阶段：1952—1958、1959—1968、1969年至今。所以，关于《银幕》的历史，既有传统的三阶段说，也有新近提出的五阶段说。毋庸置疑，学人们将继续对《银幕》的历史分期争论不休，但已经达成共识的是，经过五十余年的历练，《银幕》已从服务于志向远大的电影与电视教师的实用建议手册，发展成了知名的、顶级的电影研究学术刊物。究其原因，《银幕》始终不只是一份刊物，更为重要的是，它始终以多种方式积极推动作为一门学科的电影研究、支持其实践者，在20世纪50—60年代提高电影的课堂放映率，在20世纪70年代举办电影与电视教育协会周末学校，当下则资助讲座、论坛，设立《银幕》奖及年度《银幕》研究大会。 不辱学术使命 现在，英国已有多本电影研究期刊面世，《银幕》不再孤独于世。《银幕》可以无可非议地有保持超群卓越的追求，很显然的是，它在电影研究这一学科中的作用，尤其是在电影理论化进程中的作用，已经发生变化，并将继续发生变化。但始终不变的是，《银幕》坚守着它对作为一门学科的电影研究及其健康发展的责任，与每一本顶级学术刊物一样，它始终是学科的权力/知识联系的中介。换言之，《银幕》有充当“看门人”的责任——时刻记住大门并非藩篱、权力具有生产性。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银幕》的担当与努力，值得我们深思。倘若我们需要一种关注电影观众的伦理学，倘若我们应当把电影理论化视为一种学科实践，那么，继续深入认识《银幕》的政治、伦理维度与责任，以及《银幕》在知识生产和教学活动等公共空间的作用，或许是有益的。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2-24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