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英雄》以降，中国电影进入大片时代。该片高达3000万美金的投资、华语全明星演员的制作班底以及史所未见的全媒体营销，最终创造了2.4亿元的票房并成为中国电影的一个分水岭——《英雄》之于中国电影，几近《大白鲨》之于好莱坞。此后，《十面埋伏》、《无极》、《夜宴》、《满城尽带黄金甲》、《投名状》、《赤壁》、《功夫之王》、《叶问》、《剑雨》等武侠动作大片集群出现。 为什么中国电影的大片之路会选择“武侠动作”这个类型起步？由于大片的投资远超一般电影的平均额度，迫于投资的巨大压力并受高额票房收益期待的驱动，市场必然对大片在类型上的普适性与受众最大化方面提出了更严苛的诉求。武侠、动作类型电影是中国电影对于世界电影的一个独特而完备的类型贡献，我们几乎是唯一的“标准制定者”，在中国传统文化浸淫下，中国观众对于该类型电影有着天然的亲近性与相当的吸纳空间，此类型具备最好的国内市场基础。事实上早在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就是以《火烧红莲寺》、《荒江女侠》为代表的“武侠神怪片”推动了中国电影第一次商业发展的高峰，仅一部《火烧红莲寺》4年间就连拍18集。 除了本土市场的考量以外，大片的武侠类型倾向还体现了对海外市场的渴望。因为动辄过亿的投资很难全数在国内收回投资，于是，在经济和文化全球化趋势下以及跨国资本和跨国市场的诱惑下，加之有此前《卧虎藏龙》在美国主流院线成功的先例，以美国市场为主的海外市场成为了中国电影走出去的经济目的地。在世界电影格局中，面对好莱坞全类型商业大片的强势覆盖，中国电影人特别是我们的大片投资方清楚，动作电影是最容易出口的——因为英雄主义、刺激和暴力在不同的文化间有着较小的文化折扣和阅读障碍。他们意识到，在当下有且只有武侠、动作类型，具备进入美国主流院线的可能。 武侠、动作大片的出现对于中国电影的贡献体现为重启了观众进入久违的影院消费国产电影的欲望，并以此形成对我国电影市场的引领与支撑。从2002年至今，武侠动作大片都是中国电影市场的支柱性力量，它们对于年度国产电影票房的贡献一度超过40%。与此同时，武侠动作大片对中国电影产业的贡献却依然掩盖不了其10年发展的乱象。个中问题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善恶的不明与价值取向的混乱。应该说，传统武侠题材的文艺作品（小说、影视）均是构建一个简单的正邪二元对立的公奉价值体系，给受众提供了较为舒适的“欣赏位置”。而在电影《英雄》中，背弃了中国武侠片中长久以来对情义、侠义、正义价值的追求，居然让无名为了莫须有的“天下”二字而放弃刺秦，转而不杀，并且进一步地将无名的死渲染为一场轰轰烈烈为暴君和暴政的献祭与殉道。在《墨攻》中，革离劝赵国大将放过梁城，不要耽误了征服燕国的大业，这是一个很矛盾的说法，跟墨子兼爱的思想背离，难道梁城的人不可死，燕国的人就可死？正义何在？ 第二，渲染人性的丑恶与复杂暧昧。我们的武侠大片不吝笔触去渲染人性的丑与恶，在撕碎了人性的同时，让观众感受到的只有绝望和幻灭。这方面的代表案例是《投名状》，影片中朝廷高官的尔虞我诈、官场的黑暗以及最重要的三兄弟的自相残杀，庞青云野心与私欲的极度膨胀，这一切都让观众感受到的是极度的压抑，透不过一丝气来，何谈审美的愉悦感？这样的影片以及打破了传统武侠电影“成人童话”的模式，所有的梦都走向幻灭。对人性丑恶的渲染还体现在传统武侠片中优美写意的“武舞”动作被当下武侠大片中对杀人场面、杀人技法的炫耀式奇观展示所替代。《夜宴》中的空中“棍杀老臣”、《满城尽带黄金甲》中的“杀人如麻”，疯狂屠戮的影像奇观背后隐藏着创作者的扭曲与病态。 第三，传统伦理道德和英雄主义的遮蔽与缺位。以《满城尽带黄金甲》、《赵氏孤儿》为代表的武侠大片悬置了数千年来在普通大众心目中的历史观和基本价值判断，不是去寻找武侠题材中与观众的情感共鸣，而是刻意与之疏离乃至冲击和颠覆。电影《赵氏孤儿》的改编，将换孤从主动变为了巧合与误会的结果，这导致程婴的形象从忠肝义胆的大英雄降格为善良的小人物；而更进一步的，他以孤儿为代价，主动拜入屠岸贾门下，刻意让孤儿与屠岸贾相亲相爱，在孤儿成年告诉其真相后，砍杀了屠岸贾，程婴以此得到一种畸形的报复快感，如此便将程婴这个忠肝义胆的千古英雄形象进行了彻底的颠覆和反转。 于是可以看出，异常吊诡的是，我们的武侠大片一方面要从丰富灿烂的华夏文明与历史中攫取故事、人物形象资源并期待依此获得丰厚的市场回报，另一方面又偏执般地回避乃至颠覆大众商业电影的叙事模式与情感规律，拒绝与普通观众在情感和价值观上共鸣与同构，在这样的悖论中最终伤害的是国产大片自身的满意度与信誉。 令人欣慰的是《叶问》系列电影的出现。《叶问》系列是近年武侠动作大片中少数获得票房和口碑双丰收的电影。其秉承的宗旨实质就是武侠精神和价值取向的复归，走的是老派武侠的路子，有着简单的正邪二元对立与隐忍坚强的人物形象。故事非常简单，就是以“打擂台”的方式抵御外侮——《叶问》讲的是叶问用咏春拳打败了日本武士，甚至日本将军。其前传则是追溯其如何开宗立派并击败不可一世的西洋拳王，其中很容易看到《黄飞鸿》的影子。《叶问》推出之际，正好是我们经历了“5·12”地震，人民空前团结，尔后是奥运会的巨大成功和我们在国际金融危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切展示的是巨大的国力和华夏民族充满魅力的文化软实力，国民对于国家与民族的认同与自豪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于是《叶问》在一个适当的时机以一种巧妙的方式借势与观众心理形成高度情感共鸣，因而获得了市场和观众满意度的双重认可。《叶问》的成功，对中国武侠大片的发展当是一个很好的启示。 （作者单位：西南大学文学院） 原载：《光明日报》（2011年08月08日14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