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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文学经典的定义一直是有争议的，西方学者在讨论文学经典的构成时，一个普遍的观点是，经典是被精选出来的一些著名作品，很有价值，用于教育，而且起到了为文学批评提供参照系的作用。在中国学术界，关于经典的讨论中，人们也普遍地认为“经典往往代表了某一个文学时期最高成就，并且是其他作品竞相仿效的对象、依据和奋斗目标。”“经典因为优秀的品质和伟大的价值被保留下来，载入史册，成为后人了解这个时期文学成就的凭据；一般作品往往是过眼云烟，迅速地遭受历史的淘汰、抛弃和遗忘。”这些关于经典的看法，有一个很大的问题，那就是一概以审美价值来定义文学经典，但似乎经典被选编流传也不是因为审美的力量，而是文学史有意地遮蔽了广大的作品。但文学史的书写如果是有问题的呢？比如古代作家的作品能够被收入官方册子的，有几个是平民的文学作品！你看，欧阳修、王安石这样的诗人、作家都做过朝廷大官，就连杜甫这样的诗人也是做过“工部郎”。这也就是为什么今天我们所读到的古代名篇基本都是官员的作品的缘故了。 不管怎么说，目前人们对经典的定义是有缺陷的。应该说，经典与其说是其本身的力量或读者力量所决定的，还不如说是多种社会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首先，经典的变化可能是由政治形势或意识形态的力量促成的。佛克马、蚁布思在《文学研究与文化参与》一书中，就指出过经典可以成为一种政治工具的事实，他说德国在1859年就利用席勒的百年诞辰之机来达到国家主义目的的企图，国家上层政治集团对席勒和歌德的经典化已具有了一种向心力，人们确信它是为一个德意志民族国家的形成而服务的。在二战期间，斯大林也鼓励他的公民们去阅读俄罗斯那些伟大的古典文学作品，“革命以前的俄罗斯的经典重新恢复了地位，在文学批评中得到了褒扬，而且被大量地印刷，以唤起知识分子的爱国热情，驱散他们的不满情绪。”中国的儒家经典的确立就与封建统治者为维护统治而独尊儒术的政策有关。其次，经典的形成也离不开教育制度和文学制度。在中国，《易经》《尚书》《诗经》《春秋》和《礼记》等之所以延续了上千年，是因为封建科举考试对这些文本的不断强化。而唐诗宋词、四大古典名著和“五四”文学等经典地位的确立也与政治意识形态和国家考试制度密切相关。当代文学的经典的确立还与文学评奖和文学改编有关，现在被写入《当代文学史》的作家作品大都是获得过各种国家级权威文学奖的，而且有的还被改编成电影和电视。如上个世纪80年代的小说，能够在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全国优秀中短篇小说评奖中获奖的，一般都被写入了文学史，被认为是具有代表性的作品，而且后来的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和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等，都具有一定的权威性，都能有效地推动作家作品的经典化。另外，莫言、苏童等人的作品之所以被大家所认可，还和他们的作品被张艺谋等电影大腕改编为电影分不开。我们不能忽视这些外部力量对文学经典的建构和强化。 但文学经典建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外部力量不能忽视，那就是书籍报刊的印刷出版业的兴起，对文学经典的形成和建构也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很显然，自从有了印刷书和轮转印刷机器，图书和报刊杂志的大批量印刷和出版，使得文学文本越来越具有可得性和易得性，这就扩大了文学文本传播和接受范围，更关键的是，印刷术使文学阅读越来越大众化，而且印刷术直接推动了教育的大众化并且使学校教育基于书籍的分层分级的专门化阅读。于是，过去那种单纯地依靠国家考试制度和政治集团的力量来控制经典的形成已经不可能。文学文本一经发表或出版，就直接传递到了各种阶层的读者手中，可以说，文学经典的筛选已不可能是几位专家或政府机构里的官员的事情了。今天的学校教育虽依然能对经典的强化发生很大的效力，特别是一些文学专家和教授依然掌握着学校教育体系里的文学阐释权，但今天的学校教育方式和视角越来越多元化，也越来越开放并越来越鼓励不同意见和看法的出现，这也使得少数教育权威和学院批评家的力量在弱化，至少他们不可能拥有绝对的话语霸权。 如果没有图书出版和报刊事业的发展，世界文学经典就不会有今天这么多。正是因为图书出版业和报刊发行业，文学作品才有了更多的读者，文学作品才有了更大的生存空间，而文学经典才会越来越多，而且越来越被更好更快地传递、阐释和解读。文学经典的魅力才会越来越长久，越来越具有精神建构的力量。 的确，经典是被历史地文化地建构起来的。虽然我们习惯于用“一流的、优秀的、不朽的”来形容经典，但世界上没有绝对的经典，任何经典都是特定时代的产物，都是各种权利的角逐和各种趣味分享、妥协及协商的结果。但并不是说，我们就可以任意解构经典，任意轻视经典的力量，或完全凌驾于经典之上来从事批评活动。应该说，无论在任何时代，经典都有着其不可忽视的价值与作用。 首先，经典是一个时代的文学的证明和文明符号。就人类的巨大文化创造力来说，每一个时代肯定都会产生或创造出数量巨大的文学作品，稍稍留意一下民间文学典籍，就不难发现这么一个事实：人类在仅仅靠口头来传递文化、智慧与知识的时代，就具备了创造文学精品的能力，“口头诗学”告诉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是故事的讲述者，都可能是歌谣的产生者，而且民间普通劳动群体对文学的创造毫无功利目的，且许多优秀的民间文学也是无意中的有意发明。由于早期传播媒介的限制，石头、竹简、绵帛、木片与铜版等用来刻字、写字的物体本来就不便利，有的价格甚至非常昂贵，也不利于普及，而且中国的印刷术虽然发明比欧洲早许多年，但真正进入印刷文明时代却比欧洲晚了将近300年，因此人类虽然具有这么巨大的文学原创力，但流传下来的作品却是非常少的，这少数流传下来的某种程度上都可以看作是经典，因为它们记录了人类早期的生活状态、文化趣味和价值关怀，也传递了我们祖先的智慧，反映了人类特定时期的文明程度。这也是今天为什么我们会觉得民间文学研究非常重要，对古代文学典籍的整理也非常重要的原因了。 其次，经典是当代文学创作与批评的标杆，为当代批评与教育树立了坐标。对这一点，需要这样来理解：一方面，经典的生产与批评的干预和教育的干预有极大关系，在经典生成过程中，批评家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占据了文化的重要岗位或在社会中处于制造话语的权威者位置，那么他的批评就可能达到筛选作用。而且文学教育者也依仗教育制度和考试制度来规定和选择符合他们趣味的作品。另一方面，经典一经生成也对当代批评和文学教育发挥作用。一般来说，当代的批评家对当代作品的评论都是以现代或古代的经典作家作品为坐标的，来进行对比性解读的。批评家对当代作家作品优劣的判断，依据于已有的批评标准——这个标准就是已有的经典的所谓“文学性”、“艺术性”或“精神高度”。所以有人说，一个时代的文学有两种来历：当代作家作品和文学史上的经典作品。经典作品与当代作品共处同一个时代，就数量而言，披沙拣金地存留下来的经典与千军万马的当代作品相比，前者不过是沧海之一粟。然而，与这种数量对比极其矛盾的一面就是，经典对于当代作品具有特殊的规范作用。正是这些为数不多的经典统率着当代的创作。经典的地位是确定的，不可质疑的；当代作家作品的好坏优劣往往还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当代作品的评判有待于深入的检查和考验，而且检查与考验的一个主要参考坐标仍是业已确认的经典。经典是当代作品的品质、地位和价值之裁决者。我们很难设想，没有经典作为标杆与对照物，文学批评与文学教育会是什么样子。 第三，经典还具有相对持续性的文学阅读和文学教育价值。也就是说，经典之所以为经典还应该具有广泛的有益性、教育意义和阅读价值，如果没有阅读价值，尤其是没有被越来越多的人的喜爱与关注，这样的经典也是可疑的。文学作品最终的价值不是作者和批评家来决定，而是取决于读者，即比文学教授和文学批评家更多的大众。 原载：《文艺报》2008-3-15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