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文学网-学术论文、书评、读后感、读书笔记、读书名言、读书文摘!

语文网-语言文学网-读书-中国古典文学、文学评论、书评、读后感、世界名著、读书笔记、名言、文摘-新都网

当前位置: 首页 > 学术理论 > 文艺理论 >

我们时代的文学阅读

http://www.newdu.com 2017-10-30 中国文学网 李公昭等 参加讨论

     数字技术飞速发展,传媒方式日新月异,电视、电影、网络和手机构建了一个多维传媒平台,绚丽多彩的图像冲击着我们的视听世界 ,无所不包的数字网络环绕着我们的知识生活,以至有人把我们这个时代称为“读图时代”、“影像时代”,又说是“网络时代”、“信息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文学阅读何在?文学阅读的意义、方式有什么变化?最近,《文景》编辑部与洛阳解放军外国语学院的著名专家、青年学者座谈,就文学的大众化与经典性、图像与文字阅读的关系、通识教育等话题, 进行了热烈的讨论。这些专家学者们既有深厚的学术素养,又有丰富的文学教学与创作、翻译的实践经验,视野开阔,思维活跃,观点新颖,现编发他们的部分发言,以飨读者。
    大众与经典
     李公昭(英语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随着信息与媒体技术的飞速发展,人们面临的选择越来越多,传统纸质的阅读方式不断受到挑战,于是包括本人在内的许多人开始不看报纸,只看网页;此外随着生活节奏的日益加快,人们大块的闲暇被各种事务剥夺,静下心来,一杯清茶、一部经典的阅读已成为一种奢侈。网络文学、快餐文化应运而生,文学大众化趋势越发明显,大有取代文学经典化的倾向。美国脱口秀主持人、演员奥普拉·温弗雷主持的读书节目竟然发展为一种阅读标准:她在节目上推荐的书旋即风靡全国,成为优秀文学作品的样板,连文学评论家也被她牵着鼻子走。那么文学大众化是否一定与经典化背道而驰,水火不相容呢?其实未必。首先大众化的文学有其自己的消费群体——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其次大众文学也可以向经典文学转换。中国的《诗经》、英国的莎士比亚在成为经典前就是大众文学。当前的金庸更是一个介于大众文学与经典文学的经典例子。也许十年、二十年前他主要被看作是一个大众文学的代表,而现在可能更多的人倾向把他当作中国文学的经典,与鲁迅、茅盾等人相提并论。对于文学创作者、评论者与消费者而言,抱着宽容的心态阅读、评价一部作品也许比弄清这是一部经典还是大众作品更为重要,因为你今天认为的大众明天很可能是经典。大众文学与经典文学各显神通、各得其所是文学层次丰富和有生命力的表现。
     沈志兴(土耳其语副教授,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帕慕克小说《我的名字叫红》中文译者):
     各位都是研究文学的,而我只是翻译了几部文学作品,所以我也只能从我自身经历来谈谈了。
     我在土耳其上学的时候,学的是土耳其语言文学,所以也要看一些土耳其的经典著。但在土耳其,更为推崇的是诗歌,因为在他们看来诗歌要比其它文学作品更为高尚一些,去年去土耳其参加土耳其文学翻译际研讨会土耳其文化部向各国的翻译家们推介的也大都是诗歌,但诗歌翻译对于我来说难度就有点大了。虽说学习的时候也学过土耳其的古典文学,基本上都是以诗歌为主,但当时主要还是从字面上去理解,上课听老师讲,下了课抄同学的笔记来背,因为考试要考这些东西。当然虽然当时还体会不到诗歌中的那些韵味,但后来再返过头来看的时候也能体会到其中的一些韵味了。因为学的是语言文学,所以老师也要求我们读一些名著,但这些名著基本上都是18、19世纪的作品,内容基本上都是讲奥斯曼土耳其时期奴隶的生活地位、苦难的经历等等说实在的,这些作品我都不喜欢读,我更喜欢看一些与现实生活关系更为密切一些的作品,但当时老师布置的作业要看,对于我们这些外国留学生来说,语言关本身就比较难,所以也没有多少业余时间或精力去多看一些其它的文学作品。
     帕慕克的小说《我的名字叫红》在土耳其销售了十八万册,这在土耳其这个七千万人口的国家应该说是个不错的成。去年我去参加研讨会时,专门去伊斯坦布尔市中心的各个书店转了转,想买点土耳其的文学作品,因为我们这儿的材料都比较旧了,但遗憾的是,书店里的文学作品少得可怜,大多是政治、经济类的书,就连帕慕克的作品也一本都见不到。
     就我个人而言,其实很少看经典文学作品,金庸的作品都读过,译著也就看了“福尔摩斯”,四大名著还是上初中时候看的,这些作品无疑都对高我的语言表达起到了直接的积极作用。现在是媒体时代、读图时代,大家都担心书面的文学作品没人看了,实际上我觉得没有必要担这种心,因为每一种传媒都有它自服务的对象,电视有观众,网络有网民,书本自然也有它的读者。我就说这么多吧。
    石平萍(英语系副教授):
     谁都无法否认媒体时代、读图时代给文学阅读带来的消极影响,但我更愿意强调其积极面。比如,从一个文学研究者的角度来看,互联网在我们与读者大众之间架起了一座崭新的平台,我们可以充分利用这个平台,对读者大众的文学阅读施加积极的影响。《易经》里说“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中国的人文传统可谓源远流长,知识分子素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五四”时期更是登峰造极,担负起人文主义的社会启蒙重任。但20世纪的后二十年出现了“知识分子的边缘化”现象,诸多原因中,有一个被很多人忽视的原因与我们大学教师密切相关。那就是李欧梵先生所指出的:由于整个大学人文学科的制度化,人文知识分子的角色已经一分为二,一是知识分子,一是学院教授,两者最大的区别是前者在公共领域,特别是在媒体、报章、杂志上扮演着主要角色,是“五四”以来的传统型知识分子,后者则多在学报或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影响多局限在大学校园。李欧梵先生认为在中国,学院内的世界和学院外的世界的隔阂并不明显,人文知识分子在两个角色之间基本上能够游走自如,但他同时提醒我们注意美国的极端例子。美国的所谓人文主义者,一般是指大学里教文学、历史等人文学科的人,由于美国的大学制度注重学科,注重科系,注重研究,注重文章发表的次数,大学教授们都成了典型的学院派,主张用理论性的、专业化的语言撰写论文,发表于专门的学术期刊,从1950年代至今,这种趋势愈演愈烈,学院里的语言发展到了连一般的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也已经听不懂、看不懂的程度,又如何能够影响广大的读者大众?中国的不少学者已经注意到美国的“奥普拉现象”:脱口秀“女神”奥普拉·温弗瑞(Oprah Winfrey)于1996年成立“奥普拉读书俱乐部”,并利用她主持的节目对推荐作品进行专题讨论,使文学阅读成为广大电视观众的新时尚,许多书籍和作家都因为她的推荐而风靡全国。“奥普拉现象”的出现恰恰反衬出美国文学学术研究与读者大众的疏离、美国大学里的知识分子与社会风气的隔阂以及美国的人文教育与现实社会的脱节。这已经引起了美国大学里不少人文学科教授的反思和批判。身为中国大学里的教师和文学研究者,我们当以此为鉴,在保持精英立场的同时,尽量使用一种读者大众广为接受的学术语言,充分利用媒体时代的报章、杂志、媒体、互联网等迅捷便利的媒介,真正实现知识分子的人文关怀、社会启蒙和道德教化等作用。
     再者,大家都强调媒体时代、读图时代的文学阅读仍应坚持经典意识,但什么是经典?大家是否仔细思考过这个问题?我们一般以为,经典的建立是基于一个超历史的美学评判,但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任何一个文学经典都是一个掌握着大量复制、印刷和传播手段的社会实体和组织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中逐渐建立起来的,背后有着诸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意识形态等因素。比如所谓的英国文学经典。在文艺复兴之前,英国人作为诺尔曼人的臣民并没有自己的民族文学,随着英国民族主义运动的发展,借助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力量,经由约翰逊(Samuel Johnson)、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阿诺德(Matthew Arnold)和利维斯(F. R. Leavis)等一批有影响的英国文人的努力,英国文学的经典才得以确立,并作为殖民主义的文化行李,散播到“日不落帝国”的各个殖民地。但到了20世纪中叶,随着英帝国物质和文化基础发生重大变化,代表现代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经典英国文学体系及英国文学研究传统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其症候表现为现代资本主义精英文化向后现代消费文化的转向和英联邦文学及相关研究的兴起。再如早期的美国文学经典,也是在美国摆脱英国的殖民统治、取得民族独立的狂风骤雨中,由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等知识分子一手构建,随着19世纪美国成为世界强国,20世纪成为两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美国的触角伸向世界的四面八方,美国文学作为美国文化的一部分广泛传播,美国文学经典体系由此得到世界范围的认可和接受。但到了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国内的激进政治和理论狂热冲击下,美国文学经典体系受到了女性主义和少数民族话语的强有力挑战,并于1990年代引发了开放抑或关闭传统文学经典的大争论。争论归争论,不可否认的是,开放传统文学经典已是大势所趋,就连极力捍卫“西方正典”的美国著名批评家布鲁姆(Harold Bloom)也主编了不少关于少数族裔作家和女作家的论文集。
     再来看我国的外国文学经典体系。“五四”时期,鲁迅和林语堂曾就如何看待西方文学和译介哪些外国文学作品进行过一场论争:鲁迅主张避开西方列强文学,译介东欧国家等与中国有类似经历的被压迫民族的文学作品,林语堂却因西方列强的强大而自动拜服于其文学,指责鲁迅对“已经闻名的英美法德文人”置之不理。新中国成立后,鲁迅提倡的态度占了上风,中国学界多译介亚非拉文学和苏联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学。风水轮流转,1980年代改革开放之后,英美法德等所谓的西方列强文学如潮水般涌入,逼得亚非拉兄弟退守边缘。如今在中国大学使用的外国文学教材可说是集中了一百多年来的外国文学译介成果,兼顾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古典和现代,但在本质上是以西方诸国文学为核心,以白人男性作家为焦点。这样的外国文学经典体系很容易给读者造成一些认识上的假象:某些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学先天地高于其他国家的文学;白人男性作家的文学先天地优于有色人种和女性作家的文学,即便在同一国别内部,也是如此。比如,我们似乎没有意识到,英国文学和美国文学并非英语文学的全部,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爱尔兰、南非、尼日利亚等英联邦国家的民族文学日渐兴盛,涌现了一大批世界闻名的英语作家;美国白人男性作家也不是美国作家的全部,美国少数族裔和女性作家的作品纷纷摘获各种文学大奖,在批评界和读者大众中都享有盛誉。一些中国学者受后殖民理论启发,认为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界尚未走出“殖民心态”。这个词可能有点吓人,但我们不妨仔细想一想,自己是否有这种心态?我们提倡阅读经典,是不是同时也要提倡给我们的大脑松松绑,给我们的经典松松绑,让世界各国的文学精华和文化精华都能为我所读,为我所用?
    图像与文字阅读
     陈榕(英语系副教授):
     今天的讨论题目让我联想起英国文学史上文学阅读的第一个繁荣期,即18世纪。19世纪,印刷术得以普及,这为英国图书市场的形成提供了技术保障。与此同时,贴近人们日常生活的现实主义小说也随着中产阶级的崛起得以诞生。创作的繁荣催生出流动公共图书馆这一新的形式,人们通过便宜的价格可以租借昂贵的图书,这在文化的普及中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整个社会中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形成了阅读的良好风气,约翰逊为此骄傲地宣称英国成为“读者之邦”。不过,在那个时代,文学阅读并不仅仅是个人的事情。它既是一个人在闲暇时私密的阅读体验,也是家庭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没有电视电影的声光刺激的时代,全家在晚上围坐在壁炉旁,听着家人高声诵读引人入胜的精彩篇章,这种形式,与我们现在家庭成员下班后围坐在电视机旁边看连续剧,何其相似。
     小说的兴起,阅读的兴起,与历史的发展、科学的进步等有脱不开的干系。而进入20世纪,尤其是随着20世纪后半程电子技术的迅猛发展,我们已经不可能摆脱电子媒介,摆脱图像,回到那样一个全家老小围坐在壁炉边的时代。图像以其直接性、生动性攫取了人们的注意,文字渐渐失去了它的优势地位。小说需要写上满满两页的肖像描写,在电影、电视、图片的传递中,往往可以浓缩成为一幅影像,让观者在瞬间便能全部捕捉。新媒介与纸文本开始了对读者群的争夺,而且很显然,前者正在大量蚕食后者的领地。
     如果图像媒介能够和文字一样,为我们提供灵魂的给养的话,这本身并无可厚非。然而,需要警惕的是,在那些呈现在我们眼前的声像背后,往往隐藏着意识形态的看不见之手。西方思想史中,一直有视觉中心主义的倾向。早在古希腊时代,柏拉图就曾经将理念的最高形式“善”,比喻为普照世界的阳光。而美国现象学家汉斯·乔纳斯则在《高贵的视觉》一文中,称“视觉所及之处,心灵必能到达”。视与思成了共生体。不过,当我们反思电影、电视等新媒体为我们所提供的视觉经验的时候,却会发现,视觉媒介,在“视”的时候,常常悄悄屏蔽了“思”。虽然柏拉图歌颂谛观万物的灵魂之眼,他所写下的洞穴人的隐喻,恰恰在千年之前,预见到了新媒体时代的到来:洞穴人在封闭的黑暗的环境中盯着面前墙上的影像,将它们理解为一个真实的世界,却没有意识到那只是一些举着火把的行人留下的投影。这个场景,酷似我们的观影经历——我们被固定在座椅上,盯着光线在幕布上制造着酷似真实的幻境。我们是如此全情投入,相信我们所见即真实,往往忘记了那些会动的幻影,是人为的制造。而根据科学家提供的数据,电视上每一个镜头的平均时间是3.5秒。当我们看电视的时候,我们的眼睛没有时间休息,头脑也无暇处理所有图像细节,其实是在被动接受一个又一个画面的冲击。
     早在20世纪60年代,法国理论家居·德波尔就在《奇观社会》一书中警告我们,我们这个时代,已经进入了奇观社会(the society of spectacle)。世界被简化为奇观的聚集。各种各样的影像充斥着我们的视野,用制造出的耸动效果,裹挟着我们,使我们迷失在一波又一波强大的视觉冲击之中,忘记了反思,忘记了这些图像被创造、被扭曲、被表征的本质。即便是一再标榜客观的CNN的新闻纪实报道,也充斥着奇观化效果,放大戏剧性的冲突,同时用高妙的手段,刻意剪裁,掩藏它所不欲人知的一面。影像看似中立而真实,其实已经经历过意识形态的编程,我们所看到的,不过是是意识形态所想要我们看到的。
     因此,在这样一个图像文化逐渐占领主导地位的时代,我们不应该忘记阅读赐给我们的力量。阅读与影像相比,最大的优势在于能够激发人的理性思辨能力和想象力。当我们构筑着文本所提供的想象的空间的时候,跃动的是我们的创造力:我们想象着每一个林黛玉、每一个哈姆雷特,他们不再是由屏幕上的某个演员所扮演的具象,而是我们调用想象的工笔细细勾勒出的模样。而且,当我们阅读的时候,我们在接受作者传达的信息,同时也不断进行着反思,调动着思维,与作者对话。阅读是开放的、思辨性的、创造性的。为此,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一书中深深哀叹印刷术时代的衰亡和新视觉媒介的崛起。他指出,有两种方式可以让文化精神枯萎,一种是奥威尔在《一九八四》中所指出的,文化成为了一座监狱,我们是集权主义的奴隶。另一种是赫胥黎在《美丽新世界》中所勾勒的,文化成为充满了感官刺激,让人沉溺不醒的毒品。我们对前者常怀警惕之心,却放任后者将自己领入精神的荒原。
     不过,不是所有视觉媒介都是屏蔽我们思考的致幻剂。就像不是所有的纸文本都有阅读的价值。当我们观看基耶斯洛夫斯基导演的《十诫》的时候,相信所产生的感动,对生命的复杂样态的理解,对道德伦理的反思,不亚于我们读到的任何一本伟大的小说。从小说的时代,到电影电视的时代,真正至关紧要的是,无论是文学阅读,还是图像阅读,我们都不应忘记反思,不要放弃想象力。其实,科学的进步还是为我们带来了一些新的祝福的。比如网络时代、信息时代给我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交流的契机和平台。我注意到近期世纪文景公司出的不少畅销好书,背后都推荐了一个网站:豆瓣网。“此时此刻,谁在和你看同一本书”,这是豆瓣网的广告语。我很喜欢这句广告语。通过网络,我们可以听到同一本书在不同心灵激起的回音。虽然我们不曾谋面,却能够在这个世界的各个角落,找到与自己一样的爱书人。这种回声,可以温暖我们每一个坚持阅读的人。
     王宗琥(俄语系副教授):
     我认为,读图时代的来临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对长期以来占统治地位的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反拨和挑战。事实上,人类的文化史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做是图画符号和语言符号的一部争斗史,它们争夺的是对所谓事物“本质”的专属权力。在人类发展的原始阶段,视觉符号是信息传递和文化传承的主要符号,其形式主要是岩画、雕刻、结绳等。所以在西方文化中,有一种强调视觉优先性和首要性的传统,但到了希腊时期,尽管造型艺术十分发达,哲学家却把语言(包括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即文字,主要指文字)标举为最重要的理性范畴。在亚里士多德的眼里,人就是逻各斯的动物,即语言的动物。人对世界和事物本质的把握主要是通过语言(文字)来实现的。语言的这种优势一直伴随着理性主义、科学主义的张扬而在工业化社会大行其道。然而自上个世纪60年代以来,科学技术的进步使广播、录像、电影、电视等媒体飞速发展,视听媒介逐渐取代了语言媒介的主导地位,形象确立了其对于语言的优势,视觉文化产业蓬勃发展。
     关于读图时代的利弊,存在两种互相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形象对文字优势的取代将导致思想的贫乏和肤浅、文化水准的下降、对世界理性认识的缺失和感官欲望的片面发展,因为形象符号主要作用于人的形象思维,而语言符号则主要帮助人类完成抽象思维。视觉形象被认为和感官享受、感官欲望有关,而语言文字则被认为指向思想的丰富与深刻。因此,文化学家认为,图像占据中心的文化的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就是它所建构的主体更趋向于感性的经历,图像占主导地位的文化是感性的文化。另一种观点认为,形象对文字优势的取代体现的是一种消解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后现代精神,它发端于1725年维柯关于放逐理性、独尊感性的主张,后经叔本华、尼采、狄尔泰、柏格森的力推,并在理性工业化完成后,翻身成为支配国际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思想主流。从非理性主义角度来看,属于感性范畴的形象在把握事物本质方面丝毫不逊色于理性范畴的语言,胡塞尔、梅洛-庞蒂以及阿恩海姆等哲学家都对以形象为主的“视觉直观”给予了极为重要的地位,认为图像艺术恰恰是接近和显现真理的独特途径。
    网络文学
     胡亚敏(俄语系副教授):
     博客和个人空间是网络文学发表的一种重要渠道。作家通常会抒发个人的情感,描写个人的经历及其对自己的影响。其中不乏有作品文笔优美,细腻隽永。也有作家创作了一些小说,这些小说的自传性明显强于虚构性。我们很难把这些作品称为经典,它们更多地属于通俗文学。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作者与其作品中人物的视角经常是一致的,没有拉开距离,因而缺少一种审美距离,在描写时也不够客观、冷静。优秀的文学作品中,作者与叙述者之间存在着一定距离,也因此产生了审美感。
     如果我们用巴赫金的复调小说理论来观照这类网络文学作品,不难发现大多属独白型小说。巴赫金在谈到复调小说与独白小说时指出,复调小说的主人公不是作者的传声筒,而是与作者保持了一定距离。作者意识不把主人公们的意识变为客体,不在背后给他们做出最后的定论。而在独白小说里,主人公的自我意识被纳入了作者意识的框架内,作者意识决定并描绘主人公意识,主人公的自我意识难以突破作者意识的框架。如果用黑格尔的自我意识与我他对立的观点来理解复调小说与独白小说,我们发现,在复调小说中,作者努力跳出自我意识,把作者本人和小说人物的声音都呈现出来。复调小说强调的是各种不同意识的同时存在,作者并不凌驾于小说人物的意识之上。相反,作者的意识与人物的意识平等,处于一种相互平等对话的地位。而在独白小说中,作者没有跳出自我意识,他与小说人物之间存在着一种“我他对立”的关系,或者说是“主奴关系”,作者是主人,小说人物是奴隶,小说人物永远都是与作者对立的客体,小说也因而成为作者的“独白”。
     大量通过博客和个人空间发表作品的网络文学作家渴望通过描写自己的经历,倾述自己的心声,发泄和渲泻自己的各种情绪。读者能感受到作者的情绪,其快乐,愤怒和失望。然而,作者与作品人物之间缺少距离,他们的视角经常完全一致,从而只能沦为“独白小说”,难以把不同人物的声音立体地呈现出来。这可能是当前许多网络文学作品的一个共同问题。
    原载:《文景》2008/06 (责任编辑:admin)
织梦二维码生成器
顶一下
(0)
0%
踩一下
(0)
0%
------分隔线----------------------------
栏目列表
评论
批评
访谈
名家与书
读书指南
文艺
文坛轶事
文化万象
学术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