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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生活审美化，可视为中国文艺学和美学学科历经之文化研究转向的本土名称。这个名称是外来的，它是英文the aestheticization of everyday life的直译，但是，就其内涵和外延而言，都显示了地道的中国本土文化的作风。就概念本身而言，迈克·费瑟斯通早在1991年，就以“日常生活审美化”来指充斥于当代社会日常生活肌理的符号和图像，认为它的理论说明，往上可以追溯到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批判，往下也可见于近年波德利亚、詹姆逊等人的“拟像”以假乱真思想等等[1]。这无疑显示了美学和艺术向日常生活大举进军的后现代现象。 一 当代中国的日常生活审美化话题，与上述费瑟斯通所言的当代社会生活的消费文化特征，是声气相求的。它集中在“消费文化描述”这一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的日常生活层面。而就其发生语境来看，中国语境中的日常生活审美化论争，直接缘起于前述之文艺学学科的文化研究转向。其中一个标志性事件，是《浙江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推出了一组文章，编者按语指出，当代中国的社会-文化转型已经极大地改变了文艺活动的存在方式、生产、传播与消费方式，对于原先的许多文艺理论观念提出了挑战。这一挑战是全面性的。文艺与现实生活的关系、文化与经济、中国文论的现代性与民族性、古代资源与西方影响的关系等文艺学学科的基本问题，都面临重新阐释的迫切需要[2]。 诚如刊物所望，这个话题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但是重视仅限于栏目打头的陶东风的文章，其他三文少见反应，无声无息，唯独陶文因其攀援“日常生活审美化”这个貌似西方舶来文化的理论资源，来尝试破解米勒所言文学研究面临文化研究冲击的危机意识，一时同情之音、驳斥之声，论者蜂起。 在日常生活早已成为美学关注对象，审美文化的讨论早已不绝于耳的新世纪之初，陶文如何能够吸引来众说纷纭的呼应？应当说，一如作者的既往风格，文章本身就有种先声夺人、咄咄逼人的后现代意味。作者指出，文艺学的突出问题之一，即是不能积极有效介入当下的社会文化与审美/艺术活动。那么，什么又是这“当下的社会文化与审美/艺术活动”？一言以蔽之，它就是日常生活审美化。应当说，陶东风描述的中国当代都市消费文化泛滥，审美从高端艺术向日常生活蔓延的趋势或者说现象，其实早在上世纪末，已经成了同样众说纷纭的“审美文化”这个“新兴学科”的热门话题。但诚如“审美”这个概念向来是含情脉脉，“文化”这个概念又边际大得不知所云，把这两个概念出于建构中国特色文艺学和美学的宗旨，拼合在一起，仿佛欲将当代都市文化一网打尽；可是反过来看，它的对象既略嫌模糊，不够明确，立场也略嫌暧昧。故作为文艺学和美学开拓新领地的一次尝试，日常生活审美化最终能够后来居上，思想起来应在情理之中。 与以往审美文化讨论的不同之处之一，是陶东风这篇文章引进了西方的理论外援。其一是美国社会学家福恩特2000年在题为《社会学与美学》的一篇文献综述中，言及当代西方社会学与美学相互渗透，出现了一种审美化(aestheticization)趋势，谓当代社会越来越像一件艺术品。其二是德国哲学家韦尔施的后现代主义美学观，称当代西方正在经历一种美学的膨胀。审美无限泛化下来，笼罩了我们整个的社会现实。其三是波德里亚“符号与商品的交融”、“实在与类像之间的界限的消弭”、“审美的内爆”等令人目眩的一系列概念，说明当代社会中，实在与影像之间的差别消弭不见，日常社会以审美的方式呈现出来。其四，英国社会学家费瑟斯通的《后现代主义与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亦是通过日常生活的审美化来讨论后现代社会的重要尝试之一。说实话，这些貌似指望文化研究来收编文学研究的西方资源，不是耸人听闻也是危言耸听，或者基本就是断章取义。比较希利斯·米勒面对文化研究冲击，坚决为文学研究辩护的立场，恍若隔世。诚如理论常常具有朝令夕改、朝秦暮楚的特点，这或者正是若干年之前，中国的文学研究乐于征引的西方理论语境。 遗憾的是，文章发表后并没有如作者和刊物预期的那样，一夜之间给文艺学开辟出一块新领地来。2003年初在首都师范大学召开了题为“日常生活审美化与文艺学美学学科反思”的研讨会，同样没有收到文艺学成功借此转型的预期效果。会上因肖鹰等人的坚决反对，会议甚至没有如主办者所愿，认同日常生活审美化已经成为文艺学和美学学科的新的热点。但是到2003年11月开始峰回路转，首都师范大学文艺学学科联手《文艺争鸣》，在该杂志第6期上刊出总题为“新世纪文艺理论的生活论话题”的一组笔谈文章，局面顿时为之改观。以此为起点，倡导日常生活审美化的“三驾马车”开始清晰起来，他们是陶东风、金元浦和王德胜。话语的中心是北京。 关于展开日常生活审美化研究的宗旨，一般认为陶东风采取了语焉不详的模糊策略，持价值中立立场，即于倡导文艺学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同时，它的是是非非任由论者自作定断。但实则不然。陶东风最忌讳的是别人误解他走小资路线，丧失人文情怀，他一再强调，提倡日常生活审美化研究，是在后极权的理论框架中展开的。即是说，上个世纪80年代，知识分子精英文化还带有唤醒公众的启蒙使命感，但是到了90年代的审美文化氛围，启蒙模式已经无可避免地向消费模式转换。知识分子中“新型媒介人”不遗余力打造身体和钱袋，政治热情消退进入了乌有之乡。今天的公共空间充斥着以身体为核心的各种图像，美容院与健身房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对此陶东风表示他感到忧虑： 这样的结果可能导致一个糟糕的状况：实际上我们目前生活在一个急需争取与扩大公民的基本政治权利、推进公民的政治参与的社会环境里，而大家都回过头来关注自己的身体、生活方式。这很有点滑稽与悲哀。在此，我们无法回避一个严峻的问题：今天的消费文化还有它的反抗性与批判性么？它反抗与批判什么？在一个没有权利追求审美化生活方式的语境中，追求审美化确实是带有批判性的。但是，这不意味着这种批判性是无条件的。[3]这个立场认同日常生活审美化对于主流意识形态的反抗和颠覆潜能，这是典型的伯明翰文化研究传统的批判视野，与法兰克福学派视类似的大众文化为低劣平庸麻醉剂的文化工业批判理论，基本上是背道而驰。陶东风上述观点在日常生活审美化论争的正方立论中具有代表性，它意味着中国大众文化的理论话语正在由法兰克福学派向伯明翰学派转向。但诚如陶东风感慨中国的日常生活审美化语境已经明显缺失反抗性与批判性，消费文化反客为主已经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看来破解日常生活审美化的符码，更要适得其所的当是波德里亚的拟像理论了。 二 如上所述，《文艺争鸣》杂志2003年第6期推出的一组笔谈文章，成为一个标志性事件。陶东风的文章题为《日常生活审美化与新文化媒介人的兴起》。文章照例先声夺人，指出日常生活审美化并不是一个孤立的文艺或审美现象，而是联系着整个社会文化的转型，而所谓的“新型文化媒介人”，正是在这一转型过程中产生与崛起的群体，较之传统知识分子，他们显得热爱时尚生活，既是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身体力行者，也是大众在身体与日常生活审美化方面的引路人与设计师，概言之，他们是时尚话语的打造者。 与之相应，金元浦在同期《别了，蛋糕上的酥皮》的文章中指出，社会生活出现了审美的日常生活化与文学性向非文学领域全面扩张的普遍现象。值得一提的是，金元浦基本上是将日常生活审美化和审美的日常生活化并提。不难看出，金元浦文中指列的“美就在女士婀娜的线条中，诗意就在楼盘销售的广告间”等等，都是典型的消费文化的特征。对此金元浦毫不掩饰他愿意为消费文化辩护的立场，认为正是社会形态的改变，才造成了审美的日常生活化与文学性的社会化扩张。为此金元浦鼎力倡导文化产业研究。 比较来看，王德胜不似陶文的欲言又止，也不似以上陶文和金文拉过文化产业来做后盾，而是旗帜鲜明将日常生活审美化标举为一种“新的美学原则”。“这里，视像与快感之间形成了一致性的关系，并确立起一种新的美学原则：视象的消费与生产在使精神的美学平面化的同时，也肯定了一种新的美学话语，即非超越的、消费性的日常生活活动的美学合法性”[4]。总之，“日常生活审美化”非常具体地从一种超凡脱俗的精神理想，蜕变为看得见、摸得着的快乐生活享受。作者认为这是美学文艺学的又一次创新，是新时代文化发展的积极成果，也是美学文艺学理论困境中的又一次突围。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组笔谈文章也并非一面倒地无条件讴歌文艺学和美学的日常生活审美化转向。不容忽视其中有一篇文章预演了日后密密层层的日常生活审美化批判逻辑。这篇文章是朱国华的《中国人也在诗意地栖居吗？——略论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语境条件》。作者指出，日常生活审美化是西方后工业社会的生活现实，但是它未必是当代中国的生活现实。在中国大部分人还未能摆脱生活的必然性困扰、还在向着小康社会迈进的时候，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课题虽然很有吸引力，但还不是一个普遍性命题。 数年以后，发表在2008年2月26日的龙源期刊网蔡凛立对《文艺评论》主编张未民的一次采访中，张未民还念念不忘2003年底《文艺争鸣》推出的这个“新世纪文艺学话题性系列笔谈”栏目，称它为该刊近年来的两大举措之一。据张未民介绍，这个栏目连续刊发了一年多，共发表70余篇论文，数十万字。波及全国文艺理论界的“日常生活审美化”大讨论，就是这个栏目挑头结下的硕果。张未民不无得意地总结说，这场大讨论被认为是新世纪以来中国文艺学、美学最大最深刻最重要的大辩论。 很显然，日常生活审美化已经不复是一个学院派可以不屑一顾的仅仅事关时尚的话题，它对传统文艺学和美学造成的冲击，显然方方面面都感觉到了。在《文艺争鸣》成为始作俑者之后，《文艺研究》、《文学评论》、《学术月刊》等刊物相继效仿，开启专栏，乐此不疲讨论这莫衷一是的日常生活审美化[5]。甚至《哲学研究》都放下身架，降尊纡贵讨论起了这个文学圈子里的热门话题。这一切都足以显示，对于文艺学和美学学科而言，一个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新时代正在到来。 由此可见，大体从《文艺争鸣》2003年底的那一组笔谈文章开始，“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论争成为中国当代文艺学和美学“文化研究转向”的一个风向标。日常生活怎样被审美化、为什么被审美化以及究竟是不是应该被审美化，诸如此类的问题成为文艺学和美学学科关注的热点。2005年新年伊始，《学术月刊》2005年第1期与《文汇读书周报》联合评出2004年度十大学术热点，日常生活审美化就名列其中。耐人寻味的是，日常生活审美化之所以成为甚至超出文艺学和美学学科视域的学术热点，不是因为它四平八稳，不痛不痒再一次重申文学艺术同生活的紧密联系。倘若仅仅如此，那么充其量它也只是和上世纪末一时热火的“审美文化”一样，虽然美学过度泛化的倾向使人生疑，但是它至少不至于招致人们愤怒。日常生活审美化不同，它招致了一部分人愤怒，因为它直接涉及了意识形态和文化霸权的敏感问题。事实上，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命题面世之初，遭遇的更多是清一色的声讨声。这是谁的日常生活？它表征的是大众的审美趣味吗？它是不是一种矫揉造作的小资趣味？抑或是为暴发户提供趣味指南？它同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低层劳动阶级，又有什么关系？可以说，正是这一片质疑的声音，使日常生活审美化的中国旅程格外有了生气。具体来看，围绕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论争，有两个焦点引人注目。它们分别是鲁枢元和王德胜的论争，以及赵勇同陶东风的交锋。前者本文作者已有文议及[6]，这里我们来看后者。 三 在赵勇与陶东风的商榷文章中，赵勇基本上将日常生活审美化与文化研究并提，认为它们是陶东风近年文章中的两个关键词，分别表征了两个核心观点：一是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兴起，一是倡导文化研究。赵勇认为，前者是一个事实判断，后者是建立在这个判断之上的学术选择。这种选择在一定程度他愿意认同，但是，不容忽视的是，这个选择同样有见所未见。故此赵勇的问题是，陶东风口头上称文艺学的日常生活审美化转向，是秉承英国文化研究的传统，可是论者这一中国式转向的理论依据却不见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理论，反之，主要是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中的观点，以及韦尔施《重构美学》中的论述。事实上费瑟斯通也好，韦尔施也罢，他们概括的日常生活审美化现象，都是西方发达国家后现代社会的产物，现在陶东风原封不动将之移植到中国的现实之中，势必会出现一系列问题：什么地方的日常生活审美化了？谁的日常生活审美化了？我们的日常生活又在多大程度上审美化了？说到底，今天的中国进入后现代社会了吗？在赵勇看来，日常生活审美化不过是中产阶级感性生活的写照。至于怎样来做文化研究，赵勇的解答是，“在我看来，只有把文化研究的富贵气、脂粉气、大款气、小资气换算成问题意识的缺席时，文化研究的误区才会被看得更加清楚。”[7] 与赵勇等人的质疑文章同步，陶东风已经准备好了他的答辩。诚如两篇文章[8]毫不掩饰其同一性的标题，陶东风的基本思路是大众文化、消费主义以及日常生活审美化，可视为同一个对象。开展对此一对象的研究，可以有三种范式，或者更确切地说，可以本着三种西方理论资源，来审视当下方兴未艾的大众文化和日常生活审美化现象。这三种范式分别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现代化理论、“新左派”理论。针对赵勇提出的如何看待日常生活审美化中的价值判断问题，陶东风答辩说，恐怕赵勇对西方理论有所误解，比如并非所有论述审美化的西方学者都只作事实陈述而不作价值判断，更不是所有关于审美化的论述都出自后现代主义者，就一定丧失批判性。就他本人而言，他的看法是审美“趣味”高下，并不仅仅是审美的问题，而且也是一种权力运作策略，把趣味分成不同等级，进而延伸到道德领域，换言之，下层弱势群体是给排除在了“趣味”权利的外围。故此： 我以为，这已经非常清楚地指出了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中存在的权力与不平等问题。我的立场绝对不是站在那些中产阶级、白领或新贵阶层一边，而是站在真正的“大众”与弱势群体一边的。 换言之，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未必能够完全适用中国的大众文化研究。而随着大众文化反客为主，陶东风强调说，我们面临一个新的理论问题：任何一种文化形态都不具有自明的、无条件的政治含义，语境的变化会改写特定文化形态的政治含义。就此而言，日常生活审美化自然也不例外。 陶东风这个答辩显得模棱两可。赵勇随后则又撰文阐述他对日常生活审美化新的疑问。赵勇称，陶东风认为，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不适合中国当下的现实，这同样是他不能同意的。的确，赵勇的博士论文写的就是法兰克福学派，如何愿意他心爱的学派，变成时过境迁的东西呢。赵勇表示注意到陶东风申明他绝对不是站在中产阶级和新贵一边，而是同情弱势群体的政治立场，指出这个申明非常可爱，但是他的疑虑依然存在。那就是日常生活审美化固然是当代西方发达国家后现代社会最具代表性的一个特征，但是中国进入后现代社会了吗？显然没有。对此赵勇的结论是，“立足于中国的现实语境，我们是不是更应该关注‘日常生活的贫困化’而不是什么‘日常生活的审美化’？”[9] 的确，谁的“日常生活审美化”？它能在多大程度上体现当代中国美学和文艺学研究对象转向之必然？甚至，能在多大程度上代表文化研究应当关注的主流方向？可谓疑云密布。2005年初，《中华读书报》相继刊载了童庆炳的《“日常生活审美化”与文艺学》和陶东风的《也谈日常生活审美化与文艺学》两篇对话文章，以论争形式将业已存在的美学文艺学“边界”进一步凸现出来。论争所聚焦的，也还是这个老话题：谁的“日常生活审美化”？童庆炳同样不同意日常生活审美化代表了美学新原则的崛起，他指出今天一定要说进入了“消费主义”时代的话，那么，只有百分之一的人是进入了这个时代，百分之九十的农民、城市打工者、下层收入者，并没有进入消费主义的时代。从这一意义上说，“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决不是中国今日多数人的幸福和快乐。很显然，陶东风和他的恩师童庆炳之间，并不存在无以沟通的年代心结。事实上，后来童庆炳也承认，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论争，是给文艺学开辟了新的学术疆域。 所以谁的“日常生活审美化”，其实无关紧要。值得注意的是，从鲁枢元到童庆炳，凡质疑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文字，必给这个词组加上引号，以表示它压根就是一个疑窦重生的概念。反之，陶东风等人谈日常生活审美化，基本上不会愿意给它加上引号，以显示它早就成为一个既定事实。由是观之，陶东风依然是毫不含糊地呼吁文艺学和美学应该正视而不应回避当代中国的日常生活审美化现象。用他的话说，那就是美学和文艺学研究只有不断关注、切近当代文化现实和大众日常生活，才能找到新的理论生长点。概言之，超越学科边界、扩展研究对象，已经成为传统学科的迫切议题。可是，我们的传统文科，如何就义无反顾背弃传统，一心向往起这些个“新的理论生长点”呢？我们今天推崇的是“创新”。一个项目，一个计划，没有“创新点”寸步难行，立时毙命。问题是，这一场又一场叫人目迷五色，跟风唯恐不及的创新运动，同眼下学术界流行的投机取巧本能，是不是多多少少难脱干系？我们当然希望推陈出新，不断创新，可是撇开传统，奢谈创新，是不是终将成为镜花水月一类东西呢？ 参考注释： [1] Mike Featherstone，Consumer Culture and Postmodernism，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1991， pp·66-67· [2]该刊推出的一组文章，分别是陶东风的《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与文化研究的兴起——兼论文艺学的学科反思》、黄应全的《多元化：克服文学理论危机的最佳抉择》、贾奋然的《本质主义与历史主义的悖论》、王南的《再谈文艺学的“呈现”性》。 [3] 陶东风：《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与文艺学的学科反思》，《天津社会科学》2004年第4期。 [4] 王德胜：《视像与快感：我们时代日常生活的美学现实》，《文艺争鸣》2003年第6期。 [5] 就时序上来看，《文艺研究》对于日常生活审美化，或者更确切说，对于文艺学这个传统学科怎样走出一条新路，表达出的兴趣几乎与《文艺争鸣》同步。该刊在2004年第1期上刊出题为“当代文艺学学科反思”的一组文章，这个专栏的背后，依然还是陶东风的影子。诚如编者按交代，2003年11月2日，《文艺研究》编辑部与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在北京联合召开“日常生活审美化与文艺学美学学科反思”研讨会，这一组论文即是在会议讨论基础上编辑而成。 [6] 陆扬、杨华：《析美学与文化研究的接轨可能》，《上海文化》2006年第4期。 [7] 赵勇：《谁的“日常生活审美化”？怎样做“文化研究”？——与陶东风教授商榷河北学刊年第期 [8] 陶东风：《研究大众文化与消费主义的三种范式及其西方资源——兼谈“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并答赵勇博士》，《河北学刊》2004年第5期；《大众消费文化研究的三种范式及其西方资源——兼答鲁枢元先生》，《文艺争鸣》2004年第5期。 [9] 赵勇：《再谈“日常生活审美化”：对陶东风先生一文的简短回应》，《河北学刊》2004年第6期。 ［作者简介］：陆扬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原载：《天津社会科学》2009年第6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