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数字化生存语境下，以数字技术为核心的现代电子媒体已经并将继续影响我们的艺术生态。从技术进步史层面看，“如果说19世纪是火车和铁路的时代，20世纪是汽车与高速公路的时代，那么，21世纪就是电脑与网络的时代，一个数字为王的时代！确实，以数字化技术为依托的‘第四媒体’已成为当今社会不可抗拒的技术力量，无论从覆盖的广度还是影响的深度讲，数字媒介都是当今最具彰显力和关注度的媒介现象。”1 事实已经十分清楚，数字媒介不仅相当程度上解放了艺术生产力，改变了艺术主体的创作观念和汉语书写体验，而且直接促成了交互性超文本的现代生成，并且正以开放的姿态推动着现代网络文体在裂变中奔向新的融合。 一、数字时代的艺术解放 数字化时代的多媒体、交互性、超文本网络写作，为作家主体的个性解放、艺术精神的本体复归创造了空前的契机。 （一）作家主体的个性舒展 随着互联网的开通，作家主体的个性特征和表达自由得到前所未有的尊重和保护。其实，马克思早就说过，人的艺术创造活动“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艺术创造的“自觉”属性一般不会成为问题，倒是马克思高度重视的创作“自由”每每成为争论的焦点。在传统写作体制中，作家的创作不仅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规约，而且必须顾及不同媒体的特定需求，甚至还要经过“编辑”人员的层层过滤。网络平台则不然，“网络构建了一个虚拟的世界，就像一场假面舞会，人人都隐去了自己原有身份和地位，按照自己的意愿和想象，重新塑造自己的角色，尽情抒发自己的情感，发泄自己的欲望。因此，无论在文学网站或聊天室或即时贴，网络写作在本质上是无功利的自由的写作，是创造性的写作，是表现自我个性和抒发感情的写作”。2 正因为如此，网络写作使作家的本真自我率性出场，从而践行了潜在欲望和隐秘世界的表达诉求，文学的人性深度和个性特点因此更有保障。稍事观摩就不难发现，“网络文学一个最大的特点，便是它的开放性，这里没有传统媒体的编辑守门把关，它面对的是‘一切有书写能力的人’，而且，写手们尽可以匿名登录，以虚拟的名字恣意神游。正是凭着这种开放性和虚拟性，网络写手没有任何顾忌，得以自由地抒写，自由地发表。毫无疑问，这一高度自由的电子虚拟空间给了写手们一个表现自我、发现自我、发泄自我的最好空间，他们在这里可以尽情拾起或重塑被日常生活、社会角色所压抑、限制了的一部分自我。从这一层意义上看，网络文学确实张扬了人的一部分主体性。”3 也正是因为网络方式能够真正肩负起创作主体个性解放的职能，所以才受到当今作家的普遍欢迎，以至于常常将纸质性作品也贴进网络话语场中。当然，网络的自由、平等、民主本性往往又反过来影响作家的“我写故我在”的表达个性，从而构成一种双向塑造的力量循环。对此，希利斯·米勒表现出特别的兴趣——“玩电脑游戏、收发邮件或者创造自己的播客，在不同的特殊的环境下对人们的个性到底有何影响？在我看来，这才是今天的全球比较文化研究的前沿课题。如果让我的生命重来，我将在教学和写作中终生进行这样的研究。”4 我们还注意到，除尽情表达本真自我之外，作家对于网络的倚重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网络为自己提供了足够丰富的信息“知情权”——生活知情权、资料知情权、创作知情权等。这些知情权不仅有利于作家的个性舒展，而且有助于作家的素材积累和话题“保鲜”。譬如，据新浪网报道，受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影响，《资本论》、《会计与控制理论》、《记住未来》、《全球化终结》、《大规模订制》、《数字化生存》等书很多地方已经脱销。对于《资本论》的再次畅销，专家分析，主要原因是国际上普遍认为这一轮经济危机是自由市场造成的，并且认为结束危机完全靠市场不行，还必须有国家干预，而马克思100多年前写的《资本论》已经清楚地描述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周期和将来可能遇到的问题。由此看出，数字化信息时代真的使地球“变小”了，作家借网络资源以扩展全球视界进而表达人类关怀的可能性也比以前大大增强了。 正如其他新兴事物一样，后起的数字网络方式并非没有缺陷。但是，一个无法忽视的事实是，数字化网络写作在表达心理意愿的真实性、诉说复杂情绪的自由感、公共话语的平民化、资源共享的透明度诸方面确实大大超越了传统的纸质媒介和长期处于“待审”状态的广播影视形式，因而与艺术创作的自由精神和创造品质不谋而合。这才是网络写作的发生学机制和创作主体个性解放的意义所在。 （二）艺术精神的本体复归 一般认为，网络写作的虚拟性和时尚化可能对必备的艺术精神构成消解之势。这话并非没有道理，但又远没有揭示出问题的全部真相。换一个角度看，网络写作很可能在挑战所谓艺术权威的同时散发出更多的平民气息，并在上述个性解放的道路上促成艺术精神的本体复归，尽管这可能同样需要一个过程。 就数字技术的发展态势及其自含的平民化价值取向而言，它几乎“将所有的事物都吸引到自己的势力范围中，并不断地加以改进和变化，而成为一切生活的统治者，其结果是使所有到目前为止的权威都走向了灭亡”5。作家何志云早在1998年也表达过类似的看法。他说：“随着网上民间文学、公众文学的蓬勃发展，文学的真正本质倒有可能凸现出来。例如，100多年前照相术刚刚发明，整个欧洲美术界曾经一片恐慌，以为绘画艺术的末日来临。但最终结果是画家们不再为宫廷贵族创作纤毫毕肖的肖像画，而转向了更多发挥画家个性和艺术追求的色彩和线条，从而推动了欧洲现代主义潮流的来临。同样的，当公众文学在Internet这个公众信息空间出现后，作家的创作可能会更多的听从其内心召唤甚至生存的需要，而不再为公众与社会所左右，文学也许会因此变得更加纯粹。”6 这种“更加纯粹”的创作实现之时，便是艺术精神的本体复归之日。 说到时尚化，它本身就是流动性审美趣味的时代反映。客观地说，数字化时代的网络写作本身就是一种时尚，它显然预示着大众的选择意愿和进步的写作转型，绝不可断然予以否定。具体到艺术生产领域，“时尚化的深层文化原因，还是人文精神的缺失。一个良性发展的现代社会，应该在消费主义的物质主义兴盛的同时，建构完善的人文精神系统。我们的社会为前者提供了彻底的解放，却始终没有为后者创造必要的条件，因此直到今天我们还找不到自己的精神家园在哪里。”7 但我们迅即发现，人文精神的失落或家园意识的飘零并非都是现代时尚湮没的结果，更不全是数字技术之罪。实际情形是，即便是在传统写作机制下，也存在艺术精神的偏离和乃至丢失问题，也曾提出过对于人间大爱的追求问题，所以斯大林才把优秀作家比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网络创作的当务之急，不是彻底地颠覆权威，也不是盲目地拒绝时尚，而是要理性地看待正在变化着的书写现实，努力将主体的个性解放和作家的历史责任统合起来。网络作家邢育森说得好，一个写手如果只是卖弄技巧编造故事，而不能打动人们的心灵，给人们以切实的震撼和帮助，他的存在只是成为人们消遣时光的一种道具和玩物而已。因此，“每每我发现自己的弱点和问题的时候，我总毫不客气地进行揭露和解析，并进一步思索是否也有更多的人和我一样处于这样的困扰和茫然之中。我既然比别人敏锐一些，意识到了，就要写出来，以生动的文字唤醒更多的人的自觉。我希望我的作品也许能让他们更好地认识自己，更好地完善自己，我唯一考虑的就是它对读者究竟有没有价值。”8 只有这样的写作态度，艺术精神的本体复归才有希望。 因此，用积极的建设性的眼光来打量网络书写的社会生态以及我们在其中应该承担的责任，似乎是更加重要也至为紧迫的。怀着这样的心态，我们就会发现，数字化时代的到来，不仅不是文学的灾难，反倒有可能是文学的幸运。“这是因为：第一，随着非文学功能的缩小，文学将会越来越文学化，越来越走近自身。文学的整体作用虽已无法与往昔相比，但通过诗意化想象，拓展人的精神空间，纯化人的情感，激活人类在现代化生活条件下日趋麻木的感觉与心灵之类更属于文学本身的作用将越显重要。这样一种变化，无疑将逼使人们更为清楚地辨明文学与非文学，可以强化诗人、作家们更为本质性的文学追求，有助于促进文学创作水平的提高。第二，无论数字技术怎样发达，但技术所要探求的只能是普遍性的操作方式，而文学艺术则永远是个别性的创造；技术只能开辟出程序化的比特空间，而人类所向往的则是诗意的家园。第三，随着数字化时代的到来，随着‘比特暴政’对人性挤压的日益加剧，也必会导致人类心理的反弹，使之渴望重振情感、扩展想象，这对于文学的诗意创造，是具有促进作用的。”9 二、汉语写作的技术灵韵 “言辞是万物之始。言辞是一个奇迹，因为它我才成为人类。但言辞同时又是陷阱及考验，同时又是圈套及测试。”10 言辞的魔力如此巨大，以至于我们在面对一切语言符号时不得不怀着敬畏之情。“这是因为我们用语言来感知世界，建构和塑造我们对于世界和人的认识，并介入自然界或人类的事务，我们的未来蓝图是用语言描绘的。我们选择的语言不但会决定我们的知识所建构的世界，而且还影响我们介入世界的方式。”11 （一）语言崇拜与数字语法 语言神奇的言说功能虽然在数字时代遭遇图像和声音的挤兑，但人们终究发现图像和声音代替不了语言。不仅如此，人们又发现，再精美的图像和悦耳动听的声音终归离不开语言的描述。于是，我们还发现，“面对数字化与图像化的压力，文字表达的优势地位在于，它与人的思维直接相关，它才具有对问题的反思功能和深刻性，而这种性质才是思维的高级层次具有的能力。”12 真正把语言的魔力发挥到极致的还是作家。“作家是这样一批人：他们潜心于语言的海洋，时刻监测着语言的动向，进而制造出各种语言事变。作家往往比常人更为迅速地洞察通行于日常用语之中各种词汇的活力衰退，洞察某些语言正在作为一种无形的束缚框住现实，闷住现实向外蔓延的可能。通常，这种情况将使人们感觉到某种轻度的失语症——人们将在某些时候隐隐地觉得，他们所操持的语言显得拙笨乃至难于调动。言不由衷经常是这种轻度失语症的标志。……在他们眼里，这种语言危机将使语言在现实之中失去效力。于是，他们迫不及待地通过文学提出一套对抗性的文学话语。这是他们重振语言的重要策略。不论这种文学话语高贵典雅还是粗野俚俗，抑或具有巴赫金所赞赏的狂欢式风格，它们都将包含一种超凡脱俗的生气，包含了对于僵硬语言时尚的策反。”13 事实果真如此。自从数字化网络走进我们的生活，优秀的作家便与科学家以及民间智慧一道开始了新一轮“造语运动”，这轮造语运动肯定受到了数字语法的约定，其中包括众多拼音式、数字式、移借式、缩略式、寓意式、谐音式、暗语式等网络语汇的产生——如BT、PK、VS、GG、MM、NND、TMD、JJWW、打PP、520、5555、5460、8错、哈9、比特、粉丝、驴友、猪娃、菜鸟、果酱、木油、潜水、亮骚、爬墙头等等。 可见，语言源自生活，感知生活，反映生活，丰富生活，塑造生活。伊格尔顿总结得好：“从索绪尔和维特根斯坦直到当代文学理论，20世纪的‘语言学革命’的特征在于承认，意义不仅是某种以语言‘表达’或者‘反映’的东西，意义其实是被语言创造出来的。我们并不是先有意义或经验，然后再着手为之穿上语词；我们能够拥有意义和经验仅仅是因为我们拥有一种语言以容纳经验。而且，这就意味着，我们的作为个人的经验归根结底是社会的；因为根本不可能有私人语言这种东西，想象一种语言就是想象一种完整的社会生活。”14 据此推定，对于数字时代的作家而言，语言的方式抑或就是生活的方式。 （二）汉语形象与书写认同 既然语言是作家生活的方式，那么它就是生命的存在形式，或者说它本身就是生命。在巴赫金的阐释话语中，称之为“语言形象”(image of language)。简约地说，语言形象是由文学的具体话语组织所呈现的富有作者个性特征和独特表达魅力的语言形态，是文学形象系统建构的根基。美国语言学家萨丕尔指出:“语言是我们所知的最硕大、最广博的艺术，是世世代代无意识地创造出来的、无名氏的作品，像山岳一样伟大。”15 必须强调的是，我们这里所谈论的“像山丘一样伟大”的语言是对语言形象的总体表述，并非语言艺术具体文本中的人物形象、景物形象或事物形象。正是在这种前提下，我们引进了“汉语形象”概念。“汉语形象主要是指汉语的修辞性形象，它是文学中的汉语组织在语音、词法、句法、篇法、辞格和语体等方面呈现出来的富于表现力及独特个性的美的形态。”16 王一川认为，汉语形象主要有四种具体形态：一是语音形象。指汉语的语音组织在表意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艺术形象系统，大体分为四个方面——声调形象、语调形象、节奏形象和韵律形象。二是文法形象。文法形象是汉语的语词、语句和语篇组织在表意过程中体现出来的富于修辞性的形象系统，包括词法形象、句法形象和篇法形象。三是辞格形象。即形成一定表现模式的富有特殊审美表现力的言语方式，汉语的辞格十分丰富，如比喻、比拟、拈连、仿拟、引用、跳脱、排比、反复、对偶、夸张、反语、倒装、回文、象征、隐喻、留白、新典、双饰、用歧、会意、绝语、闪避、别解等。四是语体形象。它是文学本文为造成特殊表达效果而综合地并用多种不同文类、语式或体式时所呈现出的汉语形象，涉及小说、诗歌、散文诗、报告文学、日记、书信、文件、档案、表格、绘画、图案、口语、方言、习语等诸多方面。完整的汉语形象正是语音形象、文法形象、辞格形象、语体形象的综合统一体，该统一体因其造字单元的象形性、指事性和会意性而成为目前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诗性语言，因而先天性地具备文学写作的资质。细化来说，不完全形式化的汉语及由此而来的汉语文学在技术化社会中可能享有难得的发展契机，这是因为：“首先，汉语独有的造型功能可以避免完全形式化符号在技术化社会中的指称意义消失的问题。汉语有着强烈的指物性，它在书写行为、字形构造及词汇搭配等方面都能产生指称性语义，因此汉语文学可以不落入纯形式游戏的尴尬，始终保持着一种鲜活的物感。其次，汉语具有一种意义、物像和形式几者合一的特点，这就为避免技术物品代码对意义经验的‘脱魅’留下了可能。汉语不对客观物像作知识谱系的分解，因而保证了客体整体上的质感。因此汉语文学可以做到避免将形式游戏与意义经验完全割裂。最后还有一点很重要，技术化社会中文学的镜喻意义将会被交流意义取代，而完全形式化符号体系在交流中有走入丧失语义内涵的危险。汉语因为是一种不完全形式化的符号体系，它能把物像带入非镜喻性的交流话语之中，因此，汉语文学将会在制造交流意义的文学活动中展示其优势。”17 就实际情形来看，汉语不仅是汉民族文学的写作用语，也是中国作家的主流文学语言，又称汉语写作、国语写作、华语写作，我们通常称之为母语写作。尽管汉语在国际语种序列中综合排名第六，但在母语写作排序中却位列第一（占世界总人口20.7%）。如此庞大的语言群体，决定了汉语写作的主体数量、文本数量和读者数量在全球文学格局中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是，汉语写作真的走出国界了吗？是否已经取得与绝对用语人数相匹配的文学成就？非肯定性的答案不免让人焦虑。不过，数字时代汉语写作的尴尬情形正在发生改变——汉字不仅以近乎完美的繁简体方式进入最先进的计算机数据库，而且汉语网络写作呈蓬勃展开之势，双语或多语写作已初露端倪，并且，各种琳琅满目的汉语文学写作正以动态性、交互式的开放姿态通过互联网的万维通道面向全球敞开。这是否意味着，汉语书写的春天正在到来！ （三）诗性智慧与艺术灵韵 走进网络的汉语文学在表达和交流活动中虽然突破了许多障碍，但新的问题随之而来——数字技术条件下的汉语文学如何营造诗性氛围以保持其艺术灵韵。 无可否认，诗性的缺失是所有语种文学写作的内伤。我们虽然认同汉语写作的天然诗性特征，但数字化、技术化、虚拟化乃至游戏化的网络写作是不是会磨损汉语的诗性锋芒？有人已经开始担心，“网络写手们对诗性的漠视也是当前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网络作者大多年轻，真正出自文学科班的很少，他们许多是出自理工、计算机专业的人员，又多以业余的心态去写作，他们既无暇也无心去关注传统文学的理念，也很少关注文学自身的特点，这使他们的文本创作既带来了强烈的个性色彩，也给作品的文学性带来了硬伤。”18 与此呼应，有人忧虑现代媒体通道中的文学会丧失艺术的灵韵，戴安娜·克兰便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位。在她眼中，“大规模的传播意味着内容被非语境化（decontextualized），在这一过程中，内容失去了本雅明所说的‘灵韵’（aura），尽管这个术语的意义还不完全明确，但是，可以断定，特定种类的内容失去了它们作为具有特定指涉的文化符号所应有的特权地位。很明显，一些最具感染力的文化符号，由于在不同种类的媒体上多次曝光，就失去了它们的原初意义。”19 这种忧虑并非没有道理，但论者考虑问题的出发点主要是英文写作语境。当然，这并不是说汉语写作不存在这个问题，相反，汉语写作的诗性关怀和灵韵追求在网络时代确实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更加重要了，因为部分写手在写作过程中容易滋生对于所谓“先天诗性”的依赖心理，以至主动退出艺术的深度创造。 但也有人对此持乐观态度，以为现代数字媒体恰恰促使读者挑剔目光的生成，进而迫使作家不得不沉潜到诗意的创造之中。该观点认为，“在数字化时代，原来备受重视的文学所承载的传播知识、教化人伦、反映现实、揭露黑暗、鼓舞人心、制造舆论之类的社会功能，已远不如越来越发达的报刊、电视、网络等现代媒体手段来得快捷有力了。在这样一种社会条件下，人们阅读文学的目光当然会越来越挑剔，对文学自身质素的要求会越来越高，即不再过分重视文学作品的一般文化功能或媒体功能了，而会更加重视文学作为语言艺术应有的诗性智慧、诗性技巧与诗性境界的创造了。”20 无论如何，读者需求固然重要，但作者主体对于诗性和灵韵的内在追求才是根本。 三、开放趋势中的文体交融 根据上述阐释，我们有理由认为，数字技术条件下的艺术文体正在并将继续步入交叉融汇的崭新格式。 （一）网络语境下文体的生长趋势 个性解放和本体复归，共同簇拥着网络文体的角色新生。法国前外贸部长、通讯部长，法国电台和国际广播电台原台长让纳内在《西方媒介史》一书中认为，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现代传媒为当今写作带来了诸多便利，一是冲破了地理界限，二是将用户们从时间的垄断中拯救了出来，三是使媒介应用者获得了补充性自由。对艺术生产而言，便是极大地拓展了网络文体的变型空间。就网络文体的创新而言，除高度视像化、综合性的网络影视外，网络小说、网络诗歌、网络散文和网络报告文学理应得到更多的关注。 1997年底，痞子蔡开始在网上写作《第一次的亲密接触》。这部小说以机智诙谐的语言、纯美凄婉的爱情故事被迅速网传，成为当时最受欢迎的网络小说。一时间，台湾作者蔡智恒被誉为“网路第一写手”，其个人创办的网站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创下超过5万人次的点击率。1998年，《第一次的亲密接触》由知识出版社作为“网络书系”的第一本小说出版发行，由此带动了大陆网络文学创作的热潮，并带动了一批知名网络写手——宁财神、安妮宝贝、慕容雪村、李寻欢、王小山、萧鼎等。知名文学网站“榕树下”几乎每天都有一部网络长篇推出，其他众多网站也相继开通了网络原创专区，不断吸引着大批新手加盟。据不完全统计，目前网络长篇小说多达5万多部，文字总量超过30亿，如果加上断章短篇，网络小说无法计数。“如今的网络小说疆界早已远远超越了痞子蔡时期的‘个人情感’，题材无限丰富，如奇幻玄想、体育竞技、都市警匪、都市生活、网络游戏、科幻未来、悬疑恐怖等等。网络小说能上天能入地，几乎无所不包，这大大丰富了中国的文学样式和叙事视野，且各自的领域内都拥有顶尖写手和忠实拥护者。”21 马铃薯兄弟认为，网络是一种不同于传统纸质媒体的便捷化媒体，在线阅读的即时化、网络信息库的庞大与无限可选性等，对网络小说的网上生存以及写作者出于博取关注的取向产生影响，进而影响到网络文学的结构和语言形态。最近冒出来一位网络写手蓝小汐，被誉为2007年以来最惹眼的网络女写手，她的《成全了自己的碧海蓝天》被称为80后一代的“经书”，仅半年多时间点击数就超过了1100多万，而且还在继续攀升。网络小说之所以“超级发达”，是因为这种文体取材丰富、手法灵活、形式多样、门户众多以及读者追捧。 与此相应，“随着网络这一传播媒体的大众化、流行化，写诗再也不是遥不可及的神圣的事情。任何人都可以随心所欲地点击进入一个网站，留下自己即兴创作的‘诗句’，然后悄然身退。这打破了传统意义上的诗人的概念，仿佛一夜之间，中国大地上冒出了数不清的‘诗人’，他们在网络提供的数字化空间里，发表自己的诗歌文字，并能随时与网上的文友们交流切磋。在这种临屏书写和在线创作的状态下，煞费苦心的构思不再存在，传统诗歌文本所惯用的深奥或玄妙的语言被网络诗人所排斥，他们更多的是注重自己即兴书写与宣泄的快感。”22 资料显示，网络诗歌最早出现于1991年留学国外的王笑飞创办的“海外中文诗歌通讯网”。进入新世纪，《诗生活》、《诗江湖》、《灵石岛》、《界限》、《守望者》、《蒲公英》等大量诗歌网站相继出笼，一些大型文学网站如“榕树下”、“橄榄树”等也开辟了诗歌专栏，《今天》、《新大陆诗刊》、《阵地》、《星星诗刊》等纸媒刊物也紧随其后，纷纷创办自己的网络版。就网络诗歌写作的总体倾向来看，它同样顺应了平民性、即兴式、生活化的网络特征，一些较为优秀的网络诗歌文本写得真实，读来自然。如柳叶的《日子》：“日子牵着日子/像溪水一样踏着我的心/形成一个个旋涡/凝成记忆/我捧着日子/就像嚼着一个馍/馍糁子洒落地上/形成忧伤/我就在忧伤的眼里/哭泣或沉思/把一丝丝的透明体/连接起来”。这类颇具亲和力的诗歌短章，给人一种找回生活、重返民众的亲切感。 网络散文大约兴起于新旧世纪之交。与网络小说和网络诗歌相比，网络散文差不多承续了传统散文的一切特质，但又比传统散文更灵活，更随意，更“草根化”，以至于我们殊难估算其大致数量。我们甚至可以说，你可能从不涉足网络诗歌，也可能很少眷顾网络小说，但你几乎不可能拒绝网络散文的诱惑。事实上，只要你上网涂鸦，抑或发表一点家庭随想和工作牢骚，冷不丁儿就成了网络散文。这种推定可能存有“泛散文化”之嫌，但所谓网络散文的繁荣景观又让人毋庸置疑。有人描述说，造成网络散文这种表面繁荣的原因主要有三条：“一是众多的文学网站设立了散文栏目，如‘榕树下’、‘天涯社区’、‘红袖添香’、‘白鹿书院’、‘清韵书院’等，甚至有的网站一天就会有数百篇新散文发表出来。二是许多‘网虫’所撰写的‘博客’，其中不乏文学色彩，这也大大扩充了网络散文的数量。三是‘新散文’网站和‘中国散文网’的建立，更有力地促进了网络散文写手的相互交流，推动了网络散文的进一步发展。”23 关于网络报告文学的写作旺势，同样借力于数字化网络媒体的推动。从本体论角度看，网络媒体与报告文体都以真实而新奇的信息承载为其存在的最高立法依据。本体特质的本原性切近，促成二者彼此借用、互惠互利。具体地说，在这个高度务实的时代环境中，网络报告文学写作以其图文性、视听性、快速性、交互性而实现了报告文学的新飞跃。这种“飞跃”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网络报告的匿名和准匿名写作特征更好地保证了报告文学非虚构本质和批判性品格的实现；二是交互式快速传播显示了报告文学较其他文体在信息时代的时效魅力；三是图文声乐多维合力的复式接受有利于报告文学接受效果的最优化。不仅过往较有影响的纸质、广播、影视报告文学作品纷纷上网，原创性网络报告文学也渐露锋芒，刘小平长达33万字的《好人李广佳》网络受众已超过10万人次。这说明，只要你拥有真实、当下且具有社会典型意义的生活素材以及基本的文学素养和网络知识，你就有可能成为网络报告文学作家或写手。 上述四类网络文体仅仅是数字时代语言艺术网络化生存的显在情景，还有诸多潜在文体我们来不及详细考论。总之，伴随着数字技术的日益精进，更多的边缘文体还将陆续浮出网络文明的地平线。 （二）数字时代体式交融的核心机制 前面已经讨论过数字时代网络写作的角色新生问题。其实，角色新生的缘由主要有两条——文体裂变与文体融合。通过仔细观察，我们发现，现代写作中的文体融合实为艺术新生的基本趋态，这种趋态直接决定了文体的大面积转型。这与媒体综合、手段融合与观念整合密切相关。总体上看，“媒介赋型是载体，比特语言是文本叙事的工具，交往主体的欲望修辞是数字化写作的人本前提，在线性的虚拟真实构成赛博空间的书写内容，而电子化作品的存在范式则完成了从纸笔书写向数字化文本的艺术转换。这些要素间的有机融合与脉理渗透，就构成数字媒介文学最基本的存在方式。”24 具体说来，数字时代艺术生产过程中的体式融汇受到内外两方面因素的驱动： 首先，从文学艺术发展的自身规律来看，从来就没有一成不变的创作方法和恒定不移的艺术格局，文学、文学性、文体等范畴从来都是作家趣味、读者吁求以及艺术内在成长规律交互作用的文化合成物。文学艺术的这种自我生成属性，规定了边界的移动性和领地的开放性。只有这样，技术语境下的艺术才能“活着”，才能保持进取的姿态和文体创新的活力。道理很简单，“艺术生产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是人和人的能力的体现。每一个时代的人们都需要艺术，但他们需要的不是死去的艺术。博物馆中的艺术固然可以发人思古之幽情，让人缅怀过去，但人们毕竟不生活在过去的世界中，他们需要艺术跟自己一样活着，能深切地反映现实，与现实对话。因此，艺术必须与时俱进，必须反映出时代的审美呼声，所以，创新是艺术置身于人类历史长河中的基本方位。”25 这种基本方位，决定了艺术创新的融合机制：一是前述多媒体承载的融合，二是多元主体的融合，三是多种表现方式的融合，四是多维接受视野的融合。这四个层面的交叉融合，必然促成作家开放式大文体写作理念的萌生，进而引发传统文体的内部裂变和重新聚合。不难预料，未来的所谓影视、游戏抑或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很难再以传统的体式思维来划定了，新的文体谱系正被数字技术及数字技术时代的艺术家们改写着，文学艺术因此面临巨大的交叉性新生机遇。如此说来，希利斯·米勒等著名文艺理论家所担心的“文学消亡论”恐怕是多余的。 其次，数字时代的科技意识形态促成作家写作方式的转型。“当科技意识形态迫使艺术接受科技理性后，艺术生产在淡化形上追求和意境营造的同时却使现代艺术生产的种种矛盾得到了极大的缓解。艺术与非艺术的区别消失了，生活的艺术化和艺术的生活化、科技的艺术化与艺术的科技化不再是幻想。电影电视电脑等高科技媒介已经完全打破了传统的艺术分类，诗歌、音乐、绘画、舞蹈等过去判然有别的不同艺术，已如同原始艺术的诗舞乐‘三位一体’似的‘多位一体’了。高雅艺术与通俗艺术的界限模糊了，如，以好莱坞为代表的电影艺术，一次又一次地创造了雅俗共赏的现代神话。好莱坞通过金钱征服艺术家来拉拢艺术，然后通过艺术征服观众来拉拢金钱。科技经济的一体化与技术艺术的一体化正是好莱坞的一个重要特征。”26 其实，好莱坞只是一个缩影，抑或是科技意识形态统领下艺术文体转进的一个象征。 “事实上，随着文学艺术的网络化，多种艺术形式被有机地融合在一起，达到了一种声像互补、图文并茂的艺术境界。……网络上的诗歌、小说、广告、戏曲、散文、绘画、动画、流行音乐、电影、电视等均可相互交融，在同一主页上，不同艺术式样可以通过拼凑、剪切、粘贴建立一种灵巧的互动关系，这种互动关系可以说是一种跨越艺术样式的超文本链接。传统文学艺术的读者、研究者面对的是某一个单一的文本，而进入因特网后，文学的组织形式发生了变化，它不再仅仅是一篇文章或一本书的形式，而是一个‘超文本’。……据此，有人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媒体的变革彻底改变了文学的生存方式，文学的数字化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文学的本质。”27 这意味着，数字环境已经成为文体变轨的重要动力。正是内外力量的交互推荡，“文学面临着又一次越界、扩容与转向。一大批新型的文学样式如电影文学、电视文学、网络文学，甚至广告文学，一大批边缘文体如大众流行文学、通俗歌曲（歌词）艺术、各种休闲文化艺术方式，都已进入文学研究的视野，由文学而及文化，更多的新兴的文化艺术样式被创造出来，成为今日文学—文化学关注和研究的对象。”28 可见，数字时代的文体交叉、融合、新变与转型，并非单纯的作家文体意识模糊所致，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艺术生长的自身要求和科技因素的渗透与推进。 美国著名飞行家查尔斯·A·林白曾经说过，知识的积累、科学的发现、技术产品的实现以及我们的想法、我们的艺术、我们的社会结构，所有这些人类成就只有在保护和改善生活质量的范围内才具有价值。诚然，从和谐发展的眼光看，艺术与技术、伦理、法律之间的外调节和电脑时代写作行为的内调适将需要一个过程。待到作家艺术家不再感到数字化写作是个问题的时候，待到人们普遍感觉到网络文学再次成为精神家园的时候，艺术生产的话语方式和传受生态便趋向新一轮平衡。那时，数字技术充其量也就是现代书写的一个宽广平台或技术背影。 如今，科技仍在发展，事情还在变化。正如当代法国大众思想家和种群遗传学家雅卡尔惊叹的那样——“事情发展是如此之快，以至于超越了我们估量其后果和面对它的能力！”29 或许正是如此，未来的艺术生产及其整体图景才有等待我们作出新的描述与概括的必要和可能，这自然又决定了人们艺术创新的不竭动力和理论跟进的永恒热情。 [参考文献] [1][24] 欧阳友权：《数字媒介与中国文学的转型》，《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 [2] 马大康：《虚拟网络空间的话语狂欢》，《浙江社会科学》2005年第4期。 [3][18] 陈果安：《网络文学的电子主体性、文学新样式与诗性自律》，《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1年第5期。 [4] [美] J·希利斯·米勒：《谁害怕全球化？》，参见曾庆元、张荣翼主编《全球化时代的文论对话》，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8页。 [5] [德]K·雅斯贝尔斯：《何谓技术》，《文化与艺术评论》（第1辑），东方出版社，1992年，第201-202页。 [6] 引自范新宇《中国作家点评数字时代》，《微电脑世界》1998年第11期。 [7] 贺绍俊：《大众文化影响下的当代文学现象》，《文艺研究》2005年第3期。 [8] 参见吴过《青春的欲望和苦闷——访邢育森》，《互联网周刊》1999年第43期。 [9][20] 杨守森：《数字化生存与文学前景》，《社会科学辑刊》2007年第6期。 [10] [捷]哈维尔：《说文解字》，《哈维尔选集》，香港基进出版社，1992年，第244页。 [11] 陶东风：《语言的力量和语言的迷误》，《福建论坛》2006年第10期。 [12] 张荣翼：《在数字化与图像化之间》，《文史哲》2002年第4期。 [13] 南帆：《文本生产与意识形态》，暨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4页。 [14] [英]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76页。 [15] [美]萨丕尔：《语言论》，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197页。 [16] 王一川：《汉语形象与汉语形象美学》，《浙江学刊》1999年第1期。 [17] 冯黎明：《技术化社会与文学的意义》，《江汉论坛》2005年第1期。 [19] [美]戴安娜·克兰：《文化生产：媒体与都市艺术》，译林出版社，2001年 [21] 孙丁玲：《网络小说，网络盛宴VS文学尊严》，《中华新闻报》2007年1月24日。 [22] 樊荣：《网络诗歌之我见》，《安康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 [23] 王濯巾：《当前网络散文的美学特征及成因探析》，《中山大学学报论丛》2007年第6期。 [25] 赵志红：《论马克思“艺术生产”理论的创新》，《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4年第11期。 [26] 陈定家：《论科技意识形态及其对艺术生产的意义》，《社会科学研究》2001年第1期。 [27] 田皓：《当代文学媒体化生存论略》，《北方论丛》2005年第4期。 [28] 金元浦：《文化研究：学科大联合的事业》，《社会科学战线》2005年第1期。 [29] [法]阿贝尔·雅卡尔：《“有限世界”时代的来临·前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原载：中州学刊》2010年第4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