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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报》总第141期独家报道“美学中国与世界”文章之一。 1904年，国学大师王国维借叔本华的美学思想讨论《红楼梦》，自此开始了中国美学的现代进程。2010年8月，第18届世界美学大会在北京召开。无论规模还是规格，这次会议都是空前的。蔡元培、宗白华、朱光潜、邓以蜇等，无一不长期生活在这座古老而常新的故都。如此一种历史与现实、中国与世界的连接，对于今天欣然赴会、云集京城的中国学者而言，真是一个追怀先哲并反省自己当下学术选择的绝佳契机。 建立中国美学必须坚持 文化和精神上的自主性 中国美学从筚路蓝缕到今天的蔚为大观，其中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中国美学的建立。但到底什么是中国美学，至今没有得到澄清。比如，五四时期蔡元培先生倡导审美教育，并将西方现代“以美拯救世界”的理论幻想进一步发展成“以美育代宗教说”。这看似在西方美学的语境下讲美学，但他所试图解决的却是中国现代开启民智、精神启蒙的重大问题。与此比较，王国维对《红楼梦》的研究，以及在《人间词话》中提出的“意境”和“境界”理论，其前提同样是对西方近代美学思想的吸收和借鉴，但王国维并不像蔡元培那样以解决现实问题为要务，而是将美学的任务放置进历史。即通过对中国传统美学遗产的阐释，重造出一个单单属于中国美学自身的历史。自美学这门学科传入中国以来，蔡元培和王国维基本代表了中国美学研究的两条道路：一是以美学的方式表达对中国人精神境况的现实关切；一是基于强烈的历史使命重新整理中国的美学遗产。此后，所谓的中国美学，当然也就成了中国当代美学研究和中国美学史研究的双轨组成。 但是，按照目前学界的一般观点，这种将中国现实和历史问题作为研究对象的美学，依然难以称得上是真正的中国美学。这是因为，它仍然是用西方即成的概念体系和思想成果来套中国的独特问题，即“以西解中”。比如在现实层面，西方人谈后现代，对于我们这个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并置的国家，显然是不适宜的，但每种新起的西方理论，最终却都在解析中国社会的审美现实时派上了用场。在美学史领域更是如此。比如，20世纪80年代初学界讨论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美学史家们马上从本土历史中找到了庄子，认为他论“异化”比西方人还深刻。另外，在中国历史上，魏晋名士一直饱受抨击，但自五四运动至今，这批“悖礼伤教”的任诞之士却长期被视为人的觉醒、美的自觉的象征。显然，如果没有西方自启蒙运动以来形成的“解放性叙事”作为背景，魏晋名士以及历代的叛逆人物，不可能在中国美学史上占据如此重要的位置。据此，所谓的中国美学史，就很难说是中国美学自身的历史，而只能说是西方美学在中国获得资料印证的历史。近年有学者认为，目前尚不存在真正的中国美学，存在的只是“西方美学在中国”。这种看法虽未免有些极端，却是对中国美学研究现状的深刻阐明。质言之，要建立真正的中国美学，必须坚持文化和精神上的自主性。 为构建多元一体的世界美学贡献中国人的独有智慧 美学学科为西方原创，一谈美学必然借助西方；而“以西解中”又必然导致对中国美学真实存在状况的扭曲和误判。面对这种矛盾，近年来学界的回应方式基本可分为三种：一是彻底回归本土，按照中国传统的方式讲述中国传统。根据这种方式，美学属于西方的学科体系，当然应被割除。二是参照西方美学重建中国美学的话语体系。这种努力从王国维以境界论中国古典美学就开始了。后来像宗白华关于中国书画的研究、叶朗的意象理论、陈望衡的境界本体论，都是值得关注的尝试。三是用“以中解西”的强势姿态改变“以西解中”的被动。曾有人打算以柏拉图的意境理论作为博士论文的选题，初看起来纯属笑谈。因为稍具学术常识的人都知道，柏拉图从来没有讲过意境。但仔细想来却并非没有道理。从中国现代美学的历史可以看到，中国美学本身没有出现过的问题，如柏拉图的理式、康德的无利害、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异化、海德格尔的存在，都曾被应用于对中国古典美学的解释。这似乎昭示了一种可能性，即如果“以西解中”被美学界认为正常，那么反向的“以中解西”也并非不可行。或者说，如果我们对西方美学理论遭遇中国美学传统时产生的误断已习以为常，那么从中国出发误读西方，也并非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事情。事实上，从“以西解中”到“以中解西”再到“中西互释”，正预示了中西美学通过平等对话最终融为一体的可能性。 但是，就目前国内学者建立一门中国美学的紧迫感和企图心来讲，我更愿意将其视为一种全球时代的本土焦虑。是的，百余年来，在中西文化的对峙和冲突中，中国始终处于弱势地位。似乎只有伸张出一种充分本土的美学，才能在这种对峙中找到归属，并获得心灵的安居。面对当代社会的全球化，建立中国美学的紧迫感并不像许多学者想象的那么严峻，所谓中西美学的差异也不像许多学者理解的那么势不两立。一位美国学者曾说：没有什么西方美学，也没有什么中国美学，世界上只有一种美学。他这样说，也许是在表达对中国学者在西方之外“另搞一套”的不满，但细究起来，就美学作为关于美的真理性知识而言，它确实是不分中西的。同时，中西之间虽然存在文化差异，但差异不应被过分放大，而应视为大同基础上的小异。西方先哲如鲍姆嘉通创立美学学科的初衷，不是专为欧洲人的，而是要描述人类普遍的审美经验。其观点在外向传播的过程中之所以遭到抵抗，除了接受者天然地对“文化入侵者”抱有心理戒备外，归根到底是因为西方人的审美经验尚被限制在欧洲文明中心的框架之内，没有具备真正的世界性。在这种背景下，我更乐于认为，美学领域的中西之争，不是此长彼消的单向扩张，而是要通过对话建立一个更广泛的美学共同体。构建中国美学的目的也不仅仅是为接续传统，而是要为构建多元一体的世界美学贡献中国人独有的智慧。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