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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研究是当前国际学术界极具活力和创造性的学术思潮，是众多人文学者关注的焦点。虽然文化研究的兴起只有短短几十年的时间，但其从一开始就打下了较为深厚的理论根基。最早的文化研究出现于20世纪50年代的英国学术界，理查德·霍加特的《文化的用途》、雷蒙·威廉斯的《文化与社会》、《漫长的革命》以及汤普逊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是文化研究的奠基之作。这些作品阐明了文化研究的基本主张：文化研究的对象既包括文学、艺术、文化思想等传统内容，还应包括其他的文化领域，如日常生活方式、家庭结构、社会机构、通俗文化等。这些主张，为文化研究的发展奠定了基调。而以德国的霍克海姆、阿多诺等人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使文化研究得以进行社会问题的批判。后来，索绪尔的结构语言学和符号学理论，使文化研究者加强了对文学和日常生活中的语言习俗的探讨，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和史学理论使文化研究者们剖析文学批评中权力的主导作用。在美国，文化研究得到进一步发展，以赛义德、米勒、詹姆逊等人为代表，他们进一步扩大了文化研究的对象，种族、性别、阶级、大众传媒等，也成了文化研究频频涉及的研究对象。 文化研究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具有了丰富的积淀。它引起学术界关注的一个重要原因便是它对文学研究的冲击，这种冲击是深刻而全面的。 一、文化研究具有跨学科、超学科甚至反学科的特性 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相比，其历史悠久得多。西方至少在古希腊时期、中国至少在先秦时期，就已经有了比较深刻的文学理论。经过几千年的发展，文学研究已经高度学科化和体系化。对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视角、研究理论等，逐渐建立起了一系列体系化的理论界定和范式。特别是19世纪下半叶以来，大学建制的文学研究的兴起，加以深受形式主义、新批评、结构主义等文论的影响，加强了对文学自身的审美性、体裁、风格、形式等要素的系统化研究，不但建立了一系列完备、科学而严谨的学科理论，而且文学研究变得更加学科细化和理论深化。如对中国文学的研究，不但有古代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的阶段化研究，而且在各阶段文学中，有更细致的文学史分段，有更详尽的作家介绍、作品分析、文学运动评价、文学思潮总结等。对中国文学的方方面面进行了相当细致而深刻的研究，许多方面取得了相当的研究成果，对许多问题也形成了普遍的定论。文学研究的高度学科化和体系化，使之具有了相当严密的学理建构和条理清晰的理论逻辑，这是一门学科成熟的标志。但是，文学研究也随之陷入了僵化、封闭、程式化的泥沼，教条主义、形式主义、门派观念等弊端显露无遗，这也是当今的文学研究很难取得重大突破的原因。 而文化研究的兴起，为文学研究提供了一些新的视角和方法，这主要得益于文化研究的超学科、反学科的特性。有的学者指出：文化研究“是一个最富于变化，最难以定位的知识领域，迄今为止，还没有人能为它划出一个清晰的学科界限，更没有人能为它提供一种确切的、普遍接受的定义。”[1](P1)文化研究与传统的文学研究等学科的最大不同，就在于其不拥有，也不寻求拥有界线明确的知识领域和学科领域。它从心理学、语言学、符号学、历史学、社会学等方面入手，进行广泛而行踪难定的研究。并且，文化研究还运用了大量的理论话语：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女权主义、人种论、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等。所以文化研究从内在理论的建构和运用，到研究对象的确立和评价，都处于宽泛而深邃的动荡和摇摆中。它不但没有固定的学科基础，而且它还一直在各学科之间游走，自己不能且拒绝成为一门学科。这种看似飘浮不定的学科特性，确也给处于僵化境地的文学研究带来了新的视野。“这种反学科的立场和态度，使从事文化研究的学者易于在被传统学科所忽视和压抑的边缘地带发现具有重大意义的研究课题。”[2]而且，文化研究没有了文学研究那样的学科细化、深化的限制，就使文化研究者具有了相当开阔的研究领地和研究主动权，在轻松、自由的氛围中取得较好的研究成果。同时，也避免了文学研究似的高度学科化、体系化带来的僵化、封闭的弊端。 二、文化研究关注文本以外的因素，挖掘文本所蕴含的文化内涵 文学研究在漫长的发展历程中，其研究对象的侧重点是在发生着变化的，伊格尔顿认为，现代文学理论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全神贯注于作者阶段(浪漫主义和19世纪)；绝对关心作品阶段(新批评)；以及近年来注意力显著转向读者阶段。”[3](P83)也就是说，文学研究的研究对象在现代经历了“作家—作品(文本)—读者”这样的过程。其实，在这三个阶段中，文学研究所面对的研究对象归根结蒂仍然是作品(文本)本身。对“作家”、“读者”的研究表面上是对人的研究，实质上从研究的出发点和归结点都是对“作品”(文本)的研究。因为研究作家的生平、写作背景、性格等，是为了理解作家在文本中所渗透的情感和意图。研究读者，是为了找到文本的主观意蕴在欣赏者面前无限扩展的答案。而第二个阶段(绝对关心作品阶段)，更是有形式主义和新批评文论为文学研究关注文学文本提供了理论支持。俄国形式主义的一个核心理论主张，就是认为文学研究应该面对文学作品本身，研究文学的文学性。雅各布逊说：“文学研究的主题不是笼统的文学，而是‘文学性’，就是使一部作品成为文学作品的东西。”[4] (P131)这里所说的文学性包括文学的语言、结构、手段和方法等形式因素。而随后兴起的英美新批评，强调以文学作品为本体，重视文学作品的内在构成及因素。“它反对非文学的‘离心’批评，反对对作者进行研究，反对文学类型学和文体学的批评。”[4] (P151)新批评派还提出了“语义细读法”——对作品进行细致阅读和评论。由于有这两种文论的支持，从此以后的文学研究对文学文本的研究更加深入和细致，更加体系化。 无论是侧重研究作家、读者，还是作品，其实质最终都是对文学作品本身——文本的观照，特别是在当代的文学研究中，这种对文本的观照更加深化、细化。既有对文本的形式——语言、结构、体裁、表现手法等的细致研究，也有对文本的内容——主题、题材、情节的深入分析。长时期以来，文学研究在对文本的研究上所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但文学研究也由此长期陷入了专业化且狭小的研究领地。不但难以取得更大的研究成果，而且也限制了研究者的视野，消尽了文学研究的潜力。 文化研究的崛起，无疑像一阵春风吹过，使文学研究产生了强烈的震荡。既然文化研究具有反学科、超学科的特性，其研究对象就不会仅限于文学文本。陶东风说得好：“文化研究作为一个研究工程是开放的，它拒绝成为任何意义上的元话语或宏大话语，也不固定于任何一种研究视角。它是一个永远向自己尚不了解、尚不能命名的领域开放的工程。任何视角在文化研究中都没有对于批判性质疑的豁免权……”[5]从研究对象来讲，文化研究对于文学研究就是一次声势浩大的革命，其具体表现为： 其一，它打破了文学研究批评对象即文学文本的自足性，以及将文学文本当作单一叙述对象的封闭性。它不再把文学文本作为惟一观照对象——仅仅对它的结构、语言、艺术技巧、人物塑造等进行内部研究，还要对文学文本进行外部研究，即把文学文本置于阔大的社会背景、文化背景之下，去挖掘文本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和文化价值。这样的结果，便是文化研究对文学文本的文学性、审美性的远离。其二，文化研究以与文学本身关涉不大的文化现象和文化领域为研究对象。阶级、种族、性别、日常生活机制、大众文化等，都成了文化研究关注的对象。也就是说，文化研究把整个世界当成了一个大型文本进行分析，从文化领域中分解出许多小型文本，既挖掘、分析其文化意义和价值，又去捕捉其与现实世界的联系。 研究对象的扩展，虽然也带来了文化研究远离文学、文化泛化的弊端，但它毕竟拓展了文学研究的视野和路径，把众多的文学研究者从狭小、封闭的文学文本的研究领地中解放出来，让文学研究者也关注更多的公共话语空间，带给了文学研究更多的发展空间和学术成果的伸展性。 三、文化研究淡化了文学经典，把非经典、非精英文化提到相当的高度 文学研究对文学文本的研究，并不意味着对所有文学的文本进行研究，而主要是指对文学经典的文本进行研究。也就是说，文学研究就是对文学经典的研究，文学研究的历史，就是文学经典研究的历史。随着文学研究的高度学科化和体系化，它不但建立了一系列文学经典确立的标准，而且也依此确立了相当数量的文学经典作品。文学研究的各个历史时期，都有其一定数量的、相对稳定的文学经典。如大学中文系给学生确立了“必读书目”，这些“必读书目”中的作品，也就是各个时期的文学经典。西方的《堂·吉诃德》、《哈姆雷特》、《浮士德》、《红与黑》、《高老头》、《百年孤独》、《老人与海》等，中国的《诗经》、《红楼梦》、《阿Q正传》、《雷雨》、《人到中年》等，一定是居于“必读书目”之列的。无疑，文学研究所面对的文学经典，从其内在的艺术价值、精神内涵等方面来看，是属于人类文化的精华的。并且，许多文学经典呈现出一定的稳定性和长期性。随着时代的发展，对某些经典的评价在不断变化着，而一些经典都能经受住时间的检验，能承受众多评判者挑剔的眼光。这些作品，对于提高社会大众的文化素质，承传人类文化的精华，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从这点来讲，文学研究把研究视野对准文学经典，是无可厚非的。 文化研究在对待文学经典的态度上，与文学研究产生了严重分歧。其实，在文化研究蓬勃兴起之前，文学研究中的几种文学理论就已经表现出了对文学经典的冲击。接受美学理论强调读者的重要性，每一位读者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期待视野从文学文本中读出不同意义，这样就打破了少数权威人士对经典确定的垄断，为广大读者提供了经典调整的权利和可能。后现代主义理论也强调读者对文本理解的重要性，它与现代主义的一个重大分歧就是平民意识与精英意识的分歧。它打破了文学经典的封闭性，既对文学经典的研究引进了读者的参与，又吸收进了被排斥在经典大门之外的非经典作品。由此可知，在文学研究的历史上，已经有了对文学经典的冲击。文化研究兴起以后，它对文学经典的冲击更加猛烈。当然，这种冲击并不是对文学经典的全面否定和抛弃，相反，文化研究是承认文学经典的存在及其价值的，甚至文化研究与文学经典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20世纪50年代，英国文化研究就是试图以文学经典来向读者大众进行启蒙，以提高整个民族的文化水平。后来，经过霍加特、威廉斯、霍尔这些学者的努力，文化研究才开始冲出文学经典的领地去关注更多的社会、文化的问题。随着理论积淀的深化和实践操作的丰富，文化研究逐渐表现出了对文学经典的质疑，具体表现为： 第一，文化研究对文学经典的确立过程表示了质疑。因为文学经典的确立，主要是由学术权威和批评家等文学专家完成的，而众多的普通读者很难参与其中。也就是说，文学经典的确立缺乏民主的氛围，是在少数文学界人士“独断”的评定中形成的。当然，这些人的理论素养是专业的，学识积累是丰富的，他们对某些文学经典的确定，以及对这些经典的文学价值的评价，也是极具说服力的。但是这样确立的经典是具有主观性和时代性的。主观性就是指在确立经典的过程中难免带上文学专家们的个性主观色彩，甚至是个人的审美偏好。他们对某些经典与非经典的归纳常常招致非议。如鲁迅认为冯至是“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茅盾称《倪焕之》为“扛鼎”之作……这些评论，都曾招致广泛的质疑。时代性是指在不同的时期随着审美标准、欣赏趣味、政治要求等的改变，对经典的框定也发生着变化。这就造成了某些作品在一个时期是经典，而在另一个时期却被打入另册的现象。甚至一个人对经典的理解和判定也是随时间而变化的。孙绍振在1992年曾撰文说：“《围城》固然有其独创性，但是它绝不可能列入现代文学史上经典著作之列。”[6] (P49)然而几年后他又认为自己当时“对于‘经典’的理解过分狭隘。”[6] (P50)所以，文学经典要获得广泛的一致认可是相当艰难的。而文化研究并不是要责难文学经典的主观性和时代性，它是要反对这样一种方式：文学研究把文学经典强加给广大普通读者，“强迫”他们承认文学专家们确定的文学经典的合理性。当然这种“强迫”不是暴力的方式，而是潜移默化的方式。因为文学专家们总是把文学经典的价值挖掘得非常充分，把文学经典尽可能地放置到较高的文学史的高度。而且，他们把统治阶级对文学的意图和干涉非常巧妙地渗透到对文学经典的评述中。这样，文学专家们既让普通读者自然而然地承认了他们对文学经典的理解、评价和框定，也自然而然地接受了统治阶级的文化、政治意图在文学中的体现。其实，这就是一种如葛兰西所说的文化霸权在普通读者心中的确立。这样就造成了两种后果：其一，把文学研究的视野局限于文学经典的狭小领地，对经典的文学价值进行了不切实际的夸大，对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进行了有意图的拔高。其二，限制了普通读者对文学评判的话语权，让他们处于一种跟着文学专家走、跟着文学经典走的被动境地。 那么，针对文学经典确立过程的人为性和强迫性及其带来的后果，文化研究向文学经典发起了挑战，他们要还文学经典以真相，要揭示文学史的本来面目。也就是说，“文化研究的批判性眼光要揭露的是经典确立过程中被歪曲或遮蔽了的真相。”[7]这个真相就是：文学研究中的文学经典，既可能是对文学史中的优秀作品的正确评估，也可能只是少数文学专家的一家之言，更可能还具有统治阶级的政治、文化意图的功利性。 第二，文化研究对文学经典在文学史上的神圣地位表示了质疑，认为非文学经典往往具有不能轻视的价值。因为文学研究对文学经典的偏爱、甚至拔高其在文学史中的地位，它就必然会对非文学经典抱以排斥甚至贬低的态度，非文学经典就会长期游离于文学史的大门之外，远离普通读者的视野。但是，“文学的本真历史并不是由文学研究者所遴选的少数经典构成，鲜活的文学史其实也就是广阔复杂的文化史、社会史。”[7]那么要对人类文学史进行全面的审视，要对各民族、各时代的文学所体现的审美价值、历史价值、文化价值进行全面评估，仅靠对文学经典的挖掘是远远不够的。在那些被排斥在经典大门之外的文学作品里，也许在文学价值的某些方面逊色于经典作品，但它们之所以能诞生、流传，至少也包含了作者对生活的独到发现，凝聚了作者的艺术才华，更可能其中还具有许多经典作品所缺乏的历史、文化、社会的价值和意义。况且，如前所述，文学经典的确立过程本身具有人为性的偏颇，其标准也很难具有令人信服的客观性。所以，许多具有较高价值和丰富内涵的作品，常常由于种种非文学的、非文化的原因而被排斥在文学经典之外。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围城》、《边城》等作品，不就是由于类似的种种原因而遭致过被尘封的命运吗？那么，文化研究就是要消除文学经典在文学研究中的“惟我独尊”的地位，给非文学经典以更多的研究空间，这才是对文学史的全面评价。 当然，文化研究对非文学经典的重视，并不是要彻底推翻文学经典，否认其在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也不是要为所有的非经典作品“平反”；更不是要求把历史上的所有作品加以分析、研究，才是对文学史的全面把握(这种做法是一种脱离人的精力、时间的不切实际的蛮干)。文化研究是要为广大的文学研究者提供一种客观、冷静对待文学作品和文学史的思维和心态，即：文学史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文化系统，文学经典并不能代表文学史的全貌，要对文学史进行全面观照，非经典作品就应该进入研究者的视野。而且，如果普通读者对文学专家一味迷信和盲从，不但失去了评说文学的话语权，还会产生对文学史的偏颇理解。 第三，文化研究对文学经典之类的精英文化表示了质疑。因为从文化的角度来看，文学研究所重视的文学经典，就是属于人类的精英文化。所以，文学研究对文学经典的重视，就是对精英文化的重视。对非文学经典的排斥，就是对亚文化、边缘文化的排斥。而文化研究，从文化层面上引入了一种全新的路径和视野，向精英文化发起了挑战，其具体表现为： 首先，以前居于亚文化、边缘文化之列的两种文学——女性文学和殖民地文学、第三世界文学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在女权主义批评的影响下，长期未受重视的女性文学，进入了文化研究者的视野，得到重新评价，消解了文学研究中的男权主义。当代社会中的女性作家作品，受到了广泛的关注，也获得了极高的评价。这种状况、这种地位，是女性文学史上从未有过的。而殖民地文学、第三世界文学在以前的世界文学史上所处的地位，是很难与殖民宗主国文学、发达国家的文学相匹敌的。如中国高校所采用的《外国文学史》教材，就明显地表现出重欧美文学、轻亚非拉文学的倾向。这实际上就是在世界文学史上人为地建构起了中心和边缘的二元对立。而文化研究就是要消解这种对立，特别是后殖民主义理论的兴起，为这种消解提供了理论支持。其中赛义德的《东方主义》是这种消解的最好注解。“赛义德要消除的是形而上学的本质主义，并力求超越东西方对抗的基本立场，解构这种权力话语神话，从而使东方和西方成为对话、互渗、共生的新型关系构成。”[8] (P417)在此影响下，殖民地文学、第三世界文学正逐渐从依附的、从属的地位中解脱出来，成为了与西方文学共生与对话的文化样类。那么，文化研究就宣告了这样一种理念：“没有一种文化模式可以永远处于先进地位。在民族文化形态之间不存在伪劣，只存在文化间的交流和互补。”[8 \〗(P429)所以，在文化研究的倡导和推动下，处于亚文化、边缘文化地位的女性文学和殖民地文学、第三世界文学，正在逐步消解着自身的亚文化、边缘文化身份，向主流话语、中心话语发展。 其次，以前属于边缘文化的大众文化成了文化研究的研究重点。正如罗钢等人指出：“与传统文学研究注重精英文化不同，文化研究注重大众文化，尤其是以影视为媒介的大众文化”。[1] (P6)英国文化研究的代表人物霍加特对20世纪30年代工人阶级通俗文化的描述，威廉斯早期对大众传媒的研究，都为文化研究关注大众文化开了先河。特别是霍加特“把流行音乐、通俗期刊等大众文化现象都作为一个个文本来加以分析，为早期文化研究提供了方法上的范例。”[1] (P6)在此影响下，以前不受重视的大众文化，越来越受到文化研究者的青睐。电影、电视、通俗小说、MTV、广告、服装……都成了文化研究频频涉猎的对象。理查德·奥曼对广告的研究，斯图亚特·霍尔对大众传媒的研究、劳伦斯·格罗斯伯格对MTV的研究……就是文化研究者在大众文化研究上取得的实绩。由于大众文化是一种受众面极为广泛且深受大众喜爱的文化样式，所以文化研究对大众文化的垂青，就显示出这样一层意义：文化研究把握了大众在文化层面上的兴奋点，它对大众文化的研究，既是对大众生活的切入，又是一种极具现实性且易于让大众理解、接受的学术活动。从这点来讲，文化研究放下了文学研究那样的高高在上的架子，拉近了与大众之间的距离，这就是一种对大众的学术关怀，也就是学术史上的一次伟大进步。 文化研究对文学研究进行了全方位的、强烈的冲击，但是这种冲击并不意味着两者的对立甚至是文学研究的消亡。正如乔纳森·卡勒在评价文化研究对文学研究的影响时指出的：“从来没有过如此之多的关于莎士比亚的论文。人们从任何一个可以想象得出的角度研究莎士比亚。用女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心理分析学的、历史的、以及解构主义的词汇去解读莎士比亚”。[9] (P51)所以，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归根到底是一种对话和互动关系，即：文化研究扩大了文学研究的视野，为其提供了更为丰富的研究路径，把全新的、宽泛的研究对象和方法融进了文学研究；而文学研究又为文化研究提供了成熟而规范的研究模式和学术态度，以保证文化研究不致于滑向大而无当、空泛漂浮的深渊，成为一种泛文化的研究。 参考文献： [1]罗钢，刘象愚·文化研究读本[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 [2]罗 钢，孟登迎·文化研究与反学科的知识实践[J]·文艺研究， 2002， (4)· [3]〔英〕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M]·伍晓明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7· [4]张首映·二十世纪西方文论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5]陶东风·文化研究：西方话语与中国语境[J]·文艺研究，1998， (3)· [6]孙绍振·挑剔文坛[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1· [7]周 宪·文化研究：学科抑或策略？ [J]·文艺研究， 2002，(4)· [8]朱立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7· [9]〔美〕乔纳森·卡勒·文学理论[M]·李平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8· 原载：思想战线2003年第5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