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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网络传媒条件下，文化研究的跨学科态势与其学术定位 1.网络传媒条件下，文化研究的跨学科态势 文化，大不列颠百科全书把它定义为：人类知识、信仰和行为的整体，其中包括语言、思想、信仰、风俗习惯、禁忌、法规、制度、工具、技术、艺术品、礼仪及其他有关的成分。文化研究，正如詹姆逊所言，是一种“后学科”。是一种开放的，适应当代多元范式的时代要求并与之配伍的超学科、超学术、超理论的研究方式。文化研究是当代“学科大联合”的一种积极的努力。 与我们这个网络传媒时代相应，文化研究是多元主义时代理论与现实研究的实验地，它提供了学科越界、扩容、创新和变革的机遇与可能性。文化研究是新的学科间相互对话、相互沟通、相互溶浸、相互交叉叠合又相互对立对峙的新的对话交流的平台，在这里既有从文学出发的文化研究，也有从社会学、传播学、人类学、政治学出发的文化研究，它们在研究对象选择、研究内容设定、研究方法运用上仍然有着相当的区别。此中当然包含着学科间的融合、汇流、整合，也包含着学科的调整变革和新学科建制的建立以及边缘交叉学科如文学文化学、文学传播学、新文学社会学建设的可能性。 2.网络传媒条件下对文化研究的学术定位 互联网的普及以及它所具有的国际共时性，使中国的文化研究理论，再也不能独立一隅。也正是这一传播媒介的共时性特性，使得我国的文化研究与世界同步，正由“精英文化”、“文人政治”向“大众文化”、“社区文化”迈进。 处于当今转型期的中国，社会结构、制度框架、经济方式、交往媒介、生活状态、心理需求都发生了巨大变化，现实向文化、向学术、向观念提出了重新解释的需要和丰富的素材。从世界来看，全球化背景随着进一步的开放日益进入我们生活的中心。电子媒质的兴起向纸媒质的一统天下发出强劲的挑战。媒介文化深刻地改变和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大众文化走向前台，城市文化快速传播与蔓延，时尚文化大批量复制，采用了浪潮式的运作方式。视像文化占据人们生活的主要空间，在这样一个读图时代里，甚至视像(镜像)已反过来影响纸媒质文化，如由电视剧、电影改编的文学作品和卡通读物，各类读物中的图像、影像所占比例日益增多。网络文化正在逐步改变着我们的交往方式。还有在新的现实条件下的政治意识形态、性别文化、身体文化，边缘弱势群体的生存状态，以及新的生态文化，都已现实地进入我们的生活。 二、网络媒介对文化研究的影响 1.网络传媒的传播速度促进了文化研究领域里思想、理论的碰撞与冲突 在互联网技术的开发过程中，我们的文化产品仍然应该纳入文化语境下来进行分析，但是在作出这样的分析之前，首先要对所采取的理论视角所应对的物质条件有清醒地认识与区别的对待，这样才能对个案进行基于文化研究视角的理论分析。在网络媒介这一新型传播条件下，一切都在加速，作者、文本、接受群体随新传播手段而壮大。“大众文化”对“精英文化”的撞击，在网络传媒的快捷传播下，如鱼得水。 西方文化研究学派之一的法兰克福学派一直被讥讽为“精英分子和杰出人士”。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的研究引起人们很多的争论。因为他们坚持高雅文化和通俗文化的二分标准，站在精英主义立场上，认为大众文化不同于“真正艺术”的理想模式，而把批判、颠覆和解放的特征仅归属于高雅文化的“特权”，认为所有的大众文化都具有高度意识形态化和同一性的特征，必然产生欺骗被动的大众消费者的后果。这一观点越来越遭到学界的批评和反思。人们认识到，应从整个文化的范围来看待批判和意识形态因素，而不应仅把批判成分局限于高雅文化，把通俗文化看成具有意识形态性。实际上，大众文化作为平民文化，天然地具有批判性和反思性。从某种角度讲，精英主义高雅文化恰恰缺乏艺术反抗和解放的基础。法兰克福学派应该用一种更为统一的模式来分析文化，用相同的批评方法去研究所有的文化产品，从歌剧到流行音乐，从现代派文学到肥皂剧。他们的研究从狭窄的经典文学研究领域，逐步发展演变为广纳百川汇集成流，目前已成为文化学术界自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理论讨论后的又一个热门话题。 中国文化研究与法兰克福学派有其相似之处，“精英文化”式的文化研究有其历史根源；而现在，大众文化随着网络的普及而广延，中国的文化研究在快速发展，文化研究一直处在变动之中，从来没有固定化。 与传统的文化研究不同的是，网络传媒越来越使文化研究直面“非精英文化”，其定位远非传统上的经典文化的狭隘维面，而是以网络为媒介下的大众文化，甚至包括影视和广告业等以消费文化为主体的大众文化。由于早先的文化研究一开始便致力于文学的文化批评，因而范畴依然较狭窄，带有强烈的精英意识，早先的文化研究者试图通过对它们所开列的经典文学作品的弘扬来达到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之目的，其代表主义的启蒙意识十分明显，后来在一些边缘话语的冲击下，文化研究内部也发生了多元价值取向，其中有的逐渐把对大众传播媒介、当代接受文化和消费文化的研究也包括进来了，进而逐步汇入对当代文化的研究大潮之中。在西方文化学术语境下，文化研究不再局限于“精英文化”了。而以非主流(subaltern)文化为对象的区域研究(area studies)，以多元文化社会中“移民社群”(Dias-pora)为对象的种族(ethnic studies)和以长期处于边缘地位，其声音十分微弱的女性为对象的性别研究(Gender studies)已蔚然成风。既然文化研究所涉及的对象主要是当代社会所出现的各种文化现象，而且更确切地说，在网络条件下，更关注的是非精英文化现象，也即文化研究更应关注通俗文化和社区文化，它就不应把互联网所产生的文化现象研究排除在外，互联网作为后工业社会辐射面极广的一种传媒，其作用和影响确实是无法估量的。就其基本的意义和研究对象而言，文化研究在当今的全球化语境下，还涉及下列理论课题：(1)后工业社会和后现代文化的消费问题；(2)后殖民语境下的第三世界写作和批评话语；(3)女性写作话语和女性研究；(4)文化相对主义和文化价值的判断问题；(5)多元文化主义和文化身份；(6)影视制作和大众传媒研究。由此可见在文化研究的大语境下来考察当代传媒在当今中国文化界和知识生活中的作用和影响，可以拓宽我们的思路，开阔我们的视野，使我们得以站在一个文化研究和文化批判的高点上来考察一些具体的文化现象，同时通过对这些现象的分析丰富我们的文化理论建设。 正是网络传播媒介对文化研究的影响，使目前的研究模式多了一个全新维面，以对一些社会热点文化现象进行分析，排除了以往逻各斯主义带来的理论视角的偏见，有助于我们正确地看待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关系，有助于我们对多元文化现象有正确的理论解读模式。 2.网络传媒下的舆论力量，对上层建筑的重要影响 网络传播，使一些热点个案在相当的时间里飞速传播，在这里，网络充当了不仅是桥梁作用的媒介，还是文化的上层建筑文本构建的要素补充。 孙志刚事件，使上层管理者很快就出台了《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废止了1982年颁布的《城市流浪人员收容遣送办法》；总理为其讨工钱的四川农民熊德明，如果没有网络传播的效果，一夜之间怎能成为2003年度经济人物，这些都是网络传媒对文化研究的桥梁和补充素材作用的极好明证。 可以说，文化研究总是在某种程度上受环境的政治要求和体制处境中的事变所驱使的。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理论会变成哲学思辨式的超处境知识，但文化研究则总是针对特殊社会、历史和物质条件来进行理论运作。它的理论总是结合社会政治问题。理论只有回到更广泛的物质关怀，并以此来考验它自身话语的社会作用的时候，才能在文化研究中得到廓清和促进。 这正是近年来，在中国传媒领域，再也不是若干年前的上层“精英文化”中的诸如“王朔现象”“张艺谋现象”和“倪萍”现象引领谈资时尚的原因。而人们谈论较多的是这样一些平民阶层，在网络的共时性影响下，一夜之间成为大众焦点的现象。毫无疑问，由于这些现象本身所处的是人们注意的中心及其对当代中国人文化生活的客观影响，因而从文化研究的视角对其进行理论分析自然是必要的。研究者们往往忽视了一个虽不居于“中心”但却对“中心”有着有力冲击和消解作用的现象，这也就是不少地方的舆论引导人经常感到困惑的一个文化原因所在。孙志刚事件，从一个来自基层，而一步步地向中心迈进并在较短的时间内，不仅进入了中国文化中心，而且还影响着上层建筑，使一部更具人性化的法律出台。这一系列本应由居于“中心”地位“精英文化”阶层的人所独有的机会几乎被来自边缘的“大众文化”阶层的人拥有了，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猜测和关注。但是，单单从这些表面现象来看，并不能说明问题的实质，我们还应该透过现象看到本质。它不是一个独立的现象，是网络媒介下，大众文化参与上层建筑所具有特征，这正是中国当代传媒领域内一个可以从文化研究视角切入分析的现象。 (1)文化研究的一个首要任务就是要通过参与普通读者或观众的社区生活来实现对他们的启蒙(或后启蒙)。也就是说，在当代这个具有后工业和后现代特征的社会，大众传媒的异军突起，强有力地冲击着精英文化和上层建筑，使得一些传统观念较强的人认为是对“精英文化”的一种颠覆，但是这种颠覆不是盲目的、无价值的，而是在网络传媒条件下，一种“观点自由市场”的理性回归。 互联网以直接事实的叙述手段增加了大众阶层更多的“真相的知情权”和“知心时刻”的述求以及完全阐述“个人看法”的手段。文化的高深莫测感与普通观众的距离一下子缩小，甚至消解了，通过这种直接的交流和对话，不仅加速了文化的传播面和速度，同时也使普通大众和文化更加接近了。这样所得到的对媒介受众和某一领域爱好者的“后启蒙”之效果是其他媒介很难达到的。 (2)文化研究反对人为的等级制度，尤其对某种话语霸权极为反感，主张个人在一个多元价值趋向的社会，找到自己活动的公共空间，每一种话语力量都有自己的特色，任何话语力量却无法主宰他种话语，只有各种力量的共存和共处才是形成文化艺术繁荣的惟一途径。在这方面，互联网显然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它可以集中各阶层的“观点”，不受时空限制地向广大受众传播，从而产生冲撞与交融。 (3)文化研究所主张的是一种“后启蒙”，即文化研究者首先将自己置身于普通大众之中，通过与他们的同呼吸共患难，来达到向他们传授知识的目的，网络条件下的大多数传播者不一定都是有着相当品位的文化人，但是如果摆出一付居高临下的教训人的架子，则显然是行不通的。正如贺拉斯所言，妄想使自己写出的作品感动读者(观众)，首先自己应该被打动。在这些以“真相”为主的传播栏目中，传播者同时扮演着两种角色，既是本行业的专家，有着本行业的丰富知识和实践经验，同时也是人民大众的一份子，因此，他们的训诫和启蒙丝毫未与大众拉开距离，倒是通过首先置于大众之中进行直接的沟通来达到启蒙的效果。 当然，这种以“真相”为主的节目，既要达到陈述“真相”的目的，同时又要有一定的文化品位，因此把握适当的“度”是至关重要的，这就需要我们文化研究者从这一现象中抽象出其中带有普遍规律性的东西并加以理论，最终达到丰富文化理论(包括传媒理论)的目的。这正是我们据以从理论视角对之进行文化分析的价值所在。 3.网络媒介对走向新世纪的中国大众文化语言层面的纵深影响 毫无疑问，文化研究的触角已经伸向了当今出现的“全球化”(Globalization)的大趋势之中，按照美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詹姆逊的看法，造成文化全球化、大众化的主要因素主要有这样三个：跨国资本运作，世界资本以及电脑时代的降临，笔者认为还应该加上“网络传媒的作用”，因为从近10年来中国网络的普及情况来看，确实令全世界惊讶，因而难怪日本和西欧的跨国公司都不约而同地把中国当做一个巨大的传媒市场。因此，网络传媒首先面临着信息时代的各种挑战。其次，网络的普及和无所不在也对我国的语言文字层面构成了挑战，特别是在网络传媒下，大众语言结构对精英文化语言结构的冲击与解构。如语言词汇的变格：我们以前纸质媒介下看不到的不曾赋予的词汇意义和新词的拼写方式层出不穷，正在一定的群体中使用和传播流通。如：靠，顶，TMD，SB…；GTG=got to go；LTNS=10ng time nosee：LOL=laugh out loud：Where r u=where are you；how r u =how are you； IC=I see；IMO=in my opinion； BBL=be back lat-er：AFK=away from keyboard：BTW=by the way CU=see you；asl=age/sex/location，等等。这些变格都见证着一部分精英文化语言结构的崩解。大众文化语言结构或外来语言形式的构建，在网络条件下日益繁荣和丰富起来，三维动画和多媒体制作更是使得传统的精心雕琢的高雅艺术成了不合时宜之物，久而久之，我们的后工业信息时代是否会成为一个缺乏审美的时代、一切都淹没在消遣娱乐的游戏节目中，一切又只能在屏幕上成为转瞬即逝的东西的时代呢？文化现象的先驱性与文化研究的滞后性形成鲜明对比，文化研究任重而道远。 参考文献： [1]金元浦.接受反应论[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 [2]丁 宁.接受之维[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2. [3]徐善伟.西学东渐与西方文化的复兴[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4]王天思.数学时代的哲学走向[J].江西社会科学，2004，(1). [5]张 怡.数字时代的认识论走向[J].江西社会科学，2004，(2). 原载：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2004年12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