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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5月29日至6月4日，在中国文艺理论界享有盛誉的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美国现代语言学会前主席J.希利斯·米勒（J.Hi l l i s Mi l l er）教授应扬州大学和南京大学的邀请，以83岁高龄之身进行了第14次中国讲学之行，分别在两校做了两场学术报告，并在扬州大学参加了“历史文本·文学理论”国际高峰论坛。 米勒教授在两校所做的公开演讲同样题为 “小说能否作为历史见证”（CanNovel s Work as Testi mony?），但内容大不相同。两次演讲都基于他即将于今年9月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新著《奥斯威辛之前与之后的小说》中的一部分内容。米勒的演讲对二次大战期间的纳粹大屠杀予以重新反思，他从德国法兰克福学派主要代表人物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Adorno）的“在奥斯威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的名言开始，阐释了文学见证极端集体行为和个人体验的可能性，提出了什么是“作为证词行为的文本”（textsas acts of testi mony）的重要文学理论命题。米勒在演讲中审视法国哲学家让-吕克·南希（Jean-Luc Nancy）的现代社群概念，以200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匈牙利作家凯尔泰斯·伊姆雷（ImreKertész）的获奖小说《无命运的人生》（Fatelessness）作为文本例证，对具有述行性（performati ve）行为的“见证”作了概念性探讨，并从美国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托妮·莫里森的作品中寻求理论支撑。米勒认为，小说提供的证词呈现出一种文体与意义上的含混和反讽，因为证人是幸存者，其证词在某种意义上无法等同于真相，死亡只是被间接地表现出来，具有“他者”的特性，这便是“作为证词行为文本”的悖论之所在。米勒指出，文学证词的意义并不在于真实地再现了大屠杀的恐怖，读者对永远无法获得事实真相的认识就是另一种 “认识”，这恰恰说明了小说作为一种证词对读者产生和发挥了述行性的关键作用。米勒延续了他文学述行功能的解构主义思想，结合作为“他者”的社群理论，从后现代伦理的角度分析了文学创作和文学阐释关于想象、理解和记忆历史悲剧的伦理悖论。 6月2日下午，米勒教授出席了由扬州大学外国语学院和文学院举办的“历史文本·文学理论”国际高峰论坛。米勒教授和来自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的托马斯·科恩（TomCohen）教授、美国达拉斯德州大学人文艺术学院的顾明栋教授、扬州大学外国语学院和文学院及兄弟院校的学者共40多人参加了论坛。论坛由顾明栋教授主持，米勒教授和托马斯·科恩教授作主旨发言，顾明栋教授予以点评。与会者围绕美国耶鲁学派代表人物保罗·德曼对于沃尔特·本雅明《译者的任务》一文的理论回应进行了广泛的讨论。米勒教授首先论述了德曼的理论思想对当下文学研究的相关性，科恩教授则结合他与米勒教授和克莱尔·科尔布鲁克（Claire Col ebrook）教授三人合著并即将出版的新书《理论和消失的未来》中的内容，审视了与当下人文学科息息相关的全球主义、资本主义、恐怖主义以及金融崩溃、物种灭绝、环境灾害和气候变化等当代叙事危机，参加论坛的学者们和来自美国的三位学者进行了很有意义的对话交流，共同探讨了全球化语境下文学理论的相关热点问题。 J·希利斯·米勒教授是美国20世纪和21世纪最重要的文学批评家、解构主义批评的重要代表人物、“耶鲁学派”的主要成员。曾任教于霍普金斯大学、耶鲁大学，现为加州大学（厄湾）英语与比较文学杰出教授，专著20多部，主要代表作有：《理论今昔》、《小说与重复》、《他者》、《文学的言语行为》、《解构叙事》、《阅读伦理学》、《地志学》、《图示》、《媒介是制造者》、《为德里达》等，曾获得美国现代语言学会终身学术成就奖。 （作者单位：扬州大学外国语学院） 原载：文汇报2011-06-21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