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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文化的国家形象研究不仅批判文化多元主义背后的西方现代文化一元主义的强势冲击，而且反思从后殖民文化的西方中心主义滑到大国崛起梦幻的东方中心主义的悖谬逻辑。“东方”与“西方”在这种互为客体式的批判中实现了双重的相对化，而“中国”则始终是透视这一过程的基本载体，它在担当解构“东方/西方”二元框架的功能时，类似于布尔迪厄的“参与性对象化”，自身最终也实现了相对化。 一项学术研究总是分享着其所处时代的知识关切。作为“软实力”的国家文化形象目前已成为大国之间竞争的主要指标之一。“世界的中国形象研究”意在多元文化共生的全球化进程中思考“跨文化的中国形象流动的结构性联系”，藉此回应中国文明崛起时代的文化自觉问题。值得注意的是，该研究的问题意识本身就来自不均衡的全球格局所带来的话语逆差，或者说正是对于“跨文化”的对话立场的孜孜诉求构成了研究的知识动力，因此索解作为该项研究成果的“世界的中国形象研究丛书”所内含的时代关切就需要一个动态的视角——既在“西方”之外，且在“西方”之内。 这种“内”与“外”的关系生成、联结、转化与（即将的）超越均有赖于“中国”这一媒介。其基本思路是：借“世界”的眼光发现“中国”，再由被发现的“中国”发现“世界”和“西方”，最终由“世界”、“西方”反思中国/自我。如此，世界、西方、中国/自我同时历经了一次互为客体化的批判与反思的过程，“中国”在此间成就了一种多重角度交织而成的视觉结构，中国形象的跨文化研究就是在这种复杂的视觉结构中展开的。 “中国”作为跨文化形象学的 研究方法 1990年代中后期，周宁教授在国内首倡跨文化形象学，并率先投入中国的西方形象研究。作为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其研究对象、理论前提与观念方法都还处于开辟与探索阶段。如果把“世界的中国形象研究丛书”放置在这一学术长镜头中考察，将能够更清晰地显示出跨文化形象学的“中国”方法的思考脉络。 跨文化形象学自首倡以来就面临着西方“汉学”和比较文学“形象学”两大学科（抑或知识体系）所带来的压力，而其“中国”方法的思考也正是来自于对于传统的学科边界的反思与批判。在《汉学或“汉学主义”》一文中，周宁从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角度质疑汉学学科的合法性并尝试进行解构性批判，深刻地指出西方汉学研究关注的是知识问题，而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关注的是知识与想象的关系以及渗透知识与想象的权力运作方式；《跨文学形象学的中国问题》则论证了跨文化形象学与比较文学形象学的不同：比较文学形象学只关注文学作品中的异国想象，而跨文化形象学关注不同类型的文本如何相互参照、相互渗透，共同编织成一般社会观念或一般社会想象与无意识中的中国形象，比较文学形象学大多只满足于描述某部作品或某一时期某些作品中的中国形象特征，只意识到研究什么，没有反思为什么研究，缺乏真正的问题意识。在与传统学科的比较以及对其缝隙与空缺的补正中，跨文化形象学的研究对象、理论前提得以逐步廓清，更为重要的是，跨文化形象学的“中国”方法也得以初步设计。西方的中国形象正是在此基础上展开了其系统的研究。 正如丛书《总序》里面描述的那样，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仅仅是跨文化形象学研究的起点，它似乎还无法真正凸显“中国”方法。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提出的问题虽然涉及了西方现代性想象构筑的中国形象如何控制着世界不同国家地区的中国形象的生产与传播，形成后殖民时代的泛东方主义化倾向，如何影响中西关系与现代世界文化格局，如何塑造中国的现代性自我想象，进而影响现代中国文化反思与文化自觉的方向与方式，但是无法在其既有的理论框架中进行解答。因为“中国”在此作为西方现代性想象的文化他者，已经预设了中国的客体位置，衡量中国的尺度永远只能是西方的。作为方法的中国依然还没有真正出现。即便如此，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还是为跨文化形象学的“中国”方法进行了奠基，其中的问题意识其实正呼唤着“中国”方法。 实现“中国”的“世界”客体化 与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相比较，“世界的中国形象研究丛书”关注的三大问题，即“世界不同国家文化区的中国形象自身的特色与传统”、“不同国家不同文化区的中国形象的跨文化流动的关系网络”、“中国形象的跨文化实践中的权力结构”，在研究对象上试图超越“西方”，彰显出一种走向“西方”之外的“全球主义”冲动。该丛书涉及的西方（《西欧的中国形象》、《美国的中国形象》、《俄罗斯的中国形象》）、伊斯兰文化圈（《阿拉伯的中国形象》）、东亚儒家文化圈（《日本的中国形象》）、南亚（《印度的中国形象》）、东南亚（《东南亚的中国形象》）、非洲（《非洲的中国形象》）与拉美（《拉丁美洲的中国形象》）等不同地区、不同国家的中国形象既彼此不同，相对于“西方”而言亦有自身的特色与传统。“全球主义”作为一种问题意识或批判视野，在世界的中国形象研究中有着双重的实践意义：反思并对抗学术研究中的“文化势利”（如仅把西方的中国形象作为研究对象），还有就是可以实现“中国”的“世界”客体化。这是迈向跨文化形象学的“中国”方法的另一重要步骤。 “世界的中国形象研究丛书”不仅从世界不同民族国家地区文化圈的中国形象之间的差异结构中寻找“西方”之外的叙述，同时还考察它们在现代性世界观念体系中表现出的同一化倾向，即世界的中国形象中所隐含的西方中国形象的规训痕迹。这是一种自觉地回归到“西方”之内的批判精神，旨在对中国形象的再生产以及中国形象的生产方式的再生产的解构中，基本完成“西方”与“世界”之间互为他者的相对化，“中国”正是该实践过程的媒介。作为方法的“中国”已经在“西方”与“世界”的互为客体化过程中出现。 “中国”方法将在对“中国问题”的 探讨中走向成熟 跨文化的国家形象研究不仅批判文化多元主义背后的西方现代文化一元主义的强势冲击，而且反思从后殖民文化的西方中心主义滑到大国崛起梦幻的东方中心主义的悖谬逻辑。“东方”与“西方”在这种互为客体式的批判中实现了双重的相对化，而“中国”则始终是透视这一过程的基本载体，它在担当解构“东方/西方”二元框架的功能时，类似于布尔迪厄的“参与性对象化”，自身最终也实现了相对化。由此我们才可以思考中国现代性的自我认同问题，这就是跨文化形象学的“中国”方法的真正涵义。“世界的中国形象研究”仅属于跨文化形象学有关中国形象研究的“三组问题”的中间环节，事实上，跨文化形象学的“中国”方法在这个环节中仍然没有得到完全凸显。“中国”在此项研究中的媒介功能仅在于联结并转化“西方”与“世界”之间彼此相对化，“中国”仍然是一个文化镜像，反映着一种知识状况，还未能超越被动的“他者”文化位置。中国自身的文化自觉问题虽然已经提出，但是并没有进入真正的理论探讨层面。跨文化形象学的“中国问题”需要思考世界和西方的中国形象如何影响或塑造现代中国的自我形象或自我想象，中国自我形象认同的“自我东方化”与“自我西方化”如何影响中国现代性文化自觉与文化重建的问题。只有进入这一层面的讨论，中国的“世界观念”与中国的现代性知识动力的关系才能被进一步被发掘。中国、西方、世界之间那种互为参照、互为“内在”的文化间性意义也将就此彰显，跨文化形象学的“中国”方法也将在对于“中国问题”的探讨中走向成熟。 跨文化形象学的“中国”方法是具有开放性和未完成性的，我们更期待下一组课题的相关研究来继续这一思想的接力。如果这世间真有真理存在，那么它永远都在路上。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8月17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