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权威平民主义”研究缘起 作为族裔散居知识分子的斯图亚特·霍尔被公认为是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entre for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 at the University of Birmingham，简称为CCCS)，开拓文化研究并使之向纵深发展卓越的领导人和领航人。作为伯明翰学派的思想集大成者，他在40多年的学术生涯中，不断汲取各种理论养料，结合英国社会、文化及政治等语境提出了许多重要的理论观点，书写出“理论与实践”完美结合的典范画卷，产生了文化研究发展史上一系列经典性的理论著述，被认为是“最多产”的和“最富世界性”影响的文化理论家和文化批评家。 霍尔在建构其文化理论过程中，以“文化霸权”为理论研究主线，在20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从英国社会现实、政治与文化等问题出发，为我们思考“文化霸权”和“权威平民主义”提供了独特的研究视角和研究主题。为此，我们应该深刻思考霍尔文化理论中研究主题的敏锐性、研究问题的深刻性以及研究方法的独特性。霍尔在建构其文化理论过程中，深刻分析和剖析英国社会生活与政治生活，敏锐地提出“撒切尔主义”[1]理论，并以“权威平民主义”为研究视角和研究主题全面深刻诠释撒切尔主义的文化内涵，并彰显出霍尔文化理论的丰富性和深刻性。 从历史的语境中思考，1979年至1991年是撒切尔夫人成功地把其施政方略落实并扎根于英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并把“倒退的现代化”、“形象政治”和“历史集团”等意识形态形式成功地运用到对国家统治的管理上。正是她对英国政治做出的杰出的贡献，使人们认为“撒切尔主义”开创了一个时代。也正是在那个时代，作为英国伯明翰学派思想集大成者的霍尔，凭借其敏锐的政治见识和渊博学识，透过“撒切尔主义”突显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等主题，把抽象的理论运用于英国的社会实践，结合英国的政党政治，诠释出“撒切尔主义”对英国社会、文化、政治、意识形态等方面产生广泛影响的背后所蕴涵的深层次原因。 霍尔把研究问题的视野放在巨大的社会舞台之中，他以其卓越的胆识和深邃的眼光，不仅提出了“撒切尔主义”概念，并深刻阐释和剖析了“撒切尔主义”蕴藏的深厚文化内涵，而且还提出了影响深远的“权威平民主义”(authoritarian populism)理论，并以此对“撒切尔主义”政治哲学做出了深刻的诠释。“权威平民主义”被视为是霍尔对“撒切尔主义”理论的高度概括和提炼，是“撒切尔主义”成功实现其“文化霸权”最为集中的体现。它成为霍尔用其文化理论批判英国社会现实最为成功，最为耀眼的主题词之一。它为我们研究“撒切尔主义”和霍尔的文化理论提供了重要的话语空间。 二、“权威平民主义”内核及理论演进 “权威平民主义”概念最早于1979年由霍尔提出，刊载在英国左翼思潮杂志《今日马克思主义》上。从字面上理解，不难发现，“权威平民主义”是“权威式统治”方式和“平民主义式”管理国家方式的有机结合。具体来说，这两种方式是“统治”和“霸权”的连接，是矛盾的统一体。实施“权威平民主义”的行为主体是撒切尔主义及其当政的保守党历史集团，诉诸的对象是“广大民众”。就该理论概念的文化内涵而言，霍尔指出，“我们必须解释的是一种‘权威平民主义’的趋向——资本主义国家中独特的一种形式，不像经典的法西斯主义，它原地保留了绝大多数(尽管不是全部)的正式代表机构，同时也能够围绕其自身建构了一种积极的大众认同。在保持霸权平衡中，这毫无疑问代表了具有决定意义的转向。”[2]这种界定和阐释表明，“权威平民主义”是在“统治”与“霸权”或“认同”中保持一种有机的平衡，指出了撒切尔主义内涵中的内在矛盾性。一方面，它充分利用其支配权和统治权，把国家机器用于国家的治理和管理上，在必要时，采用“强力”手段维护国家的安全和秩序，所以也难怪撒切尔夫人被贴上“铁娘子”的标签，足见其强权的一面。同时，它又在认同和共识的基础上，极力赢得民众的支持，是“文化霸权”在撒切尔主义理论中的具体实践运用。所以“权威平民主义”是一个辨证统一体的概念，既是一种悖论体，又是一种有机的接合体。具体来讲，在与左派作斗争的过程中，撒切尔夫人通过争取民众的支持和赞同而获得领导权，重新建立权威。在这种意义上，“权威平民主义”也可以被视为一种实现其管理国家的方式、一种策略，是“自由市场、强力政权和铁腕时代”[3]的统一体。 就其“权威平民主义”发展的历史流变而言，霍尔在答约瑟夫等人的一篇文章《权威平民主义：回应约瑟夫等》[4]中对“权威平民主义”做出了详尽的谱系学考察。霍尔最早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中期就潜意识地运用“权威平民主义”理念去分析当时的英国社会、政治以及文化等问题，具体体现在霍尔等学者所著的《控制危机》一书的思考和写作中。在《控制危机》一书中，霍尔等人成功地预测到撒切尔主义产生的必然性，权威平民主义出现于英国当时社会和政治力量关系平衡的转向上，这种转向实质上就是社会—民主共识或“组合共识”(corporatist consensus)的破裂，转向为撒切尔支持下的激进右派的兴起。所以，权威平民主义的产生与撒切尔主义的萌芽、出现、兴起和发展等一同相伴，它已经成为撒切尔主义内涵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 而作为理论概念的“权威平民主义”最初萌生于1978年霍尔在阅读尼克斯·普兰查斯(Nicos Poulantzas)的《国家，权力，社会主义》(State，Power，Socialism)[5]一书的过程中。霍尔发现他对英国社会的考察和普兰查斯的论述有许多相似之处。普兰查斯观察到，在资本主义发展中，每当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的每个方面的支配和控制增强时，伴随着政治民主的急速衰退，这就孕育了一个新的时刻，这个时刻就是“权威国家主义”(authoritarian statism)。他使用“权威国家主义”去指称这种掩盖了国家和政治危机的现象，这种现象就是在国家出现危机时，国家就会逐渐向强力方向发展，加强对社会的控制和管理。这是一种将“强力”和“认同”相结合的新组合。这种组合与资本主义社会中阶级关系的改变有密切的关系，又与阶级冲突的普遍化和其他社会形式的抗争共同存在。因此，“它代表了统治集团在资本主义阶级民主中试图建构霸权模式的基本转向”，[6]强化了“国家主义”(statism)对社会的制约和支配。 在此基础上，霍尔结合英国撒切尔主义政治哲学命题，对普兰查斯“权威国家主义”提出了两点修正：第一，撒切尔主义以反国家主义(anti－statism)的手段和策略去强化保守党历史集团的政治主张，而不是以简单高压的方式去统治国家。因而它把自己化身为反国家主义的代言人。但是，在本质上，为了强化其统治地位和历史集团的利益，它又是极端的国家主义，建立政府和国家在大众心目中的权威。所以，国家主义和权威就成为意识形态的同一指涉。撒切尔主义这样的“国家主义”和“反国家主义”就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体现为一种矛盾统一体的张力。这种高度矛盾的统一体在撒切尔主义主张下确实产生了巨大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效果。第二，普兰查斯忽略了一个重要的维度，那就是历史集团在建构霸权以赢得民众认同的过程中，可以发动民众的不满，中立反对势力，瓦解反对立场，并真正把大众意见中一些策略性要素收编进自己的霸权规划中。霍尔思考的这种观点一语中的。严格说来，“历史集团”是一个较为笼统的政治学术语，它可以接纳因为相似和共同的利益关切走到一起的不同阶级的民众，从而强烈地弱化“阶级”在大众心里中的形象，挖掘彼此的共同点，最终达到统治整个国家的目的。正是基于对普兰查斯思考的修正，霍尔提出了“权威平民主义”的概念。从本质上讲，这两个修正彰显出“权威平民主义”的两个特征，那就是“国家主义”和“反国家主义”矛盾的统一；以及“历史集团”在撒切尔主义理论中的建构。这两个特征是认识和阐释“权威平民主义”概念的关键所在，也是最核心的内容。霍尔使用“权威平民主义”是“希望通过采取谨慎的显现出矛盾的术语准确地描述新兴出现的遇合的矛盾特征：一个趋向于民主阶级政治(democratic class politics)形式的一种支配的和‘权威’的形式”。[7] 在此基础上，随着撒切尔主义在英国政治语境中的出现，霍尔于1980年发表了一篇重要的文章《大众－民主对权威平民主义：严肃地思考民主的两种方法》。在该文章中霍尔从当时英国现实出发，思考了二战以来英国政府在应对社会危机时所采用的几种不同的解决办法。第一种是“社会－民主”的解决办法。这是工党的政治策略，在社会中强调民主的方式对社会和民众进行管理和控制，体现国家享有的至高无上的权力，也就是“组合主义国家”的政治模式，体现为“政治共识”的认同时刻，在20世纪60年代以来就被逐渐瓦解掉了。第二种是“法律和秩序”的解决办法。这是国家在遭遇到社会中的“道德恐慌”时，利用国家的暴力机关等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强化对社会的管理和管制，是一种自上而下“强权”的控制行为，国家和民众的认同和共识时刻在此时消失得无影无踪。第三种是“权威平民主义”的解决办法。这是撒切尔主义价值观系统中“领导权”最为重要的风格表现。“权威平民主义”是以“法律、秩序和家庭价值观为基础的新的大众道德的需求”。[8]它超越了阶级文化和利益的对抗，创造出一种国家文化权威的意识形态价值观。 三、“权威平民主义”内核的论争 当霍尔提出“权威平民主义”思想后，很多学者就该主题进行了空前的热烈讨论。其中，最为有名的当属霍尔与约瑟夫等学者就“权威平民主义”思想中有关“经济”的地位和作用等一系列问题上进行的精彩争论。 约瑟夫等学者1984年在《新左派评论》上撰文攻击霍尔的“权威平民主义”的观点。其攻击的问题集中在：第一，指责霍尔所持的“权威平民主义”的论点是“意识形态主义”(ideologism)。第二，认为霍尔在结构解释(structural explanation)(例如，阶级斗争中金融主义的功能)方面以及撒切尔主义的“回报”(例如减征所得税)方面都忽视了经济问题。第三，指出“权威平民主义”概念本身充满了“致命的矛盾和模糊”，因为它有时强调“极权主义、严厉、铁腕一极”，有时又变成“大众、平民主义和合意一极”。[9]针对这些批评，霍尔表现得极为宽容和大度，他有礼有节地回应了这些质疑，并进一步澄清了“权威平民主义”中的可能产生的含混关键点，为更好地理解其文化内涵提供了进一步的阐释。这场争论在笔者看来有以下几个要点： 第一，约瑟夫等学者将霍尔的观点理解为一般的抽象总结，霍尔本人并不赞同，他认为“我的观点是，像‘霸权’(权威平民主义也是属于霸权的抽象的一个面向或谱系)等概念在某种程度上是必要的‘描述’，历史地讲，它更为具体，有特定时间性，也更特定”。[10]从霍尔的思考中我们认识到，霍尔对权威平民主义的理解更主要是放在英国特定的历史语境中，是对撒切尔主义这一项工程的特定政治哲学的一个维度阐释。为此霍尔进一步指出，“因此，我绝不奇怪地认为，权威平民主义只是撒切尔主义的部分解释，其余的可能是什么呢？只有在政治与意识形态遇合中从概括那些策略性的转向中尝试去找到答案。本质上讲，权威平民主义指的是‘力量平衡’的变化，它直接指的是统治集团、国家和被统治阶级之间政治的意识形态关系模式(modalities)。[11] 从这种思考和阐释中，我们看到，霍尔对约瑟夫等学者的回应是对权威平民主义概念的抽象问题持否定观点的认识，而在霍尔的理论建构中，权威平民主义最主要应该是一种特定的理论性描述和分析，他更多的是“有目的性和自我意识地突显撒切尔主义的政治与意识形态维度”，[12]也是霍尔在撒切尔主义政治哲学语境中的具体运用和体现。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诠释撒切尔主义理论的一种方法和策略。与此同时，在政治与意识形态要素中，撒切尔主义还采用了其他的策略，如知识分子领导权的建构，有机知识分子新阶层的形构等等。 第二，霍尔辩称，用撒切尔主义工程中的不协调去质疑和否定权威平民主义的做法是不正确的。“撒切尔主义”正是结合了权威主义和平民主义中的要素，是一个有机的意识形态的结合体。我们在观照权威平民主义的内涵中也清楚地诠释了这种认识。纵观现代社会的变迁和历史发展，大多数国家和政党大凡都是由多方利益构成的一个相互妥协，相互协商，相互斗争的对立统一体，“撒切尔主义”工程的不协调当然也不例外，也不可避免地存在多种利益的纠葛。但是，这种工程却能在纷繁复杂的英国政治社会中脱颖而出，并成功地应用到管理国家和推动社会发展上，这不能不说是“权威平民主义”在“撒切尔主义”思想中最重要贡献的表现。同时，在思考撒切尔思想问题上，读者也不得不为霍尔思考问题独到的视野和挖掘问题的深刻性所折服，这正是霍尔理论在实践批评中呈现出来的魅力所在。 第三，霍尔并不赞同的是把“撒切尔主义”完全看成是已经获得霸权的迹象，他也一直坚持认为尽管在当时它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功，但是“撒切尔主义”的这种霸权是一种不稳固的工程，是一种“不稳定的平衡”的结合，这正是“霸权”最为本质性的特征。所以，霸权不应该错误地理解为已经完成或已经解决的问题，而是说它总是处于斗争中，总是在“过程”中运行。由此可见，霍尔并不认为“撒切尔主义现在，将来永远都处于霸权中”。[13]霸权总是在运动中存在，是一种暂时的、未完成的、不稳定的、变化发展的动态存在。这也预示了撒切尔夫人所开创的“撒切尔主义”本身的局限性所在，这为工党代替撒切尔夫人领导的保守党埋下了伏笔。 第四，在回应有关霍尔忽视“撒切尔主义”的经济问题时，他着力指出，“撒切尔主义”的意识形态成功与经济失败之间有着很深的鸿沟，同时他也认为英国的经济危机问题是结构性的，不是“撒切尔主义”式的新货币主义就能解决的。由此可以看出，霍尔并非是对撒切尔主义的“经济政策”漠不关心。霍尔坚持认为，“我不厌其烦地声称，如果没有经济活动的决定性内核，那么有关葛兰西霸权的争论就不可能概念化并获得成功。”[14]所以，对霍尔而言，他在强调权威平民主义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时，并没有忘记经济的最终决定作用。与此同时，这也是对帕瑞克批评霍尔有关透视“权威平民主义”中缺乏“经济要素”的思考维度的有力的回应。[15] 纵观霍尔与约瑟夫等学者的论战和争论，我们清楚地认识到，权威平民主义在霍尔文化理论中建构的意图和主旨。作为左派知识分子的霍尔一方面站在“独立左派”的立场上，审视“撒切尔主义”所代表的保守党是如何从政治和意识形态维度去建构自身政党的政治工程的；如何把民众成功地统治和收编进历史集团中去的。另一方面他也是想为当时处于尴尬、被动政治局面中的英国工党做政治诊断，并开出有效的药方。在他看来，工党在英国当时的失败主要源于三个大的方面：第一是工党自身的问题。尽管失败的原因很多，但是总体上讲，工党一直把阶级看成是意识形态要素中最为重要的决定性因素，并且在经济问题上始终坚持“国家主义”。第二，工党施政的理念中从没有使用过“阵地战”的策略，为领导权而斗争，支配许多不同的前沿阵地，并使其变为民众期待的聚焦点。这些前沿阵地主要表现为大众的政治力量以及大众政治意识形态等。“阵地战”在葛兰西和霍尔的文化理论中都极为重要，是赢得“文化霸权”必要的策略和手段。第三，作为执政党的保守党当时采取了更为有效的，受民众欢迎的政治策略。就撒切尔主义而言，它杰出的成就就是成功地分解并瓦解了劳工运动组织，并成功地改变了二战后整个社会力量的平衡。工会联盟一贯被看成是工党最坚强的有力的支持者，保守党成功地瓦解了工会联盟犹如釜底抽薪，对工党来说是致命的打击。对工党而言，撒切尔夫人便成为了“不受欢迎的平民主义者”。[16] 就霍尔而言，复兴左派的有效而且可行的办法就是，首先要学习撒切尔主义成功的经验，尤其是学习撒切尔主义中“平民主义”所蕴涵的深刻的政治哲学等，而不是一味地投降于它，并由此提出“新时代”[17]的概念，其目的是希望左派“随时代而前进”。在20世纪末期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全面的转型中去实现建构左派和工党的宏伟蓝图。然而，随着撒切尔夫人执政的深入发展，民众对其执政方略和理念也产生了越来越多的批判和谴责。最终于1991年，撒切尔夫人被迫下台，并逐渐退出历史和政治的舞台。让霍尔等学者倍感欣慰的是1997年工党的布莱尔成功出任英国的首相，实现了左派“名义上”的复兴。有意思的是，到2010年上半年为止，作为执政党的工党执掌英国也已达10年之久了，为此，也不知道霍尔又有何感想和理论上的建树？不过，遗憾的是，霍尔在这方面着墨并不多。同时，最耐人寻味的是，2010年英国首相的选举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尽管工党成为了在野党，但是保守党也未能成为唯一的执政党，组阁政府，还得联合其他党派，方可达成利益上的共识。这对霍尔而言，这又意味着什么呢？也许，这些问题还会进一步勾起霍尔对撒切尔主义政治和英国左派复兴的再次反思。 四、“权威平民主义”的文化理论价值 总体上讲，“权威平民主义”是一种政治哲学的思考范式，也是一种实现“文化霸权”的策略和路径。对一个政党而言，在很大程度上谁拥有了“文化霸权”，谁高举“文化霸权”的旗帜，谁就更有机会赢得民众的欢迎和认同，并为之达成共识，成为支配阶级。因为，“文化霸权”是现实统治和领导权的必要策略和手段，它蕴涵着深厚的政治哲学内涵。霍尔正是看重了它的重要性和独特性，以“权威平民主义”作为思考问题的切入点和问题的主题，为我们从理论和实践上分析“撒切尔主义”成功的原因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照点，突出了霍尔研究问题的深邃性和敏锐性，以及看问题的深刻性，并彰显出霍尔文化理论所具有的强大的生命力和活力。同时，这样的思考和解读也为我们阐释霍尔的思想脉络提供了有效的路径，也为我们思考我们当下的文化、社会以及政治等问题提供了方法论上的指导。 “撒切尔主义”、“权威平民主义”以及“文化霸权”等理论问题是霍尔长期思考英国政治社会实践问题得出的真知灼见，这些也是他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反思，同时也是他对“不作保证”的马克思理论和“文化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最好诠释，这些理论为我们思考霍尔的思想提供了认知路径；为我们思考伯明翰学派，以及整个西方的文化理论发展提供了思考脉络，并更进一步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新的透视点。换句话讲，霍尔的思想，以及其思想中蕴含的“撒切尔主义”，“权威平民主义”以及“文化霸权”等核心理论都是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集中体现，这些文化理论不仅是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反思，也是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拓展和发展，这些理论为马克思主义思想内涵注入了新的活力。 默克罗比在透视霍尔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上做出重要的贡献，其理论中的“撒切尔主义”和“权威平民主义”曾中肯地指出，霍尔在如下方面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做出了修正：“第一，意识形态不属于或天然地联系于某种特定的社会阶级。第二，在复杂的社会中，意识形态计划在撒切尔夫人执政英国的岁月里发挥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力，它可以如愿地改变社会。第三，霍尔认为，这种改变可能并不必然地受制于或紧密地相关于经济力量而发生。”[18]由此可见，霍尔拒绝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和“阶级还原论”的观点，并认为，在高度复杂的现代社会中，思想、信仰、价值观等上层建筑有其自身的物质性和能动性。这种认识是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否认，更是一种思考马克思主义问题的理论的突破和超越。这种认识完全否定了经典马克思主义中的“阶级决定论”和“经济决定论”等理论问题，为我们认识现代社会复杂的政治关系和国家政权的架构以及运作都有不可估量的价值和意义。 就阶级决定论而言，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中，阶级与阶级之间存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不同的阶级代表了各自阶级自身的阶级利益。所以，阶级决定论是极为重要的概念。一般而言，我们把社会结构分为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支配阶级与被支配阶级。在传统的社会制度中，阶级与阶级之间存有不可调和的矛盾，阶级与阶级之间的斗争一直不断地持续上演。但是到了20世纪的后半叶，随着历史的发展和社会制度的变迁，发达资本主义进入了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社会民主已经达到了极为发达的程度，人们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提高，物质需求也得到了极大的满足，其阶级结构业已出现了很多变化，大量的国家当权者已经意识到民众的政治和民生诉求对他们来说已经成为了不可忽视的要素。具体到英国社会中“撒切尔主义”政治哲学的建构，我们认识到，阶级与阶级之间是可以跨越的，互通的，尽管这种接合是一时的或暂时的。霍尔清楚地认识到“权威平民主义”概念中蕴涵的文化内涵和政治玄机，他坚决抛弃“阶级决定论”的观点，充分认识到阶级之间因为某种“接合”(articulation)，形成为一种有机的历史或利益集团。正如他指出的那样，“传统的观点认为，支配思想归因于社会关系结构中阶级持有的立场，支配立场因阶级定位而得到保证。”而撒切尔主义的意识形态政治哲学和“权威平民主义”是“与众不同的、特定的、新颖的意识形态要素的结合体，通过历史地思考英国统治阶级支配表达的那些结合，它也是积极重组右派话语中某些因素的结果，部分地解构先前固定形构的影响”。[19]所以，“撒切尔主义”和“权威平民主义”的出现是整个统治集团内延伸的意识形态斗争的结果，远非一整体统一体的阶级与对立阶级的利益被锁定在永恒的斗争中。这是对阶级决定论的彻底否定。这样看来，阶级不是社会唯一的利益决定要素，更为重要的是“利益是通过意识形态建构和组成的”。[20]尽管阶级相同，但是由于利益不同，在政治实践中就会产生不同的结果和效果。由此就出现了跨阶级的联盟，这是有机意识形态的重要特征。由此，霍尔也就顺理成章地使用“历史集团”去指涉和阐释“阶级”和“阶级”之间的联盟和结合了。这是霍尔对葛兰西理论以及其理论中的文化霸权的借鉴和发挥，由此可以看出霍尔在用“文化霸权”建构其文化理论时的用心良苦了。 就经济决定论而言，霍尔也是坚决否定经典马克思主义有关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决定与被决定的机械的、庸俗的关系。他更为倾向于阿尔都塞理论中的“多元决定论”和巴赫金理论中的“多声部”去思考理论中的核心问题。因为它们都是把上层建筑成功地从经济基础的决定论中解放出来，并拥有其相对自主权，并发出权利主张和声音。所以，“权威平民主义”理论中的“平民主义”彰显出“人们”和“大众”的声音和话语权，同时，统治阶级也充分认识到，统治一个国家，使用武器和大炮远没有控制和引导人们的思想和意识更为有效。由此，在观察和思考当下西方社会政治问题时，我们要清晰地认识到，由于人们生活水平和物质的富足已经到了一个相当高的阶段，社会呈现出的复杂关系和复杂矛盾不是简简单单地用经济问题就能解决的。所以，霍尔的“权威平民主义”和“文化霸权”等理论为我们思考社会政治语境中的这些变化提供了重要的透视点。当然，就霍尔而言，否认“经济决定论”并不意味着否认经济在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中的“最终的决定作用”。由此看来，经济基础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仍然是巨大的，影响也是深刻的。 注释： [1]“撒切尔主义”(Thatcherism)作为霍尔文化理论实践批评中最为重要的原创术语，它指涉撒切尔夫人执政及其丰富的文化内涵和施政理念，该术语最早出现在他的文章《向右急转弯》中。参见Stuart Hal，l“The GreatMoving Right Show”，in Marxism Today，17页。 [2]Stuart Hal，l“The Great Moving Right Show”，in MarxismToday，1979，p.15. [3]Stuart Hall and Martin Jacques，“Introduction”，in ThePolitics of Thatcherism(Lawrence and Wishart Limited，1983)，p.10. [4][6][7][10][11][12][14]Stuart Hal，l“Authoritarian Populism：AReply to Jessop et al.”，in New Left Review(151)，1985，p.116，p.117，p.118，p.118，p.119，p.116，p.120. [5]Nicos Poulantzas，State，Power，Socialism(London：NewLeft Books)，1978. [8][18]Angela McRobbie，The Uses of Cultural Studies(London：Sage，2005).p.24，p.22. [9]B.Jessop，K.S.Bromley and T.Ling，“AuthoritarianPopulism，Two Nations and Thatcherism”in New Left Review(147)，1984，35页。还可参见吉姆·麦克盖：《文化民粹主义》，桂万先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39页。 [13]Stuart Hall，The Hard Road to Renewal：Thatcherism and theCrisis of the Left(London：Verson，1988)，p.7. [15]Bhikhu Parekh，“How Not to Be a Thatcherite”，in NewStatesman＆Society，1988，pp.33－34. [16]Chris Rojek，Stuart Hall(Cambridge，2003)，p.153. [17]Stuart Hal，l“The Meaning of New Times”，in New Times：The Changing Face of Politics in the 1990s(London：Lawrence＆Wishart，1989)，pp.116－34. [19][20]Stuart Hal，l“The Toad in the Garden：Thatcherism amongthe Theorists”，in Marxism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eds.C.Nelson and L.Grossberg(Champaign：University ofIllinois Press，1988)，p.42，p.45. 原载：国外文学2010年第4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