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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我一直对文学中的都市问题感兴趣，并将在今年秋季学期开设《中国现代都市小说选读》课程，所以暑假中一直重读都市理论和都市作品，想看看都市视野能否为中国现代文学的解读带来新的角度和方法。 一本是本雅明的《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三联书店1989年版）。就都市研究而言，本雅明是绕不过的。此书是他《拱廊街计划》中比较成型的部分，可以从各种角度重新回头阅读。《拱廊街计划》影响巨大，某种意义上说，它是资本主义都市研究、消费主义研究、现代主义研究、大众文化研究以及寓言诗学等诸种研究领域的综合起源。如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读者更喜欢从现代主义的角度借鉴这部书的资源。译者张旭东先生在序言中也更侧重强调现代主义维度以及“文人”、“大众”、“拾垃圾者”等各种寓言形象以及寓言写作方式，却尚未提及“拱廊街计划”。我听闻本雅明的“拱廊街计划”还是很后来的事情。 此外是马歇尔·伯曼的《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这也是华东师范大学的罗岗教授当初向我力荐的书。罗岗认为，就如何从文学文本中读出更多的城市问题以及更大的现代性问题，其中《波德莱尔：大街上的现代主义》一章很值得学习。伯曼通过对波德莱尔两篇散文诗的解读，发现了文本中蕴含的丰富内容，从形式的把握到意涵的发掘，均让人称道。同时也可以和本雅明对波德莱尔的解读构成互文关系。 再就是去年暑假我在台北买的英国学者Simon Parker的《遇见都市——理论与经验》（台北群学出版有限公司2007年版）。书中将都市理论的先行者设定为四位：韦伯、齐美尔、本雅明和列斐伏尔。Simon Parker认为，韦伯题为“城市”的论文是古典社会学家中唯一关于都市社会的著述。他在书中把韦伯与马克思、涂尔干一样看成是古典社会学家，但马克思和涂尔干都没有特别留意城市。而韦伯差不多贡献了最早的都市形态学。齐美尔关于都市的最重要的文章《大都会与精神生活》，薛毅主编的《西方都市文化研究读本》（四卷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以及汪民安等主编的《城市文化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都选入了。齐美尔关注的是都会的性格和心理基础，进入的是城市的精神深处。本雅明处理的则是城市的各种经验和面向，比如主观想像和记忆在都市生活的建构中的地位，还有本雅明对市民生活的关注，都是其他理论家很少处理的。本雅明与列斐伏尔都关注于商业奇观世界和都市空间的哲学。尤其是后者的《空间与政治》与《空间的生产》两本书影响更大。列斐伏尔的核心观点是，空间是被生产和再生产出来的。空间是物质性和社会性相重叠的存在，而社会性维度的引入，更是空间生产理论中的决定性因素。空间已不再是牛顿物理学意义上的经典空间，牛顿的空间是一种均质化的有待填充的空洞存在，而列斐伏尔的观点是：“空间从来就不是空洞的，它往往蕴涵着某种意义。”不同空间形象背后隐含着不同的意义生产方式和意识形态图景，即他所谓的“空间的意识形态”。所以列斐伏尔说：“空间是一个社会产物。”“有一种空间政治学存在，因为空间是政治的。”这些理论都直接引发了这些年来的关于都市空间的研究。 我还读了新近出了中文版的大卫·哈维的《巴黎城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这本书可以弥补本雅明的巴黎研究之不足。与本雅明相比，《巴黎城记》重建了巴黎研究的起点。哈维与本雅明相似的地方是他们都借助了文学家的创造。如果说本雅明借用的是波德莱尔的眼光，那么哈维借助的是巴尔扎克的视野，他认为“《人间喜剧》透露各种与城市相关的事物，如果没有《人间喜剧》，城市的历史地理学可能因此就被埋没。”同本雅明相比，哈维更强调空间与政治经济的关系，强调空间的历史性。汪民安在《巴黎城记·序言》中说，巴黎的空间是作为一种商品而出现的，是政治经济学在驱动着空间的生产。“十九世纪中期的巴黎的改造故事，就不是游手好闲者街头的散漫闲逛，而是资本和政治的残酷角力。” 而就我的都市小说选读这门课的方法论设计而言，理查德·利罕的《文学中的城市》（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一书最有可借鉴性。其方法论基础就是文学与都市的共生性。作者认为：“当文学给予都市以想象性的现实的同时，城市的变化反过来也促进文学文本的转变。这种共同的文本性……文学文本与城市文本的共生——成为本书方法论的基础。”所以作者的结论是，“城市是都市生活加之于文学形式和文学形式加之于都市生活的持续不断的双重建构。”“阅读文本已经成为阅读城市的方式之一。”但是我读罢此书感到不满足的地方是：文学建构的文本以及文学文本中的城市，肯定有不同于城市历史学家的方式和视景，否则文学图景的特殊性何在？所以我尝试看看都市为中国现代小说提供了怎样的视野和方法，都市研究又怎样为中国现代文学提供新的图景。我的核心思路是：文学文本中看待和呈现都市的视角的特殊性是什么？都市视野给我们的文学文本阅读带来了什么新的角度？怎样建立文学中的都市视角？都市怎样给文学提供新的阐释空间？文学对于呈现和建构都市的特殊意义是什么？ 都市文学家关注的可能是与都市历史学家不同的东西，比如小说家可能更关心于都市的心灵史，更关注都市的象征模式和认知图式，更关心都市的审美意蕴和都市的如何形式化。我曾经关注过张爱玲小说中的“阳台”的意象。“阳台”显然是都市建筑空间，但在张爱玲的小说中也是心理空间，是都市边缘空间，是巴赫金说的时空体，或者说是体验的空间，同时也是修辞空间，所以最终是文学空间。一方面是都市生活在文学中获得了形式，另一方面，是文学形式建构了或者说重构了都市生活。尤其是对于后来的读者而言，认知都市往往要通过文学的建构。比如想了解民国北京，最好的办法是读老舍和张恨水的小说。老舍建构了审美化的北京，中文系的学生今天看待老北京，用的很可能就是老舍的眼睛。至少有一点是肯定的，即都市形象的呈现甚至留存，往往有赖于作家的书写。如果没有老舍和张恨水、林语堂，北京的文学记忆乃至历史记忆恐怕要损失大半。所以研究文学中的都市图景也是揭示一个都市历史、文化遗存的重要的一个领域。尤其是对都市审美情趣、文化性格以及微观文化图景的方面的揭示，只有都市社会史、都市文化史是不够的。 原载：《中华读书报》（2011年10月12日10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