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引领和丰富人类精神生活上，文学自古以来就发挥着非凡的作用。但是，在今天世界文化多元格局下，中国要发展成为文化强国，就要求中国文学着力弘扬中国文化精神、表现中国文化魂魄，用精品力作引领中国人向着更为健康、自信、文明的精神高地进发，同时也为人类的精神生活增添新的营养。这时，如何深挖和处理中国经验便成了中国当代作家们的要旨所在。 不知从何时开始，每年诺贝尔文学奖揭晓的日子，对于中国部分作家而言多少显得有些阴晦，他们大都暂时停下手中的笔，或回应媒体的批评与争议，或迷茫地思索自己与整个中国文学的命运。自先锋文学始，中国文学就被抛向一个世界文学的场域。不过，在那里，中国的作家纵然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但还是经常被习惯地冠之“中国的博尔赫斯”、“中国的卡夫卡”、“中国的马尔克斯”等嫁接性头衔。中国文学难以真正地成为自己。于是，一场拯救中国文学的行动或明或暗地从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就已经开始。在这个当口，“中国经验”呼之欲出。 事实上，“中国经验”早就是一个常用术语，运用于文学已经有些年头了。但到底什么是文学中的中国经验？中国经验与世界经验的关系如何？中国经验对人类能赋予什么样的精神资源和营养？这些问题亟待给予回答。 谈中国经验，是因为随着经济的崛起、民族自信的增强而自发地认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结果，也是因为摸索了一个世纪之后的文学想回归中国文学的大传统，更是因为百年来中国经历了太多的艰难与痛楚，当然还有风雨之后的欣喜。这些似乎都需要深刻地反思和梳理。 文化本体意义的中国经验 简约地说，文化本体意义上的中国经验是指对传统文化、伦理道德、精神信仰方面的反思与认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人几乎是以西方文化为中心来判断自身的生活，同样也是以西方文学为坐标来评价自己的文学。 比如，“五四”后的一段时期和上世纪80年代，西方的哲学、文论风靡全国，人们阅读的书籍几乎都是西方哲学著作和西方文学名著，作家们也是争着“向西看”，亦步亦趋地模仿着西方作家的创作思路来表达自己的情感。这是西方中心主义思想在中国的盛况。但是，人们期待的大作品在当时并没有横空出世。 张炜的《古船》、阿城的《棋王》等算得上是那个时期颇有些中国传统色彩的作品。直到陈忠实的《白鹿原》面世，中国儒家精神得以重新认识。余秋雨的文化大散文则直接以书写和反思中国传统文化为核心内容，开始了对传统中国经验的挖掘与书写。再后来，易中天、于丹通过央视对《三国演义》、《论语》、《庄子》等这些中国文化经典进行大众化的解读。虽然他们也被称为作家，他们的著作也以散文的形式面世，但他们并非真正意义上的作家，他们的作品严格地说也非真正的文学，然而，这些大众化的传播为重新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精神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直接影响甚至推动了作家重新去审视和反思中国传统精神。 其中，张炜的《你在高原》十卷本的震撼出版并在茅盾文学奖中拔得头筹是个标志。这说明《你在高原》中所展现的向伟大的农耕文明退守的精神得到了文学界的赞赏。在这样的文学作品面前，西方中心主义观念已然淡化，一个以中国传统文化为起点、世界文化精神混合而成的文学思想格局正在受到重视。 当然，在这种思想影响下，同时也在中国社会普遍对传统文化重新审视的背景下，影视文学、通俗文学在演义历史、神话方面出现了大量的作品，并且喧嚣一时。但大多数这类创作算不上真正的文学作品，且在解读、重构中国传统文化上存在不少误区，其精神价值还值得商榷。不过，它们为什么流行？老百姓为什么乐意追捧？重要原因是其间的中国文化因素和人们内心的某种传统追求契合了。 所以，文化本体意义上的中国经验与你我所处的这片土地息息相关，也与你我的生活习惯一脉相承，理应得到尊重和厚待。 文学精神层面的中国经验 在庞大的中国传统文化格局下，中国文学的传统精神力量受到作家们的特别瞩目。在整个世界文学范畴中，中国的文学独树一帜，其美学、境界和“文以载道”的理念是整个中国文化精神的精髓。这是一笔难以估价的精神财富，值得好好继承。 中国的文学应该坚守文学的大传统，而不应该只学习西方的技艺。沈从文、张爱玲、林语堂的作品为什么在西方广受关注？这是因为在他们的作品中，中国文学精神得到了最大可能的展现，同时中国文学的传统美学风格也在他们的作品中四处弥漫。对于整个世界文坛来说，这种独特的文学精神带来的“陌生感”正是中国文学凸显和成功的关键。 作家毕飞宇从国外回来接受一个采访时说，近三十年以来，西方读者只熟悉为数很少的几个中国作家，基本都是先锋派作家。他们很少听到新的年轻的作家名字，也很少能看到体现中国文化风格的好作品。我想，这与新时期以来我们很少谈论中国文学传统精神有关。很多作家都以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马尔克斯、博尔赫斯为标杆，却很少能看到司马迁、曹雪芹的名字。只有贾平凹等为数极少的作家常常会谈到《红楼梦》，并试图超越之。 去年，王安忆的《天香》面世，引起了很多评论家和作家的关注。一个从带有先锋色彩书写起家的作家突然将笔力挺向传统，且直溯上海与南中国文化的源头，这多少让人惊讶。事实上，《天香》的面世，从某种意义上说明中国作家开始越过“五四”以来的新文化传统，而进入认识中国大传统的时期。 百年中国的创世经验 自辛亥革命以来，中国在革命与运动中经过了大半个世纪，之后才走上改革与发展的快速通道。于是，百年来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和发展的创世经验成为许多作家的书写内容。百年来，不断有重写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北伐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土地改革等的文本，每一次都是对这些独特的中国经验的重新认识。这个过程中也曾经出现过轰动一时的作品，如《创业史》、《暴风骤雨》、《林海雪原》、《红旗谱》、《山乡巨变》等。在今天来看，这些现实主义的力作仍然留存着巨大的艺术魅力。例如，《创业史》不仅真实、生动、深刻地再现了农业合作化运动这一历史进程，揭示了那个历史时期社会两极分化下人们的精神生态问题，同时描绘了梁三老汉这个典型形象。现在，重读这部作品，仍然会被梁三老汉感染，仍然会感叹作家创造了如此生动、丰富和独特的人物形象。 但是，总体而言，在遵循现实主义创作原则，挖掘这些创世经验时，作家们受到时代政治的束缚，还有很多局限，还没有创作出一些令整个世界文坛尊敬也经得住时代考验的伟大作品。在这一创世经验面前，中国作家的笔还不够锋利、老到和深刻，还没有出现《静静的顿河》这样的现实主义巨著。从历史上来看，过去的中国一百年，是中国人重新生活的一百年，也是中国人再造神话、英雄和诗史的时代。这一百年所蕴含的激情、思想是异常沉重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超过了以往任何历史时代。这是中国文学的富矿，它还在等待更多的作家去重新思考、想象和书写。 《平凡的世界》、《古船》、《白鹿原》等作品提供了经验借鉴和思路指引。《平凡的世界》深度发掘和剖析了社会转型期平凡农村青年的奋进经验和精神。《古船》的着力点在改革开放经验上，是向着未来的，因此中国传统经验中的腐朽力量在此被抛弃，而那些积极的经验和精神得以张扬。《白鹿原》着力的五十年，是中国传统经验面临大解构和重新建构的重要历史时期。《白鹿原》在这种矛盾中显然重视了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力量，在道与势、守与变中坚持了人类崇尚的正面精神价值，这些都赋予作品以恒久的魅力。 近年来还有一些作品在努力地去重新挖掘中国革命经验，如前些年徐贵祥的《历史的天空》和都梁的《亮剑》以及电视剧《激情燃烧的岁月》广受关注，姜大牙、李云龙、石光荣等形象家喻户晓，为人喜爱。这些作品在挖掘人性的深度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去年方方的《武昌城》、海飞的《向延安》都是值得关注的作品。 然而，在处理以上中国经验时，还存在一些潜在瓶颈。如缺乏世界性眼光，致使一些作家简单地解读传统文化和百年来的经验；在人性挖掘方面缺乏深度和理性，致使人性简单地变成欲望、身体等；在精神书写方面缺乏高度与宽度，甚至缺钙缺铁，致使作品缺乏力度与深度。因此，作家要在这些方面加强修养，让中国经验走出国门，成为世界经验的一个独特而深厚的部分。（作者为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返回目录 放大
 缩小 全文复制 下一篇  在引领和丰富人类精神生活上，文学自古以来就发挥着非凡的作用。但是，在今天世界文化多元格局下，中国要发展成为文化强国，就要求中国文学着力弘扬中国文化精神、表现中国文化魂魄，用精品力作引领中国人向着更为健康、自信、文明的精神高地进发，同时也为人类的精神生活增添新的营养。这时，如何深挖和处理中国经验便成了中国当代作家们的要旨所在。 不知从何时开始，每年诺贝尔文学奖揭晓的日子，对于中国部分作家而言多少显得有些阴晦，他们大都暂时停下手中的笔，或回应媒体的批评与争议，或迷茫地思索自己与整个中国文学的命运。自先锋文学始，中国文学就被抛向一个世界文学的场域。不过，在那里，中国的作家纵然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但还是经常被习惯地冠之“中国的博尔赫斯”、“中国的卡夫卡”、“中国的马尔克斯”等嫁接性头衔。中国文学难以真正地成为自己。于是，一场拯救中国文学的行动或明或暗地从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就已经开始。在这个当口，“中国经验”呼之欲出。 事实上，“中国经验”早就是一个常用术语，运用于文学已经有些年头了。但到底什么是文学中的中国经验？中国经验与世界经验的关系如何？中国经验对人类能赋予什么样的精神资源和营养？这些问题亟待给予回答。 谈中国经验，是因为随着经济的崛起、民族自信的增强而自发地认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结果，也是因为摸索了一个世纪之后的文学想回归中国文学的大传统，更是因为百年来中国经历了太多的艰难与痛楚，当然还有风雨之后的欣喜。这些似乎都需要深刻地反思和梳理。 文化本体意义的中国经验 简约地说，文化本体意义上的中国经验是指对传统文化、伦理道德、精神信仰方面的反思与认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人几乎是以西方文化为中心来判断自身的生活，同样也是以西方文学为坐标来评价自己的文学。 比如，“五四”后的一段时期和上世纪80年代，西方的哲学、文论风靡全国，人们阅读的书籍几乎都是西方哲学著作和西方文学名著，作家们也是争着“向西看”，亦步亦趋地模仿着西方作家的创作思路来表达自己的情感。这是西方中心主义思想在中国的盛况。但是，人们期待的大作品在当时并没有横空出世。 张炜的《古船》、阿城的《棋王》等算得上是那个时期颇有些中国传统色彩的作品。直到陈忠实的《白鹿原》面世，中国儒家精神得以重新认识。余秋雨的文化大散文则直接以书写和反思中国传统文化为核心内容，开始了对传统中国经验的挖掘与书写。再后来，易中天、于丹通过央视对《三国演义》、《论语》、《庄子》等这些中国文化经典进行大众化的解读。虽然他们也被称为作家，他们的著作也以散文的形式面世，但他们并非真正意义上的作家，他们的作品严格地说也非真正的文学，然而，这些大众化的传播为重新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精神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直接影响甚至推动了作家重新去审视和反思中国传统精神。 其中，张炜的《你在高原》十卷本的震撼出版并在茅盾文学奖中拔得头筹是个标志。这说明《你在高原》中所展现的向伟大的农耕文明退守的精神得到了文学界的赞赏。在这样的文学作品面前，西方中心主义观念已然淡化，一个以中国传统文化为起点、世界文化精神混合而成的文学思想格局正在受到重视。 当然，在这种思想影响下，同时也在中国社会普遍对传统文化重新审视的背景下，影视文学、通俗文学在演义历史、神话方面出现了大量的作品，并且喧嚣一时。但大多数这类创作算不上真正的文学作品，且在解读、重构中国传统文化上存在不少误区，其精神价值还值得商榷。不过，它们为什么流行？老百姓为什么乐意追捧？重要原因是其间的中国文化因素和人们内心的某种传统追求契合了。 所以，文化本体意义上的中国经验与你我所处的这片土地息息相关，也与你我的生活习惯一脉相承，理应得到尊重和厚待。 文学精神层面的中国经验 在庞大的中国传统文化格局下，中国文学的传统精神力量受到作家们的特别瞩目。在整个世界文学范畴中，中国的文学独树一帜，其美学、境界和“文以载道”的理念是整个中国文化精神的精髓。这是一笔难以估价的精神财富，值得好好继承。 中国的文学应该坚守文学的大传统，而不应该只学习西方的技艺。沈从文、张爱玲、林语堂的作品为什么在西方广受关注？这是因为在他们的作品中，中国文学精神得到了最大可能的展现，同时中国文学的传统美学风格也在他们的作品中四处弥漫。对于整个世界文坛来说，这种独特的文学精神带来的“陌生感”正是中国文学凸显和成功的关键。 作家毕飞宇从国外回来接受一个采访时说，近三十年以来，西方读者只熟悉为数很少的几个中国作家，基本都是先锋派作家。他们很少听到新的年轻的作家名字，也很少能看到体现中国文化风格的好作品。我想，这与新时期以来我们很少谈论中国文学传统精神有关。很多作家都以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马尔克斯、博尔赫斯为标杆，却很少能看到司马迁、曹雪芹的名字。只有贾平凹等为数极少的作家常常会谈到《红楼梦》，并试图超越之。 去年，王安忆的《天香》面世，引起了很多评论家和作家的关注。一个从带有先锋色彩书写起家的作家突然将笔力挺向传统，且直溯上海与南中国文化的源头，这多少让人惊讶。事实上，《天香》的面世，从某种意义上说明中国作家开始越过“五四”以来的新文化传统，而进入认识中国大传统的时期。 百年中国的创世经验 自辛亥革命以来，中国在革命与运动中经过了大半个世纪，之后才走上改革与发展的快速通道。于是，百年来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和发展的创世经验成为许多作家的书写内容。百年来，不断有重写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北伐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土地改革等的文本，每一次都是对这些独特的中国经验的重新认识。这个过程中也曾经出现过轰动一时的作品，如《创业史》、《暴风骤雨》、《林海雪原》、《红旗谱》、《山乡巨变》等。在今天来看，这些现实主义的力作仍然留存着巨大的艺术魅力。例如，《创业史》不仅真实、生动、深刻地再现了农业合作化运动这一历史进程，揭示了那个历史时期社会两极分化下人们的精神生态问题，同时描绘了梁三老汉这个典型形象。现在，重读这部作品，仍然会被梁三老汉感染，仍然会感叹作家创造了如此生动、丰富和独特的人物形象。 但是，总体而言，在遵循现实主义创作原则，挖掘这些创世经验时，作家们受到时代政治的束缚，还有很多局限，还没有创作出一些令整个世界文坛尊敬也经得住时代考验的伟大作品。在这一创世经验面前，中国作家的笔还不够锋利、老到和深刻，还没有出现《静静的顿河》这样的现实主义巨著。从历史上来看，过去的中国一百年，是中国人重新生活的一百年，也是中国人再造神话、英雄和诗史的时代。这一百年所蕴含的激情、思想是异常沉重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超过了以往任何历史时代。这是中国文学的富矿，它还在等待更多的作家去重新思考、想象和书写。 《平凡的世界》、《古船》、《白鹿原》等作品提供了经验借鉴和思路指引。《平凡的世界》深度发掘和剖析了社会转型期平凡农村青年的奋进经验和精神。《古船》的着力点在改革开放经验上，是向着未来的，因此中国传统经验中的腐朽力量在此被抛弃，而那些积极的经验和精神得以张扬。《白鹿原》着力的五十年，是中国传统经验面临大解构和重新建构的重要历史时期。《白鹿原》在这种矛盾中显然重视了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力量，在道与势、守与变中坚持了人类崇尚的正面精神价值，这些都赋予作品以恒久的魅力。 近年来还有一些作品在努力地去重新挖掘中国革命经验，如前些年徐贵祥的《历史的天空》和都梁的《亮剑》以及电视剧《激情燃烧的岁月》广受关注，姜大牙、李云龙、石光荣等形象家喻户晓，为人喜爱。这些作品在挖掘人性的深度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去年方方的《武昌城》、海飞的《向延安》都是值得关注的作品。 然而，在处理以上中国经验时，还存在一些潜在瓶颈。如缺乏世界性眼光，致使一些作家简单地解读传统文化和百年来的经验；在人性挖掘方面缺乏深度和理性，致使人性简单地变成欲望、身体等；在精神书写方面缺乏高度与宽度，甚至缺钙缺铁，致使作品缺乏力度与深度。因此，作家要在这些方面加强修养，让中国经验走出国门，成为世界经验的一个独特而深厚的部分。（作者为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原载：《光明日报》（2012年04月24日14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