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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是文学外部生态中最重要的关系。对这种关系如何认识，多年来争论不休。有主张“文学从属政治”说，也有主张“文学与政治互不隶属”说。如果把这种关系放到广阔的历史时空去进行比较和分析，也许能够从中得出更全面的认识，更正确的结论。 文学与政治并非从属关系 要弄清文学与政治的生态关系，首先要弄清什么是政治。人们平常所说的“政治”，实际上包含政治制度、政治权力、政治思想和政治活动等几个层面。政治与经济、文化相区别，具有多方面的社会功能与影响。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自从产生阶级社会，政治就表现为各阶级、阶层之间的利益冲突和斗争。政治关系的实质正是基于不同经济利益的阶级、阶层关系。当人类社会还没有出现阶级以前或当阶级已不再存在之后，政治的阶级斗争性质自然也不会存在。那种情况下，管理社会的功能便更加凸现。其中，经济利益的合理分配，恐怕仍然是政治关注的重心。 在讨论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时，我们既要看到两者的区别，也要看到两者的联系。从历史上看，前文学时代里的神话、传说和原始歌谣就是文学的雏形。它们在远古时代或许已有审美作用，但更首要的作用却在于传授原始人对世界的观念和认识、传授关于氏族诞生与发展的历史知识，沟通彼此的思想情感，从而使原始人群产生某种心理的凝聚力和团结力。这对于提升本氏族的力量去从事狩猎、采集果实和战胜自己的敌人是极为必要的。古代的氏族酋长往往又兼巫祝，在祭祀仪式中，他们正是利用神话、传说和原始歌谣来达到以上的目的，并且也借此以巩固自己的政治权力。可见在文学的萌芽形态中，于娱人之外，正有一种政治的作用。孔子论诗的作用就有“兴、观、群、怨”之说。这个“群”就与凝聚力、团结力有关。孔子还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之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这更具体论到诗歌与政治的关系，要求文学为具体的政治操作服务了。《诗序》论《诗经》中的《国风》时也说：“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这就是说统治者要利用诗歌去教化人民，而人民也要用诗歌去讽刺、批评统治者。讲的也是文学与政治的关系。 文学与政治有密切的关系，这是古代许多君主和作家都认识到的。所以曹丕的《典论·论文》才有“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这种论断；白居易才有“惟歌生民苦，愿得天子知”的努力。但即使在古代，也不是每种文学作品都与政治有关。比如最古的我国诗歌之一：“断竹、续竹，飞土、逐肉”，描写的就是原始人打猎的生活。再如民歌中的许多情歌，也多数只是歌唱男女的爱情。还有许多描写自然景物的诗歌，像李白的《观庐山瀑布》：“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这些作品实在没什么政治内容，也不是为什么特定的政治服务的。 今天文学已经大发展，成为种类、体裁繁多，内容十分丰富的大家族、大系统。在社会大系统中，政治与文学自然属于不同的分系统，其结构和要素、价值与功能都不相同。但与政治关系密切并可能和曾经为政治有力地服务的文学作品又历代多见，如政治抒情诗、政治小说和政治戏剧以及关涉政治现实的报告文学、杂文等。像《诗经》中的《硕鼠》控诉奴隶主的剥削，《黄鸟》抗议奴隶社会存在的殉葬制度。像屈原的《离骚》既不满楚王的昏庸，又哀民生之多艰；司马迁的《史记》虽为帝王将相立传，却寓有褒贬与讽刺；像关汉卿的《窦娥冤》为窦娥鸣不平，像《水浒传》之写梁山好汉的聚义与降败，像鲁迅的如匕首与投枪般的杂文，等等，都有政治内容，并表明作者的政治立场、政治观点。这说明有许多文学作品确实可以为政治服务或起到为一定政治服务的作用。从历史上看，在阶级矛盾或民族矛盾十分尖锐的时期，大多数作家被卷入政治斗争，无不有鲜明的政治立场，他们的许多作品具有一定的政治倾向性并为一定的政治服务，乃势所难免。所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这段话即使未必能涵盖当时世界上的全部文艺作品，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又确实是涵盖了大多数作家的创作情况的。而在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缓和、社会比较安定的时期，与政治无关，也不为什么特定政治服务的作家作品增多了，这也合乎历史的规律。比如我国文学在改革开放后的社会主义新时期就是如此。 今天看来，“文艺从属于政治”、“文艺为政治服务”的观点，在理论上的局限性和偏颇是明显的。因为作为普遍性的原理，它毕竟难以概括和阐释历史上的全部丰富多彩的文学艺术现象。而对社会主义文艺的实践来说，确实害多利少。首先，它既然要求一切文艺从属于政治并为政治服务，必然就要排斥与政治无关、不能为政治服务的作品，这样就大大限制了社会主义文艺应有的广阔的题材和主题，从而也不利于文艺形式与风格的多样化。而题材、主题、形式、风格的多样化，正是社会主义文艺为了满足广大人民群众丰富多彩的审美需要所必需的。其次，它也不利于团结和调动广大持有不同政治倾向的文艺工作者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乃至于使他们因创作了与政治无关或批评了一定政治的作品而受到不应有的待遇。再次，它为不懂文艺的政治工作人员提供了对文艺进行横加干涉的理论根据，不但要求作家都配合具体的政治任务，所谓“写中心，演中心，唱中心”。邓小平说：“文艺这种复杂的精神劳动，非常需要文艺家发挥个人的创造精神。写什么和怎样写，只能由文艺家在文艺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在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 应该说，这是符合文艺规律，有利于创造使文艺繁荣的政治生态环境的重要指示。 文学不可能完全脱离政治 但是，文艺又不能完全脱离政治。邓小平指出：“我们坚持‘双百’方针和‘三不’主义，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的口号，因为这个口号容易成为对文艺横加干涉的理论根据，长期的实践证明它对文艺的发展利少害多。但是，这当然不是说文艺可以脱离政治。文艺是不可能脱离政治的。” 如果我们结合中外文学史来理解，就会认识到邓小平的这一论断的深刻和正确。一方面文艺和政治作为两种社会现象，本质上并不相同，因而不能说文艺从属于政治。这主要表现在： 文艺与政治的结构、性质、功能都不同。政治的结构虽有思想观点的层次和物质实体的层次，落实在人们的行动上，其关键是强制性的政治权力。政治的目的在于遵循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建立一定的制度并通过暴力和非暴力的手段去平衡各方的利益，以保持社会的稳定运行或促使社会的更新。而文艺的结构包括创作、传播与接受，虽也有思想观点和物质实体的层次，但它不存在强制性的权力(即使有人认为文学存在着语言的霸权，毕竟也与政治权力有原则的区别)，文艺主要通过作品的个别制作和一定范围的传播，吸引人们去欣赏，使人们通过作品所创造的真善美的艺术世界得到精神的怡悦和陶冶，优化人们的思想与情感，帮助人们更好地认识自身的世界和应有的理想的人际关系。 而文学与政治的紧密联系则表现在，政治与文艺都受一定思想观点的支配，而且两者隐含的思想观点都源于一定时代的社会经济基础。在政治和文学行为背后，除了政治观点，还有法律、道德、宗教、哲学等观点都产生程度不同的制约。从历史上考察，文艺与政治是相互影响的。文艺所以难于完全脱离政治，原因是：(一)每个人生活在一定的社会中，他的经济地位，他所接受的思想教育，以及他的具体人际关系，都会使他产生一定的政治观点和立场。作家艺术家也不例外。这样的立场和观点一定会不同程度地、或明或隐地表现在他的作品中。例如巴尔扎克和列夫·托尔斯泰的作品的思想局限，跟他们的世界观，包括政治立场和观点并非没有关系。巴尔扎克的《农民》虽然不得不描写资产阶级暴发户的胜利，他的同情却完全在贵族地主一边。托尔斯泰的《复活》描写地主少爷聂赫留道夫的卑鄙与忏悔，却只能止于宣扬道德的自我完善，而不能从根本上指出当时俄国社会的正确政治出路。这两部小说虽不是政治小说，但由于作家的政治观点和立场的局限，其政治倾向性也是相当清楚的。即使有些作品在政治斗争中持中立态度，实际上体现的也是一种政治立场和观点。如抗日战争时期沦陷区描写风花雪月的文学作品，表面是中立的，实际效果却为日本侵略者和汉奸政权粉饰太平，其政治倾向和作用并非不存在。(二)政治家的思想和行为往往影响到文艺。如毛泽东、周恩来对许多作家艺术家都有影响，包括思想影响和他们所制定的文艺政策的影响。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甚至使郭沫若觉得自己过去的作品都应该烧掉！这都是众所周知的。而有的文学家本身就是政治家，如毛泽东，他的政治历程和思想当然会直接影响他的诗词创作。历史上曹操、曹丕父子与建安七子的关系也是如此。(三)政治制度、权力机构和政治团体的影响。每个人生下来都要生活于一定的政治制度下，受到一定的政府的管理和政党的影响。作家也不可能例外。国家的各级政府作为控制社会的权力机构，它们都可以通过一定的制度、政策和法规、决议等去规范文艺创作。例如世界各国的政府都有“扫黄”的政策规定与相应的强制行动。而一些政党也力求通过文艺的形式宣传他的政见，扩大他的影响。这当然也会对相应的作家创作产生一定的推动和规约的作用。(四)政治斗争和运动的影响。阶级斗争一般都会表现为政治斗争，甚至掀起一定的政治运动。例如本世纪以来我国的戊戌变法、辛亥革命运动、五四爱国运动、大革命和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等，都是阶级斗争或民族斗争集中的表现。在这样的斗争和运动中，很少有作家艺术家能够不站在政治营垒的这一边或那一边，并通过自己的作品表现一定的政治立场和思想情绪。 文学可以起伟大作用于政治 反过来，文艺对政治的影响也不容忽视。毛泽东曾指出，文艺“反转过来给予伟大影响于政治”。尽管不是每个文艺作品都能给政治以影响，但在社会的实际生活中我们会看到，文艺作品通过或歌颂光明、或揭露黑暗，或宣扬理想，或讽刺现实，都会对政治产生反作用。像《国际歌》《义勇军进行曲》那样提出直接的政治号召，或如马凡陀山歌那样，对旧社会的黑暗政治予以尖利的讽刺，这些作品在广大人民群众中都产生过广泛的政治动员的作用，推动了历史的前进；像巴金的长篇小说《家》、曹禺的话剧《雷雨》，都产生过推动许多读者走向革命的作用。当然，历史上也还有些作品由于自己错误的政治思想倾向，对社会生活产生了负面的影响。如前述抗日战争中为虎作伥、美化敌占区的“汉奸文学”。 正由于文学不能脱离政治并起伟大作用于政治，现代政治生活中，政党也必然要不同程度地重视文学和艺术，乃至提出文化和文艺方面的领导权问题。无产阶级政党在革命过程中和夺取政权后，都必须致力于实施文化和文艺的领导权。对此，意大利共产党领袖葛兰西曾有深入的论述。我国瞿秋白当年关于文学大众化问题的文章中也有过论述。在我国民主革命时期，为争夺文艺领导权，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曾展开过激烈的斗争。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著作，更通篇都贯穿文艺领导权的思想，新中国建立后在左倾思潮支配下，更把它强调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对文艺做了种种横加干涉，使文艺的发展遭到严重的挫折。因而，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时期才于《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中既强调“各级党委都要领导好文艺工作”，又指出“文艺这种复杂的精神劳动，非常需要文艺家发挥个人的创造精神。写什么和怎样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在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 全面认识文艺与政治的区别与联系，能够使我们更自觉地在文艺创作、传播、接受的各个环节去正确处理两者的生态关系。人们不应该以政治的特性和角度去要求文艺，也不应从文艺的特性和角度来要求政治；人们不应该要求所有的文艺作品都为政治服务，但也要承认有些文艺作品是可以和应该为政治服务。文艺毕竟只是局部，政治则要总揽全局。认识到文艺不可能脱离政治，这就要求我们的作家艺术家要重视政治，顾及全局。 有利于文学发展的政治生态环境 正确认识客观存在的文艺与政治的关系，还应该促进我们自觉地创造有利于文艺发展的良好生态环境，促进文艺的繁荣，这应当是当代政治权力部门所不容推卸的历史责任。就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不但政府部门应为文艺的发展提供有利的条件，党对文艺的领导也需要不断改进和完善。除了坚持为人民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正确方针，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外，还应如邓小平所说：“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发号施令，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而是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帮助文艺工作者获得条件来不断繁荣文学艺术事业，提高文学艺术水平，创作出无愧于我们伟大人民、伟大时代的优秀文学艺术作品和表演艺术成果。……从各个方面，包括物质条件方面，保证文艺工作者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我们提倡领导者同文艺工作者平等地交換意见；党员作家应当以自己的创作成就起模范作用，团结和吸引广大文艺工作者一道前进。衙门作风必须抛弃。在文艺创作、文艺批评领域的行政命令必须废止。” 近几十年来的经验证明，全面贯彻邓小平的上述指示，对于创造使文艺繁荣发展的良好政治生态环境是何等的重要。 原载：《文艺报》2014年12月08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