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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电视剧《红高粱》在荧屏上落幕，各种争论也尘埃落定。打开某主流搜索网站，输入关键词，网页右侧赫然出现周迅和巩俐的“九儿”形象，等待网友选择“点赞”。前者支持数据已压倒性地高于后者。诚然在笔者看来，巩俐那种山东女人天生的粗骨头厚腰胯，更适合演绎“颠轿”或是“野合”。即使攥着剪子抽泣，可任你把轿子颠个底朝天，姑奶奶那屁股还是不带挪的。而江南灵秀的周迅更适合做一个徽州新嫁的姨太太，心气虽然高，脚还是小的。叫她进到高粱地里，不怕被叶子划伤了小脸？ “红高粱”成为一种文学符号 毋庸赘言，作为莫言的小说和张艺谋的电影，《红高粱》 已是当代中国文化的一座丰碑。而附着其上的过去和现在的种种荣誉与论说，层层堆砌，使其成为上世纪80年代的一片文化高地。对于现今神往80年代文化热潮，甚至结集出专著《追寻80年代》的文化精英而言，小说和电影《红高粱》有着一切至今令其怀想的时代印记：那是政治禁锢松解西方思想涌入下的众声喧哗，那是文化启蒙后的理性回归，那是充斥着宏大理想的个体觉醒，那是尚且寻根又急欲奔跑的大写的人，那是飞扬的激越和浓烈的叛逆。对于彼时31岁的军旅作家莫言而言，中篇小说《红高粱家族》引起文坛瞩目，证明自己吸收西方现代主义阳光雨露而扎根于鲁迅、茅盾、赵树理开辟耕耘的乡土文学沃土，终获根深苗壮花果香。对于昔日38岁，摄影系毕业后分入西影厂的张艺谋而言，是在《人民文学》上看到的那一篇令他耳目一新的文章，然后毫不犹疑自掏腰包买下的改编权。显然，来自民间底层，又从“文革”后重开张的电影学院毕业的张艺谋，正好在这种接受了现代文学观念，抛却沉滞的意识形态宣说，而将历史的解释权放到民间、个体身上的乡土寻根文学上，找到了不安分的革新冲动和创造力飞扬的基点。他不同于前辈第三、四代导演，没有固守的文化代沟。莫言富于魔幻主义色彩的文字描写，充满个性的想象，正适合出身于摄影师的张艺谋运用电影视觉造型，创造瑰丽银幕奇观。而意识流小说的形式，多重人称的叙述方式，更完全符合电影时空自由，叙事视点多样的特性。终于，张艺谋的电影《红高粱》，取文学原作之魂，阐发自我美学主张之神。一反过去拄着文学拐杖亦步亦趋，以电影语言图解，或曰翻译文字 的陈旧电影观。以镜头语言之狂放，书写文学想象之热烈，重塑了电影影像本体美学。最终缔造了八十年代第五代导演的电影神话。也让《红高粱》这一文本，从文学杰作成为大众文化经典。 以电影之形色声光映现于银幕上的《红高粱》，当然更加蓬勃奔放，诗意浪漫。但正如张艺谋所言：“不想弄得有各种社会、人类意识，拍简单点，拍好看了，把人对生命热烈的追求说出来。”原作复杂的历史线索，人物关系，被线性叙事，典型化人物取代。张艺谋在打出个人的、极致的视听造型风格之外，削弱了原作的深度。使丰富多义的原作历史叙述，变为吹拉弹唱，粉墨春秋的历史舞台，东方奇观。 消费历史的泛滥 在莫言获得诺奖后，网上流传一张他和张艺谋在 《红高粱》 片场赤膊并立的照片。当年的张导演不会想到这部电影将一鸣惊人，使第五代导演分道扬镳，自己登临舞台，最终成为堪称当代文化英雄的人物。作为排位第三的编剧的莫言也不会想到若干年后他一朝成为诺奖获得者，一个树欲静而风不止的文化偶像。如果说当年二人的通力合作，将一个涵义丰富的文学文本映现为一个单纯而浓缩的光影写意，成为一种准确而具体可感的时代情绪。那么电视剧《红高粱》，毋宁说呼应的是另一种时代要求，那就是90年代后市场经济浪潮袭来，冲垮了精英文化的高地，泥沙俱下地让一切艺术，都裹上了世俗的土壳。曾经的“媚雅”变成了全面“媚俗”。 昔日的电影面对文学，浇的是一方胸中难抑的艺术热忱之块垒。今时的电视剧面对大众市场，仅仅捡取了经典文本的几个最闻名的形象和桥段，剩下的就是流水线式的电视情节剧制作。片头煞有介事的加注：根据诺贝尔文学奖作家莫言先生《红高粱家族》 改编。以及字幕表中透露的山东、高密等字眼的制片方，摄制地，无所不在地提醒这个剧是因何而拍，意欲何为。背后有着怎样一些行政期待，地域指望，市场翘盼。甚至不顾及演员年龄而请来大明星周迅做主演，情节围绕其展开，镜头对准其聚焦。这种“明星制”，生生抛却了封建农业社会男性霸权对于女性压抑的经典文本内核。所以我们看到了一个“霸气”得不合逻辑的“九儿”。和电影中个个都好像从泥里蹦出来的，被苍天黄土压迫的角色不同，电视剧的演员们都很干净，漂亮，是绝对的荧幕主角。双人正反打镜头在毫无景深的高亮度的优美场景 里，编排一出出言情戏。所谓的历史成为片片写有“抗战剧”、“民国风”、“乡村戏”的应景标签。一切编、导、演、制都是一套生产线上保证其通俗质量的环节。而莫言，张艺谋，这些昔日前卫先锋的文艺青年，今日的文化巨星，创造的经典文本《红高粱》，只是贴在这个商品上，用于唤起购买欲的光鲜商标。 或许有人说，由于艺术特性不同，要求电视剧呈现出电影般的宏伟质感和思想厚度是求全责备。或许有人说当代电视剧制作是在无所适从的政治规诫和“收视率生命线”的市场压力之双重压迫下无奈的戴枷起舞。可是当前几近统御荧幕的这种将“抗战”仅作为某种含糊历史背景和“正确”的导向选择，而任意塞入爱情、武侠、魔幻、枪战、家斗等等元素。既无历史，也无真正的精神满足的产品，是否真的是市场的自由选择？观众的真实需求?这种花哨廉价却铺天盖地的贩卖，是否正是制作各方追求稳妥、急功近利、盲目跟风而形成的全面滥俗的卖方市场？不然何以“抗战神剧”这一名词成为一场网络恶搞狂欢。 平心而论，电视剧《红高粱》的水准，还不到“神剧”那般荒诞。可本来相对于“读画面”的电影，“讲故事”的电视剧更能细致还原文学原著的枝枝叶叶。但我们只看到了一个和原作几乎不相干的产物。我们惊讶于在电影中漫天黄尘的荒蛮农村，在电视剧中成为民宅院落鳞次栉比的生态新乡镇。我们不满看得懂情书的余占鳌流于表面的梗脖子吼叫，徒然虚张声势。我们毫不费力地指认俗套的三角恋和由于郑晓龙的执导，而有意设置的秦海璐的角色，只为搬演女人间的“宫斗”情节。以及女主角步步经营，被诸多男性爱慕，贵人扶助，最终成为某种“成功女强人”的“励志”情节。我们无奈于人物性格情绪因被剧作牵着走，而显得喜怒无常，悲欢无由。我们纳闷这个在形象和功能上貌似《让子弹飞》的“鹅城县长”的“高密县长”朱豪三，他在一个预想中的有着“沉塘”、“匪患”的法外之境里却要承担执法者及调和人的权威与效用，只为不断给漏风的剧情打补丁。这部剧更像是一纸仓促挥就搬挪拼凑的命题作文，一个压榨最后一点“莫言余热”而投入产出的文化项目。正如郑导演自己坦言：“时间紧，能做到及格已经觉得不错了。”其实对于国内观众而言，国产剧的一点进步和用心，都能得其热烈回应。比如同样网罗大银幕明星，先期上映的《北平无战事》。虽受到剧情拖沓，逻辑漏洞，后劲不足的指摘。只因人物塑造的工细和历史还原的严谨，就让包括作家王蒙在内的诸多文化闻人因被历史细节的细腻还原勾连起个人记忆，而为之“一震”。收获了广泛褒扬。 莫言在小说里描写：“一队队暗红色的人在高粱棵子里穿梭拉网，几十年如一日。他们杀人越货，精忠报国，他们演出过一幕幕英勇悲壮的舞剧，使我们这些活着的不肖子孙相形见绌，在进步的同时，我真切感到种的退化。”如果说电影让小说《红高粱》的历史维度降低成为一个老旧的中国舞台，跳了一出深究起来稍觉空洞，但是不乏理想主义激情的舞蹈。那么电视剧仅仅是一台日夜赶工的印刷机印发的画纸，一张写着“红高粱”字样的二维平面。诚如学者戴锦华所言，中华民族复兴的意义之一是找回曾经因为帝国主义冲击和资本主义全球化被“降维”的历史维度。我们需要的不是对于曾经想象的消费主义式再想象。而是立足现实，试图走进历史深处，走进那片红成汪洋血海的高粱地。 原载：《文学报》2014年11月27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