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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20世纪80年代初,文学艺术界刚刚从“文革”中醒来,浸染人们头脑的“批判十七年文艺黑线”的毒素还未洗刷干净,英雄人物必须是“高大全”的创作原则还没有受到批判,文学创作题材仍然还是分城市题材、农村题材两大类,“伤痕文学”引起震动,《爱情的位置》令无数读者惊喜,又有了青年题材的小说,探讨中国青年经过“文革”是迷茫的一代,还是有希望的一代?在这一背景下,河南省文联有创意地办起文学讲习班,听听大家的声音,组织了令文艺界久违了的“采风”活动,具体的领导者是时任省作协副主席的南丁先生。第一期文学讲习班是以给新创刊的《莽原》组稿的名义,约来了河南农村、工厂、学校、机关的近40名业余作者。实际上,这是南丁为组建文学豫军做了组织上的准备。80年代后期,南丁响亮地提出文学豫军这一口号时,豫军的中坚力量有不少出自被称之为“黄埔一期”的第一期文学讲习班。文学豫军与湖南湘军、陕西陕军、山西晋军、京派、海派、白洋淀派等争锋于中国文坛。 南丁本安徽人,少壮来河南,他的骨肉血性与中原文化缠绕在一起。自1949年从华东新闻学院走出,先后在河南省文联任编辑、专业作家、作协副主席、省文联主席兼党组书记,没有离开河南,一直坚守在文艺战线。自1950年开始发表作品,先后有短篇小说集《检验工叶英》、《被告》、中篇小说集《尾巴》、散文随笔集《水印》,以及《南丁文选》(上、下卷)、《南丁文集》(5卷)等问世。对南丁,我是从读书认识,参加文学班了解,从而仰慕他的人格魅力的,这源于原《奔流》主编庞嘉季先生的引见。 那一天,我列读书单子呈嘉季,他看后说:河南作家,你要看南丁的。那一天,距此28年,是个夏天,我在《奔流》帮忙编“蓓蕾专号”。去书店买来了《重放的鲜花》,书中收集了邵燕祥、刘宾雁、王蒙、南丁等人的作品,“等人”曾统统被打成右派,“重放”是对原被划为右派的人和作品的肯定,南丁的“鲜花”是小说《检验工叶英》。 钱钟书说:吃了鸡蛋,不必见下蛋的鸡。那是他自谦。我迷信嘉季,他是资深编辑家、评论家。80年代初,读书热席卷中国大地,嘉季让我列必读书目给他看,他强调南丁作品,我当然想见本人了。我见南丁是在省文联食堂,他吃饭不多,香烟却一支接一支抽,先问,您是南丁老师?又自报家门,他递一支烟给我说:嘉季吹我,你跟他好好学,还有继扬。继扬姓钱,原《奔流》编辑部副主任,打成右派后到西华农场劳改,他与同是右派的原《郑州日报》副刊主任李晴合办一块“劳改黑板报”,甚是精彩。南丁说:一个省级刊物主编,一个省会报纸副刊主任,合办一块黑板报。他俩劳改是“主业”,黑板报是业余,几天一期,管教人员、劳改犯争着看。“老老实实改造,认认真真办黑板报”,右派平反,李晴将在劳改中写出的《太平天国》出版,继扬担任《奔流》杂志的主编。头次见面,南丁没讲自己,却讲了两个右派。在文学班,南丁“广种博收,重点扶持”,多次举办学员作品研讨会,对李佩甫,采取“名家会诊”,请评论家分析其作品的优劣;对周熠是请编辑看完具体指导,开他的作品研讨会,南丁鼓励他说:语言好,能成大手笔。指导孙方友要在形成自己的风格上下工夫;对李长华创作的长篇《轿夫传奇》,南丁亲作修改。所有学员的作品,他每篇必读,每读必有具体的意见附上,包括错别字,语病,他都亲自动手修改。南丁说:这是他的正常工作,开会就得说话,看稿子就要提意见。他的“正常工作”令人感动,难忘,但最让人记忆犹新的是他的开班讲演、名人讲课、组团采风。南丁开班演讲最为精彩的是:搭个窝,你们在这儿下蛋吧!南丁在省文联、省教育学院搭窝供我们“下蛋”。其间南丁又请进来名人为我们“充电”,毕业时,南丁又组团让我们走出河南“采风”。 二 南丁的“下蛋”说,不仅形象,而且大胆。他不讲写工业题材、农村题材、青年题材,他说,不要受题材限制,写什么,怎样写,是你自己的事。全班欢呼雀跃,一阵春风,一阵细雨,滋润来自工厂、机关、农村的作者,刚刚走出“文革”阴影的我们敞开胸襟,心灵释放,放开手脚,自由创作。 南丁请大家给我们“充电”,有李 、于黑丁、王大海、电影导演谢晋、陈怀恺等。王大海谈读书,举例司汤达的《红与黑》,还有我们闻所未闻的《红与白》,讲得最生动的是外国的一篇散文《幸福的黄手帕》。那是一个动人的爱情故事。大海时而正襟危坐,时而站立宣讲,时而泪水涟涟,我们与之共鸣而声泪俱下。陈导讲戏曲电影创作要素,批“外行领导内行”。谢晋导演大讲美国影片《魂断蓝桥》的人性光辉。人类文明应有“抽象继承”,人性高于阶级性。就是这个谢晋,“文革”中《50部电影的毒在哪里》其中有他的《早春二月》、《舞台姐妹》,这两部电影的毒是“人性论”。他开口谈人性,令我们吃惊,因为我们搞文学创作,头脑里要清除的东西多于继承的,比如“阶级性”,我们一直奉若神明,面对“人性”畏之如虎。半个世纪以来,文学界批判过冯定的“英雄冲动论”,冯不提阶级性,而谈人性。批判过邵荃麟的“人性论”。批判过赵树理的“中间人物论”,中间人物论说穿了也是讲“人性论”。批判过秦兆阳的所谓“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他是赤裸裸的反阶级性的。半个世纪以来,文学创作见到“人性”就心惊肉跳。谢晋不仅大谈“人性”,且说人性高于阶级性。令人耳目一新,灵魂震动。 28年前,众老师讲逢其时,众学员听逢其时。所以大家“吃得饱、喝得足,下蛋勤”,向外“突围”,在国内其他文学期刊发表作品,成了文学讲习班的“共识”,张一弓创作出中篇小说《流泪的红蜡烛》,后获全国中篇小说大奖。李佩甫创作了《无边无际的早晨》、《红蚂蚱、绿蚂蚱》,深受好评。张斌的《柳叶桃》、《杨花似雪》在《人民文学》等刊物上发了头条。李克定的《疙瘩妈告状》、杨东明的《摘葡萄的小伙子》也发表在《人民文学》上。李长华的长篇小说《轿夫传奇》,孙方友的陈州系列笔记小说已开始在国内几个大刊物上发出。河南作家,一个群体冲上了中国文坛,令文学界刮目相看。 南丁组团让我们去“采风”,从中南河南郑州出发直奔大西南,再顺江而下,抵华东区上海,风行两万里路,一行14人搭火车,坐汽车,乘轮船,徒步行走。在云南昆明,进石林、下黑龙潭、觅西山古迹,看“五百里滇池奔来眼底”,吃正宗的过桥米线;在四川,登峨眉山,宿红椿坪,报国寺前发思古之幽情,都江堰二王庙里见到两千多年前的水利专家李冰竟提出了“水利是农业的命脉”这一农业的“永恒主题”。看到了“三国”时讨好刘备的张松所栽的歪脖子松树,树如人一般丑。登白帝城,伫立刘备托孤“阿斗”处,想的是刘皇叔自“桃园三结义”起兵护汉室,最终是魏、吴、蜀三足鼎立,历史不以刘氏意志为转移,最终三国归一晋。白帝城是长江边瞿塘峡山上一庙宇,一般是从县城登山,而我们因船抛锚,时至深夜,知白帝城是刘备托孤处,一行人急于前往,夜半出发,险要处,手拉手攀。庙主欧阳见状,说白帝城从无大队作家来,深夜更稀罕。河南人心诚,在成都杜甫草堂,杜甫哭孔明:“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重庆山城夜灿烂,万家灯火如银河倒泻人间。最令人感动的是红岩,是英雄被囚的渣滓洞,观者个个表情肃穆。一部《红岩》竟能改编成戏曲、舞剧、评书、电影、京剧等文艺形式,就又想到了李润杰的快板书《双枪老太婆》,风靡全国。那是一个激情燃烧的岁月,崇尚英雄的时代。在上海,首选参观之地是“中共一大纪念馆”。 三 这般的“采风”在河南文学史上开风气之先。所到之处的当地作协主席,小说家、诗人,惊喜而又钦佩。我们到昆明时正逢雨季,诗人雁冀说:昆明的气候是四季无寒暑,一雨便是冬,昆明的冬天刮来了河南的春风,我们将组团领略中原文化。到了成都,写《达吉和她的父亲》的著名作家高缨,来到了我们的住处,高声大嗓地说:南丁好样的,河南文学雄起了!拜望诗人流沙河时,对“采风”,他评价:“采风”虽然是传统做法,现在做起,要有胆量,我们毕竟是被禁锢了十年啊,南丁是不简单 。在上海,与《上海文学》主编费礼文座谈,他说:有稿子留给《上海文学》,上海人也喜欢红薯味儿。 “下蛋”、“充电”、“采风”。南丁在28年前对河南作家进行了文学的历练与整合。在他出任河南省文联主席兼党组书记的时候,响亮地提出了文学豫军这一口号,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文学豫军的中坚张一弓、李佩甫、二月河、何向阳、周同宾、孙方友、李洱等多交替在各个阶段领风骚于全国。而文学豫军中的两期文讲班办出了三个省作协主席:张一弓、张宇、李佩甫。所以,南丁之于文学豫军,不仅有河南文学的意义,同时具中国文学的意义。 在80年代的后几年,我又直接归南丁领导过。平时相处,大家都很随便。单位里无论老少,都不称南丁的职务,而直呼其名,他也答得爽快。南丁、南丁,南丁成了一个文化符号。 原载： 《文学自由谈》2009年第0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