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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文化源远流长,长安文化的研究古已有之。晚近以来,有关长安研究的成果已颇为丰硕。但长安学概念及理论的全面系统提出并有所规划,则源于2005年陕西省文史研究馆李炳武馆长发表的《积极开展长安学研究》一文。目前虽得到部分学者的响应,但在全国范围,还未引起广泛注意。现在《长安学丛书》“综论卷”等八卷出版,另
有十二卷也即将问世,既展示了海内外长安学研究的丰硕成果,又体现出当代陕西学界锐意进取、勇于创新的愿念,必将使文化学术界对中华文明研究的深广拓展更加充满信心。 20世纪前半期,陈寅恪提出“关中本位政策”(详见其专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他认为于关陇地区建立的北周政权,最初实力不强,但后来则合拼东部北齐,克制南朝萧梁;同时筹划“精神之独立有自成一系统之文化政策”,联接“胡汉诸族之人心,使其融合成为一家,以关陇地域为本位之坚强团体”。陈寅恪提出的“关中本位政策”,其着眼点在于文化。我觉得,这应是长安学在上一世纪的学术渊源。我们可以就学术史的角度,深入探讨长安学的治学历程。 长安地区的文化对于长期从事唐代文学研究的我,有着强烈的吸引力。撰写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的《唐代诗人丛考》(中华书局,1980年),就已甚注意唐代士人在长安的活动。在论及中唐大历时文学创作,特提出当时有以长安为中心、江东吴越为中心的两个诗人群体,受到学界的注意(参见黄霖《20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史·总论卷》)。后于八十年代前期研究唐代科举与文学,就着重论述各地士人应试,在相当长时期居住长安,加强文化交往,促进长安地区文化发展。我于八十年代,与霍松林先生同为唐代文学学会副会长,共同主编《唐代文学研究年鉴》,经常来长安工作,更加深了对长安的感情。在我所著《李德裕年谱》的序言中,特为提及,长安作为汉唐京都的历史名城,给后世留下了丰富的文化积累。现在读到长安学创新之作,“综论卷”等八书,确既有历史文化艺术享受的美感,又得到思辨清新所引起的理性的愉悦。 唐以后,政治中心东移,长安的地位逐渐发生了变化,但是陕西地区仍有文化名家及成果不断涌出。在北宋,以张载、吕大钧、吕大临兄弟等为代表的“关学”,一度与二程“洛学”、王安石“新学”形成鼎立之势。及至明代,关学人才辈出,吕柟、冯从吾等皆秀出一时,王阳明甚至感叹说:“关中自古多豪杰,其忠信沉毅之质,明达英伟之器,四方之士,吾见亦多矣,未有如关中之盛者也。”(《王阳明全集》卷六《答南元善》)清代“关中三李”(李颙、李柏、李因笃)对于关学的承传与发展贡献颇殊,他们倡导“明体适用”、“匡时要务”、“道不虚谈,学贵实效”等主张,重视躬行实践,使关学走上笃实重礼的实学化道路,对关中地区民风、民俗及人文素养影响深远。全祖望即认为李二曲(李颙)“上接关学六百年之统”,“守道愈严,而耿光四出”(《鲒埼亭集》卷十二《二曲先生窆石文》)。20世纪以来,秦地的小说、电影也均甚有特色。美术之“长安画派”、文学之“陕军”、音乐之“西北风”、电影之“黄土派”,再次引起大家的注目。这些丰厚的历史文化积淀与辉煌的汉唐文化,共同为长安学的成立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保障。 中华民族的文化是由不同地域的文化汇合交融而成的。欲深入研究之,就必须注意构成民族文化精神的各区域文化,因此地理或地缘文化的研究角度与方法是必要且有价值的。长安位于我国腹地,“右控陇蜀,左扼崤函,前有终南、太华之险,后有清渭、浊河之固,神明之奥,王者所都”(《旧唐书·郭子仪传》),历史上确有多个王朝设都于此,正如杜甫所谓“秦中自古帝王州”(《秋兴八首·其六》)。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千余年的文化绵延,使其呈现出鲜明的地域文化特征,具有卓越的研究价值。虽然对于长安文化的研究千百年来并未间断,然而对于以长安为中心的关中文化一直缺乏全面系统的梳理与整合,因此以地缘关注为重点创设长安学学科,对长安文化进行系统综合的研究,是颇具前瞻性和创新性的。 长安学的研究,不仅仅是对地域文化的探讨,更是对时代精神文化的整合。长安作为汉唐故都,既有地域文化的特征,又因曾处于政治文化中心而一度具有主流文化的特征。对于长安学的研究,其实也是对于历史上影响中华民族乃至世界范围的精神文化特质的关注与探究,对于构筑新世纪民族精神家园有着很好的借鉴作用。特别是唐代,可以说是一个兼容并蓄、开放进取的时代,文教昌盛,文明远播,彰显着博大恢弘的气象。这种盛世文化的精神气度应当为长安学研究所吸纳和重视。从目前的学科构想来看,长安学是极具包容性的一门学科,在地缘文化的牵引下,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宗教、科技、历史、文学、艺术等多方面的内容。这种不拘泥于一时一事的综合研究视野为长安学的阐释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在此基础上,通过对于不同门类学科所共同蕴涵的精神特质的开掘与融会贯通,可以更为系统深入地揭示盛世文化的内涵,为陕西文化建设乃至中华民族的精神文化建设提供有力的支持。 原载：《光明日报》2009-12-14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