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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写作的变化恐怕连他本人都难以预料，雨城是上世纪80年代成长起来的小说家，当年曾以一批具有先锋色彩的中短篇为文坛瞩目，那时他会不会想到几十年后会以写实的笔墨创作出这本地域文化长篇小说《大醋坊》呢？ 毫无疑问，《大醋坊》有着鲜明的地域文化自觉。在全球化的时代，地域文化越来越显出存在的困境、地位的尴尬和价值的质疑。交通、信息、生产的分工化与规模化，生活方式的趋同化，标准与制度的统一化乃至价值观念的单一化，都使得地域日渐失去其实在性而仅成为空间的坐标、语言的符号，而地域文化也随之成为传统与想象性的存在。人们的难题在于，一方面为了发展与交往，不断求同，另一方面又认识到差异的重要，因为差异意味着个性，意味着丰富与多样，只要无限多的不同性状的多样性基因才可能给发展提供活力与新的可能，否则，就会因同一而进入死亡的“热寂”状态，地域文化的重要性与存在的必要性正是在这个前提下被讨论和实践。 地域文化的倡导与实践途径是多样的，但首先必须获得物质的载体与生活上的存在空间，否则就只有在纸上被讨论。而从最基本上的意义讲，地域文化总是起于自然环境以及人们为适应环境而采取的生产与生活方式，并逐渐积累、定型出物质与精神产品，最后抽象出精神观念。所以，从地方性物质产品入手，应该是深入该地文化的便捷通道。一些物质产品看上去可能与文化无关，但实际上本身就是文化，比如镇江香醋，它的产生与镇江及江南一带的气候有关，而它的生产过程及工艺也成为镇江物质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变革更是经历了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从手工作坊到中西经济与产业文化的碰撞、竞争和交融……其本身积淀了丰富的文化信息，成为解读本地文化的重要样本。雨城的《大醋坊》正是着眼于这一点，从近代中国的变革入手，以一个家族手工作坊老字号“恒昌源”的兴衰史写出了镇江醋业的变革，政治的风云、社会的变迁、西方资本与技术的入侵、地方行业间的竞争是如何影响它的生存与发展在作品中都得到了真切的描写，同时，作品又以镇江香醋的生产、消费为线索，对醋与镇江人的关系，醋对镇江及江南人们生产生活的渗透，以及它在镇江民风、民俗、社会百科中的影响都作了生动有趣的叙述。恒昌源记和镇江香醋在作品中是一个重要的叙述线索，围绕它，雨城对镇江地域文化进行了别具风格的书写。这样的书写不是博物志式的，而是当下的，有着触手可及的生活质感。 我以为《大醋坊》在文学性上值得肯定的地方有三：一是有强烈的命运感。《大醋坊》一开头就将人物置于矛盾之中，恒昌源记的经营到了破产的边缘，外面是催款逼债的，里面是工人讨要工钱的，而没料到事情会如此之糟的老板正在为大儿子操办婚事，所娶之人恰恰又是一直暗恋着二儿子的素芸……许多矛盾纠结在一起，整个叙述显得非常紧凑。二是写出了性格鲜明的人物。我们注意到，许多商界小说在刻画人物时都强调人物对行业的敏感，仿佛“天生我才”，但《大醋坊》在写褚永丰时，却把他定位在一介书生上，本性是一个闲适超然与世无争的人，但命运却让他当上了恒发源记的老板，是他最不愿做的事，所以，褚永丰不仅要与同行、与军阀、与殖民者周旋，更重要的是要与自己内心的另一种力量搏斗，不愿为而偏要为之，这性格就丰富了，人物也就有了神采。第三是语言。《大醋坊》的语言追求在于对方言的使用，用普通话还是用镇江话去阅读这部作品，效果大不一样，这与这部小说的文化追求有关，醋也好，镇江的民间传说也好，民风民俗也好，都是一些文化的符号，而最大的文化符号应该是方言，方言是承载地域文化最直接也是最后的载体，用方言叙述地方的人物与故事是体现地方文化经验的最自然的方式，所谓地域文化到了最抽象的层面应该是性格、气质与“味道”，这味道体现在哪里，就在语言中，所以雨城大胆地使用镇江方言，确实事半功倍地找到了呈现地方文化的途径。 （《大醋坊》雨城/著，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0年6月版） 原载：《文学报》2011年01月27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