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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在《风入松》里创作出“杏花春雨江南”这一佳句的元人虞集，原籍仁寿（今属四川），宋亡后随父侨居于崇仁（今属江西），“杏花春雨江南”的上一句是“为报先生归也”，可见他所说的“江南”是指侨居地的江西崇仁，并不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江南”，也就是苏南或浙江一带。“杏花春雨江南”作为描写江南的富有代表性的名句，现在几乎人人知晓，但它出自何处恐怕知道的人并不多，人们在使用它时几乎完全不去探究它的出处，更不会去考虑所写的“江南”是在何处。因为“杏花春雨”已经固化为江南的象征物了，在江浙之地使用它似乎更为合适。同样地，杜甫《江南逢李龟年》“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写于潭州（今湖南长沙），诗中的“江南”是指长沙一带，当时属于江南西道，正是唐代“江南”的范围之内；黄庭坚《雨中登岳阳楼望君山》“未到江南先一笑，岳阳楼上望君山”，诗中的“江南”是指自己的家乡洪州分宁（今江西修水），当时属于江南西路，是宋代“江南”的范围之内，而岳阳楼和君山虽然离黄庭坚的家乡分宁很近，但却属于荆湖北路的管辖范围，在宋代已不算“江南”，因此他要说“未到江南”。但我们现在读这两首诗时，一般不去探究诗中的“江南”何指，更不会去探究诗中的“江南”现在可否算“江南”，只会感觉到落花时节确实是江南的美好风景，用在苏州、用在杭州也正合适。那么，“江南”究竟如何在我们的头脑里固化为苏杭所在的苏南、浙江一带地域的特定称谓的呢？ 江南作为地理名称在历史上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不同时期的江南所指的地域范围是不一样的。它的原始意义是“长江之南”，是泛称。在先秦至两汉时期一般是作泛称用的。不过，那时候长江中游的南部地区比起长江下游的南部地区来较为发达，因此“江南”一词，在大多数时候指的是长江中游的南部，即今湖北省的南部和湖南、江西一带；有时也指长江下游的南部，即今苏南及浙江一带，即这时候的古书上常指的“江东”一带。魏晋南北朝时期，建康为六朝的都城，故“江南”指称以建康为中心的苏南、浙江一带的现象才逐渐增多。但在中唐以前，“江南”仍是指长江中下游以南的这些区域。中唐以后，用“江南”指称长江下游南岸地区的状况越来越多，两宋尤其是南宋以来，逐渐集中指称两浙路即今苏南、浙江一带。明清以来，更是特别指称环太湖流域的苏松常、杭嘉湖一带。这样，“江南”由泛称逐渐成为专称。 江南，无论是作为泛指的长江以南地区还是作为专指的长江下游的苏南浙江一带甚至是特指的环太湖流域地区，它们的共同点是气候温润、雨量充沛、物产富饶、四季分明，丘陵地带则山清水秀，平原地带则水网密布，呈现出不同于中原地区的自然景观。在秦汉及以前，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重心在黄河流域，长江以南地区尚未得到充分开发，在中原人的眼里这里仍是一片广袤的蛮荒之地。秦汉以后，特别是晋室南渡以来，江南地区得到了迅速的开发，中原人在移居江南的同时发现了这里不同于中原的异样的美，这种美是那样的绮丽、和润、明媚、空濛，充满了灵气和秀气，于是江南的自然风貌、物产人情便成为作家们笔下常常吟咏的题材。唐宋以来，随着江南地区的进一步开发，它与中原地区的联系更为密切，北方作家在江南地区出仕、游历也更为便捷，在他们的眼中江南的山川风物充满了诗情画意，于是在文学作品中尽情地加以描画，而随着经济文化的重心逐渐南移，江南地区的本土作家也迅速成长起来，出于对家乡山川景物的自豪感，他们也同样在文学作品中尽情地渲染家乡的美好。而且，中国的绘画艺术在唐宋时期也发展到了高峰，山水画、花鸟画等各种门类的绘画技艺均已成熟，江南的奇山异水、花鸟虫鱼同样成为画家们笔下情有独钟的题材。这样，文艺家们共同构筑起了人们对江南的美好印象。 而这时期的巴蜀和岭南，虽然和江南地区一样有着秀丽的风光、丰富的特产，但这两个地区在那时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开发，由于交通的原因，偏于西南一隅的巴山蜀水仍是凄凉之地，而进入蜀地的道路更被视作“难于上青天”的畏途；而岭南地区则被视作九死一生的瘴疠之地，是犯人流放之所。所以直到唐宋时期，要不是贬谪或避难等原因，外人一般是不太到那些地方去的。而去了那里的人，除了极少数像苏轼“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那样乐观旷达的人外，一般都会感到失意郁闷，发之诗文，也是投荒万死的凄词苦调，也就失去了赏玩光景、了解风土的雅致，发现不了当地的美感。而江南地区，则地处南北之中枢，与中原地区相邻近，自中原进入江南，凭借着车马舟辑，或陆路，或水行，都非常便捷，可说是占尽了地理之宜，因此自晋代以来的几次衣冠南渡，均以江南为落脚点。对于来自中原地区的人来说，江南地区虽然有着不同于故乡的地理环境、风土人情，但这里的环境和生活显然比故乡还要优越、还要舒适，因此很快就会喜欢上这里，感慨“游人只合江南老”，“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来了就不想离开。带着对江南的喜爱，自然在他们的笔下，江南充满了灵性，充满了美感。 两宋以来，由于中国经济文化的重心移到了长江下游的两浙地区，这里成了全国的财赋重地、人文渊薮，在经济、文化等方面，无论是就长江流域而言还是就全国而言，均居于优势地位。这样“江南”作为地域范围，也就逐渐缩小为专指两浙地区即今苏南、浙江一带。而地处江南核心区域的浙西地区即通常所称的环太湖流域一带，也即现在的苏南、浙北和上海地区，更是成为财赋、文化的重中之重，到了明清时期特别是近世以来，成了最狭义的、特指的“江南”了。 宋元以降，特别是明清时期，两浙地区尤其是太湖流域的吴中、浙西地区一带，凭借着经济、文化方面的绝对优势地位，在科举、文学艺术等方面均达到了鼎盛时期。这时期的诗文作家、书画艺术家在江南地区大量涌现，赞美、描绘江南的诗词作品、绘画作品不胜枚举，而且他们往往结成社团，形成流派，互相唱和诗词，观摩画作，赞美、描绘江南也就成了带有群体性的行为了。如《江南春词集》的创作以及由此衍生出的书画作品就是例子。 自晚唐杜牧写作《江南春》绝句后，不断有人以《江南春》为题目，创作诗词。如北宋寇准、南宋吴文英即分别创制有《江南春》词调。至元代，诗人兼书画家、无锡人倪瓒作有《江南春》二首，并手录示王宗哲兄弟和虞胜伯等人，传至明代弘治年间以后，吴中文人沈周、祝允明、杨循吉、徐祯卿、文征明、唐寅等纷纷传观、鉴赏并唱和。《江南春》在不断流传、唱和的过程中，由两首诗并成了分上下阕的一首词，称《江南春词》，成了一种新的词调。明代中后期，吴中著名的文人几乎都卷入了唱和《江南春》的潮流中去。嘉靖年间袁表编集刊刻的《江南春词》一卷，即收有吴中文人为主的五十多位唱和者的词作八十二首。其实，唱和《江南春》的并不止于吴中文人，而是包括松江、常州、嘉兴、杭州等浙西地区的明代文人在内；而且也并不止于嘉靖年间，终明一代直至清初还陆续有人唱和。现据各种资料统计所得，明代共有七十多人创作有一百二十多首《江南春词》，这还没有包括入清以后的陈维崧等人的唱和之作。 《江南春词集》在后世续有刊刻，直到清光绪年间。倪瓒《江南春》的影响甚至超出了文学领域进入到书画艺术领域。如仇英根据《江南春》的意境创作的画卷长达七米，沈周、文徵明、王宠、文彭等作有题跋，并将自己的《江南春》唱和之作题写了上去。而文徵明等吴中书画家也作有《江南春》画，如文徵明一人即作有《补倪瓒〈江南春〉诗意图》及《江南春图轴》《江南春图卷》等多幅。 《江南春词集》和相关的《江南春》书画之作，是以吴中文人为主体的环太湖流域文人的群体性行为，这一行为自明代弘治年间直至明末清初，延续数代。无疑，《江南春》词作和画卷对江南春天美好景象的描写和刻画，扩大和强化了环太湖流域地区为中心的江南在全国的影响力，使得人们提到江南，便会想到是在这一地区，而想不到长江以南的其他地区其实也是江南、也可以称为江南。 地域范围处于不断向东缩小过程中的“江南”，在明清时期最终定位在了苏南、浙江一带，除了经济、文化等因素外，文学艺术的力量也是不容忽视的。如果说经济、文化的因素造成了“江南”这一地理名称在地域上的迁移，文学艺术则赋予了这一地域以风格神韵，并固化为人们头脑中对这一地域的某种特定的印象。 原载：《中国艺术报》2011-04-11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