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刘勰的“文”、“名”、 “位”三部曲
    马斯洛心理学，将“自我实现”视为人的最高心理需要^[1]。所谓“立德”、“立功”、“立言”之“三不朽”（《左传·襄公二十四年》），不就正是古贤的“自我实现”吗？“三不朽”也者，声名不坠之谓也。不过，它是叔孙豹针对范宣子私家世禄功利论，而倡扬社会公益功利论的重“名”观。但重“名”，确乎是士人的一大传统。
    时至后汉，由于“选士”和“清议”影响，士人求“名”意识大盛，以至《日知录》称“汉人以名为治”（《名教》）。此“名”乃“名教”之“名”。后人描述其得“名”之道云：“先观名行之源，考其乡邑之誉，崇礼让以厉己，显节义以标信，以敦朴为最先，以雕虫为后科，故人崇劝让之风，士去轻浮之行。”（《名教》引《旧唐书》薛谦光语）许多士人“恃其才智，炫耀上京”、“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后汉书•苻融传》）。及其末流，则“刻情修容，依倚道艺，以就其声价”，堕入“纯盗虚名，无益于用”的矫情伪饰，致使“后进希之以成名，世主礼之以得众”（《后汉书•方术传》）。
    魏晋以来名士，则以“才名皆胜”（《世说新语•识鉴》）相标榜。其“名”观虽承汉而来，而又有所不同。他们虽仍“以名节相高风义自矢”，却更加“师心放达”（《日知录•名教》），突出个人风度。他们本“名教本于自然”、“缘情制礼”宗旨，在坚持“君臣”、“父子”大伦的同时，更重个性、才能和风仪，从而将东汉名士之“独行”推向极端。
    但名士们决非为“名”而“名”，“名”与“利”紧密相联。《日知录•名教》论“名节”，称其虽“不能使天下之人以义为利，而犹使之以名为利”。又云：“名之所在，上之所庸”，“名之所去，上之所摈”。《魏志•夏侯玄传》云：玄“少知名，弱冠为散骑黄门侍郎”。可见名显即可为官。因此，“名”与“位”前后相随，故有“名位”一词出现。《南史•徐广传》引何法盛曰：“卿名位贵达，不复俟此延誉。”当然，魏晋以来，也有轻贱“名爵”者。《世说新语•识鉴》载：“张季鹰（翰）辟齐王东曹椽，在洛，见秋风起，因思吴中菰菜羹、鲈鱼脍，曰：‘人生贵得适意尔，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遂命驾便归。”有“菰菜羹、鲈鱼脍”的“适意”生活，自然可以不“要名爵”，但“家贫”之士却难学得。
    史称：“自魏正始、晋中朝以来贵入虽有识治者，皆以文学相处，罕关庶务，朝章大典，罕参议焉。文案簿领，咸委小吏，浸以成俗，迄至于陈后主，因循未遑改革”(《陈书》卷六“后主纪”末史臣论)；“自宋世祖好文章，士大夫悉以文章相尚，无以专经为业者”（《资治通鉴•齐纪二》）。齐梁皇室也多好文。因而寒门士子又多以文名进身，当然需有“伯乐”引进。《南史•始安王遥光传》即曰：“文义之事，此是士大夫以为伎艺欲求官耳。”《梁书》江淹等人“传论”也谓：“观夫二汉求贤，率先经术；近世取人，多由文史。”《晋书•张华传》载，他对“穷贱侯门之士一介之善者，便咨嗟称咏，为之延誉”。《晋书•乐广传》也称，出身“寒素”的乐广，则是因幼时夏侯玄的赏识而起仕。鲍照也是以“才学知名”（《南齐书•幸臣传序》）而进身。由此可见，此间名士，已完全不象汉儒“以雕虫为后科”了。
    粱初以文进仕之风大兴。《南史》卷七十二《文学•周兴嗣传》记述：“梁天监初，奏《休平赋》，其文甚美，武帝嘉之，拜安成王国侍郎，直华林省。其年，河南献舞马，诏兴嗣与待诏到沆、张率为赋，帝以兴嗣为工，擢拜员外散骑侍郎，进直文德、寿光省。”这正是刘勰刚刚撰成《文心雕龙》的时候。
    但“名位”追求却遭遇不公平竞争，庶族士子每受士族、豪门压制。史载，“魏晋以来，以贵役贱，士庶之科，较然有辨”（ 沈约《宋书•恩幸传序》），从而导至“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晋书•刘毅传》）、“所论必门户，所议莫贤能”（裴子野《宋略••选举论》）的不良政风，引致寒门士子的愤懑和抗议。
    

刘勰乃寒门出身，因家贫不得不寄食寺院，依附僧祐。“是以君子处世，树德建言。”（序志）他既已“博通经论”，就不甘永远寄人篱下。无论是为实现政治抱负还是为个人生计，他都必须求“位”做官。所以，他力主“练治”与“工文”相结合（《议对》）。为此，他对仍存的士庶之隔，就不能不心怀愤懑。这正是“或有志而无时”（《哀吊》）、“身与时舛，志共道申”（《诸子》）、“名崇而讥减”（《才略》）、 “将相以位隆特达，文士以职卑多诮”（《程器》）等牢骚、感慨的政治根源，如《程器》纪评所谓“彦和亦发愤而著书者”。
    

但作为寒门士子，求“位”必先成“名”。《文心雕龙》多处就表露出对“名”的推崇，诸如“形同草术之脆，名踰金石之坚”（《序志》），“百姓之群居，苦纷杂而莫显；君子之处世，疾名德之不章”（《诸子》）。而要成“名”，又必先工“文”，所谓“腾声飞实，制作而已”（《序志》）；“唯英才特达，则炳曜垂文，腾其姓氏，悬诸日月”、“丈夫处世，怀宝挺秀，辨雕万物，智周宇宙”（《诸子》）。而《程器》“名之抑扬，既其然也；位之通塞，亦有以焉”一句，又道出了“名”与“位”的自然联结。统观这些论述，不难看出“文”-“名”-“位”的内在逻辑。由此足见，刘勰之志恐不在“文”，而在“位”也即“官”。由《程器》“彼扬马之徒，有文无质，所以终乎下位”论断推测，《文心雕龙》之重“质”崇“实”，决非仅是一种文学标准，实也暗含强烈政治诉求。
    

不管怎样，刘勰之“名”观，已甚少古代“三不朽”的理想主义色采，和后人“赢得生前身后名”（辛弃疾《破阵子》）的辽远，而是更为关注当下现实政治目标。加之南朝“时主儒雅，笃好文章，故才秀之士，焕乎俱集”，“降及梁朝，其流弥盛”（《南史•文学传》），对刘勰更是一个激励。《南史•王筠传》载，世家王筠曾以“范蔚宗云崔氏雕尤”激励子弟学文。刘勰以“雕龙”作为书名，是否受其启发，以文才自许并力求界入士族“时流”呢？
    刘勰的这种人生态度，必然影响他对两晋、南朝作家的取舍。关于《文心雕龙》不提陶潜的根由，有陶潜“近道”、“入宋”等说，恐均欠准确。由《灭惑论》、《文心雕龙》可知，刘勰憎厌的是道教，而非道学，陶潜所“近”者实为道学，而非道教。赵翼《陔馀丛考》早已指出：六朝忠臣几无殉节者，“其视国家禅代，一若无与于己”。王夫之也说，其时“君臣之道丧”（《读通鉴论》卷十五）。有些重臣是几代元老，刘勰将要“取定”之的沈约即是。对此，时人并不视为污点。因此，刘勰不可能因陶潜由晋入宋而厌弃之，何况潜很快便挂冠归去呢。笔者以为，恰是刘勰积极入世、从政的强烈政治关切，使其难容一切归隐者，甚至讨厌对此关切的曲折、隐晦表达。刘勰所不满于玄风的，也只是其“嗤笑徇务之志”（《明诗》）。《文心雕龙》一系列相关论述，证明此论非诬。诸如：“立德何隐，含道必授”（《诸子》）；“及其来选，又称疾不会”（《议对》）；“故有志深轩冕，而泛泳臯壤；心缠机务，而虚述人外”（《情采》），等等。这些，简直就是针对陶潜而发。整部《文心雕尤》，确实没有言及、肯定一个隐士。另外，陶潜之平淡，也不合彦和“以雕縟成体”（《序志》）的文学观。无论如何，六朝最杰出的诗人淡出了视野，应说是刘勰一个难以原谅的失误。锺书老责其不知“于诗咏中拔陶潜”是“识有未逮”^[2]，是为确论。刘勰也不懂，最高当局有时也需要隐士装点门面，与他同时就有个“山中宰相”陶弘景（《梁书•陶弘景传》）。梁武帝对弘景的青睐，恐怕大大超过对刘勰的兴趣。
    “君子藏器，待时而动。”（《程器》）在某种程度上，《文心雕龙》就是刘勰所“藏”之“器”，一种干政之具。这或不是无端猜测之词，也无损于它的学术价值。
    

二、刘勰的“习武”、“军国”情结
    有组织的军事力量，随着国家出现而产生。国家权力是一种强制力，强制的后盾和手段就是军事暴力。罗伯特•比尔施太特认为：“权力是使用武力的能力，但不是它的实际应用。”^[3]武装力量的存在本身，就是对异己分子的一种威胁。当然，如果追根究底，还是马克思那句名言——“暴力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力”^[4]。因为暴力的最终目的是攫取经济利益，暴力工具也需相应的经济支持。汉高祖刘邦，早就领会了靠武力“马上得天下”的法则，它后来演化为“枪杆子里出政权”这一名言。吴思先生总结为：古代中国的“元规则”，就是“暴力最强者说了算”^[5]。
    关于《文心雕龙》重“武”之因，前贤、时贤多以“士大夫文弱之弊”、“主华实相胜”^[6]释之。鄙意以为，其论即或成立，也嫌过于空泛。其真切动因，尚需深入求索。吾邦确实有文、武兼备传统，所谓“武为表，文为里”（《孙子•行军》）、“官分文武，王之二术”（《尉缭子•原官》）。但在一本论“文”专著中数标“军”、“武”，一定另有隐衷。
    汉未以来的利益争夺、社会分裂，无不强化着对军事力量的需求。曹操，就是凭借武装力量统一了中国。他曾表示，决不放弃军权，因为“诚恐已离兵为人所祸也”（《三国志•魏志》裴注引《魏武故事》）。故尔“其时言兵法者亦盛”^[7]。时至魏晋，“将军”称号迅速增殖，不久就演化成独立于军职的军衔阶梯。此后的魏晋南朝列代，又无一不是在刀光剑影中面南登基，军事力量自然非同小可。晋代王衍就曾指出：“中国已乱，当赖方伯，宜得文武兼资以任之。”（《王衍传》）士人仅靠文名，虽可谋得一官半职，却难跻身权要。即使象桓温这样的经学士族，也主要是靠军功进身。因此敏感的儒生们，也每每对武职跃跃欲试。
    然而，社会事象错综复杂。社会最需要的，却不一定是最宝贵的。众所周知，自汉末以来，势家大族力量日盛，从总体上看，魏晋南朝政治就是士族政治。士族政权亟需武装力量，但养尊处优的地位与习惯，又使他们鄙薄武职，重文轻武，“文清武浊”，已成为士族根深蒂固的偏见。司马氏就标榜“吾本诸生家”，而耻为“将种”（《晋书》卷十五、卷二十）。因此，除个别高层将领由士族、宗室担任外，绝大多数中下级军官均由寒人充任，使寒门士子或以乡议清望或以高门赏识而进身。史称：“（晋）武帝甚重兵官，故军校多选朝廷清望之士居之。”（《晋书•职官志》）尽管寒门人士升迁高级将领困难重重，但毕竟有可能以军功跻身上层。陈寅恪曾指出：早在东晋，将领之职“就落在了流人中有武力的中层阶级楚人之手”^[8] “楚人”也即“寒人”。周一良先生则指出：“大抵南朝甲族著姓起家文职，而‘兵户’、‘将家’寒门子弟往往出身武位。但仕宦既进之后，又不论出身，文武官位可更互为之。不过这时依然‘文’高于‘武’，并体现在官僚结衔时以文官居前之上。”^[9]。
    陈寅恪认为：“江南社会处于从东晋贵族制向南朝贵族制的质的转变之中。这一转变以皇权的强化和寒门、寒人的抬头为主要特征。”^[10]有人指出：到晋宋之交，南朝豪门逐渐“弃武从文，先后从武力强宗转向文化大族”^[11]。甚至有人认为，从刘宋起，士族“兵权被解除”，有名将帅“大多出身寒门”^[12]尤因士族人士不善武事，所以政权往往为非出高门的武将篡夺。但由于士族有雄厚的田园经济基础和广泛社会关系网络，新政权又不得不向他们妥协，承认并维护其政治特权。不过，保卫这个政权，毕竟还是要靠塞门武官。这就给庶族士子开辟了一条可怜而又珍贵的官途。因此，南朝的军号虽然仍然面向宗室诸王，但更多情况则是寒门武人依赖军号而发身迁转。梁武帝本人乃武官出身，极为“善骑”（《南史》五十九《任昉传》）。他之欣赏武功，也在人意中。他在大通年间的军号改制，在官品第三至四品之间加置了十六班共160号军号，其目的就是拉长寒人武将的仕进之途^[13]。此事虽发生于刘勰入仕稍后，但其趋势由来已久，刘勰当不会一无所知。
    确如陈寅恪所说：宋、齐、梁三代，均对“北人”相对较为信任，多以“北人”中的“豪族”和“高门”为文武骨干^[14]； “刘裕易晋为宋，依恃的乃是京口楚子集团。”^[15]刘穆之、刘秀之不管是否与勰族同宗，但无疑均属京口集团的莒人，与刘勰有新旧乡谊关系。而勰父尚就在刘宋任越骑校尉。此职乃仅次将军的近卫军领军，地位相当高。可见京口刘氏集团，实有武功传统。由勰传“勰早孤”一语推断，可能由于其父尚早亡，才招至家道中落。但彦和对父辈军功辉煌，想必心怀向往。加之，又有齐梁励武现实政策，就必然激起其从武志向。他主张既“习武”又“晓文”，“文武之术，左右惟宜”，“攡文必在纬军国”（《程器》），即为此志的集中表露。在明其心志的《序志》篇中，再一次强调“君臣所以炳焕，军国所以昭明”，证明刘勰决非随便一说。“然将相以位隆特达，文士以职卑多诮”，又表现了他对时俗“唯以居位为贵”（《晋书•卫瑾传》）的不满，和难以重振祖贤军功的不甘。
    曹氏父子均好文重文。但这决非仅是一种爱好，而隐含着某种政治战略。曹植《与杨德祖书》，在历数文人后即言：“吾王于是设天网以该之，顿八紘以掩之，今悉集兹国矣。”这种重文政策，既可广罗人才，强固王纲，又免得文人在外捣乱，何乐而不为？这大约即是曹丕《典论•论文》“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一语的潜台词。刘彦和“攡文必在纬军国”一说，或本自曹丕，但以“军国”相称或另有深意在焉。查“军国”一词，《全上古三代文》、《全秦文》和《全汉文》均未见，直到《全后汉文》始现。这或与汉末战乱频仍、以军建国有关。至晋代，本词运用竟数倍增加，盖也战乱时运使然也。此后南朝历代均有“军国”称谓。梁武帝以“军”起家，靠“军”维国，加之其时军事人材奇缺，致有前述武帝激励政策。而刘勰本有恋“武”心态，此情此境拈出此语，也就十分自然。这背后，或许埋伏着一段小小军事思想史呢。至于“兵意”对刘勰身世、心态、出处进退，以及对《文心》辩证立论、布局谋篇的影响，通人林中明氏述之已详^[16]，兹不赘论。
    

三、《文心雕龙》书成后的政治浮沉
    一般说来，文论著作不宜大发政治议论，《文心雕龙》前后文论大都如此。而刘勰何以如此？或因受压太甚，情不自禁。但更可能有意为之，让在上位者，尤其是让延誉、举荐人听到其不平之鸣，以争取仕进。刘勰，作为穷愁潦倒、默默无闻的一介书生，如无人引荐，决不可能轻易“奉朝情”。按照惯例，举荐依据则为“文名”。由现有史料看，有条件担任“伯乐”者，只能是其师僧祐和文坛大老沈约。据牟《谱》考证，约“与定林寺早有联系，刘勰必定在负书取定沈约之前就与之相识”^[17]。约“流寓孤贫，笃志好学”，其经历与勰相若，极可能因惺惺相惜而举荐之。当年张华不也曾对穷贱善士“咨嗟称咏，为之延誉”（《晋书•张华传》）吗？而约引“兼记室”，“入居东宫，为步兵校尉，管书记”、“特被亲遇”的经历，竟也与刘勰相似，不知纯属巧合，还是有某种联系。
    《梁书•儒林传论》记载：梁初武帝鉴于“魏、晋浮荡，儒教沦歇”，曾以儒术“收士得人”，乃至“怀经负笈者云会京师”。刘勰极可能因此得以“奉朝请”。刘勰的文才，或也投合了好“文”的梁武帝的癖好。勰的佛学背景，也与武帝的亲佛倾向相合。但奇怪的是，其书出却“未为时流所称”。自打魏晋以来，“为时流所推重”便已成为士人身价的重要标志。由“时流清望”（《晋书》卷六十四《列传》第三十）、“时流名辈”（《粱书》卷一《武帝》上）一类提法可知，“时流”乃为“名辈”、“清望”即士族豪门所引领。故而“不为时流所重”，每与“渐失缙绅之望”（《宋书》卷六十《列传》第二十）相提并论。武帝虽“思阐治纲，每敦儒术”（《梁书•武帝纪中》），但其信仰之“道”，实乃为佛。天监三年即敕曰：“道有九十六种，唯佛一道，是为正道，其余九十五种，皆是外道。朕舍外道，以事如来……公卿百官，侯王宗室，宜反伪就真，舍邪入正。”（《敕舍道事佛》，《全梁文》卷四）以此衡文，《文心雕龙》之儒“道”，显系其所“舍”之“外（邪）道”。《文心雕龙》主旨乃抨击士族轻靡文风，并时或表露对豪族特权的怨愤，其政治、文艺倾向，都不可能获得士族文坛的接纳与欢心。由武帝本传可知，他所好之“文”，实乃歌功颂德之时文，而不是《文心雕龙》这种读起来很费劲的学术“文”。所以，不管沈约怎样“大重之”，武帝也决不会喜欢它，就象他不喜欢沈约的“四声”论一样。这种态度，自然又会强化“时流”的排斥。
    所以，刘勰只能起任基层微官，或担任宗室记室，做点文字工作。但中军临川王和仁威南康王均握重权，有“将军”名号。勰任东宫通事舍人，既可能由于“好士爱文”（《梁书•刘孝绰传》）的昭明太子征召，也可能为两宗室所荐。而其转迁步兵校慰，更可能得力于位居将官的两宗室。 前职多为兼领，位列末班；后职或是虚衔，并不带兵。但前者已属“清选”，可参机要；后者位居六品，已接近“官居五品以上”^[18]的士族标准。作为一介寒士，能有此地位，已属难得。牟先生称此时“正是刘勰一生幸运之际”^[19]，当为确论。
    齐、梁诸帝为迎合“时流”，弥合与文化士族的距离，每附庸风雅，好文乐赋。但作为“马上得天下”的武人，他们又打骨子里瞧不起文人。齐武帝就曾不屑地讲：“学士辈不堪经国，唯大读书耳。经国，一刘系宗足矣。沈约、王融数百人，于事何用！”（《南史•刘系宗传》）对于梁武帝而言，沈约乃开国功臣，却终因文人本色，加之知悉篡齐内幕，也只予高位厚禄而不授重权，致使约几度请辞，最后惊郁而亡（《梁书•沈约传》）。因此，小有文名、政绩的刘勰，决不会入武帝之眼。即使昭明之“爱接”，也无非是“讨论篇籍”、“商榷古今”（《梁书》卷八《列传》二），最多引为文友。牟《谱》称“昭明之‘爱接’，实为冷落”^[20]，抑或稍过，但未视勰为将来助其登基的重臣则确。勰在东宫的两个职衔，也只是清选高位罢了，决非他所想望的“栋梁”之任。
    尽管寒门势力有所上升，但士族毕竟仍占优势。出身塞微的权臣朱异就分明感受到士族贱视的压力，愤慨于“诸贵皆恃枯骨见轻，我下之则为蔑尤甚”（《南史•朱异传》）。又如陈寅恪所论：齐、梁二萧乃“寒微士族中的豪家将种”，“虽非高门”，“亦非微族”^[21]，因而特重维持士庶平衡。梁普通二年，就曾有“明辩士庶”之议，“武帝以是留意谱籍” （《南史•王僧孺传》），清理门户。刘勰虽未入士籍，但东宫两职因属清选，当会承受一定压力。加之勰时已年届“天命”，早迈建功立业最佳时段^[22]，只能退居二线了。由此足可想见，刘勰心情该是何等怅惘。
    刘勰的真正优势，不过是熟悉典籍，尤其是佛经。以此而论，武帝敕其“于定林寺撰经”，可谓人尽其才，用人得当。但他却志不在此。眼见宏图难展，晋升无望，所依昭明又逝，真乃绝望之极。适逢帝礼三宝，佛风昌炽，因便“启求出家”、“燔发自誓”。武帝也乐得顺水推舟，随即“敕许”。按说，彦和恰可依托清静园林，“傲岸泉石，咀嚼文义”（《序志》），但他却无 “圣贤之素心”（《养气》）。“达政”而不可得，“雕龙”又非所愿，思来想去，悲愤何如！其郁结致疾，“未期而卒”，也就在人意中了。
    

四、刘勰人生模式的评价与启示
    在中国，作为知识生产者和运用者的“士”，始自春秋时代。其基本规定，为“士志于道”（《论语•里仁》）。此之“道”，非一般哲理之“道”，而指治世之“道”。阐扬、捍卫、践行这种道义，乃士人基本职责。因而中国知识分子从一开始，就不是如西方那种以传播个人思想为职业的人^[23]。就此而言，刘勰的“原道”、“达政”不管具体内容如何，毕竟是先儒“志道”的余响，体现出一定的人文关怀和社会责任，有值得肯定一面。而况从两晋始，“博学”并“达于从政”（《晋书•荀勖传》），堪任“治国之器”（《世说新语•赏誉》），就一直传为美谈呢。
    历来史论对魏晋南朝士族多有否定。但其主持的田庄经营，促进了经济繁荣；其个性张扬、清谈好文，又激发了思想解放和文艺情采。凡此，均功不可没。但其拥兵自重，纵情声色，重家轻国，又严重削弱了中央集权，进而影响经济发展和国家统一。《晋书》就指王衍“不以经国为念，而思自全之计”（《王衍传》）。《梁书•褚渊王俭传》史臣论也批评，士族地主“殉国之感无因，保家之念宜切”。后来王夫之也抨击士族头领王导“以庇其宗族为重”，“不足以为晋之纯臣”（《读通鉴论》卷十三）。齐梁士族因袭此风而更甚之。凡此，又均过不可恕。在此情势下，刘勰力主“达政”，关切“军国”，实具历史进步意义，不可轻率判为“落后”、“反动”。
    但又不宜对彦和政治关怀评价过高。他虽高调标榜“原道”、“征圣”、“宗经”，而实则已与先儒“志道”大异。儒道“民本”精华已无处寻觅，“从道不从君”（《荀子•子道》）浩气不见踪影，也看不到汉末贤士的“澄清天下之志”（《世说新语•德行》），和过江名士“当共戮力王室，克复神州”（《世说新浯•言语》）的豪情。勰传称其任太末令“政有清绩”，不详确指。但由下文“表言宜于七庙同改”推断，恐也无非礼仪变通之类，不会是亲民“仁政”佳绩。相反，《文心雕龙》对历代帝王每超实褒赞，评论近代文坛也多所顾忌。本来宋代乃“讹滥”文风渊薮，他却以“近世易明，无劳甄序”（《才略》）一语带过。究其根底，无非顾忌仍居要津的文坛大老如沈约辈等。登庸之后，此弊尤甚，对皇廷和宗室的吹捧几近令人作呕（见《梁建安王造剡山石城寺石象碑》）。本传称“京师寺塔及名僧碑志，必请勰制文”，虽文多失传，但其风格恐也去《石象碑》未远。《日知录•两汉风俗》评东京之末蔡邕等人文集“滥作碑颂，则平日之为人可知矣”。我们又该如何评价刘彦和的“滥作碑颂”呢？
    综观彦和一生行止，其道义关怀实含甚多功利，这自与寒族窘迫经济地位有关。当时，只有士族文人才有西方古代知识分子那种“高贵而光荣的闲散”^[24]。确如有人所说，寒门子弟童年就依附寺院，大都是为了避穷，而无关信仰^[25]。勰依僧祐，恐也如是。这也是他依僧祐十余年而未变服的根本原因。由《文心》“动极神源，其般若之绝境”（《论说》）观之，他所重者乃是佛理。即使其“栋梁”之志，也并无远大目标，而深怀进入“时流”的热望。当然，这也是当时士人普遍心态，自有可予宽谅之处。晋代却诜即慨叹：“有人事则通，无人事则塞，安得不求爵乎？”（《晋书•却诜传》）武帝也对此了如指掌，曾渭“学以从政，殷勤往哲，禄在其中”，从而借“每敦儒术” （《梁书•武帝纪中》）招才纳士。士人对信仰的这种功利心态，与王权意识形态整合的左顾右盼相应，遂酿成鲁迅所讥讽之士人“无特操”^[26]信仰特色。
    不过，尽管时风如此，难以独违，也不应无限宽容刘勰功利心态。即在当时，也并非只有这一种选择。差不多与他同时，就有“性质直”、决不“卖论取官”的范缜，违忤圣意发“神灭”之论（《南史•范缜传》），其真理之勇，足令彦和汗颜。时还有司文郎兼中书舍人虞荔，在“左右之任，多参机轴，内外机务，互有带掌”的官境中，却能“淡然靖退，居于西省，但以文史见知，当时号为清白”（《陈书•虞荔传》）。可见只要志趣有异，仍可有不同选择。
    竞争是个好东西。战国时代，由于列国竞争，知识市场相对广阔。故而出现君主“以士为轻重”（《日知录•士何事》）的局面。但这只是昙花一现。时至秦汉，王权垄断知识市场和道义话语权，“士志于道”就十分艰难。从此，士子就始终处于进退每犹疑、“贫富常交战”的心理冲撞之中。而南朝的复杂政治形势，更使这种冲突益发紧张，刘勰悲剧即为一例。彦和轻视陶潜，但靖节却能以“道胜无戚颜”而予化解，而勰却至死在“进退交战”中煎熬。
    近年多有论家指责“割断传统”，似乎传统象件旧衣衫可丢可穿。殊不知传统硬核割而难断，每以“割断”形式绵延不绝。诸如生产资料国有名义的贵族集体私有制，政治权力的高度集中，士人之“毛”附在权力之“皮”上，均是古今为然。因此之故，当代学子迄未挣脱“进退交战”的梦魇。所异者，乃在政治压力之外，又添学院化、专业化和商业化压迫。知识者究竟魂归何处？至今仍前路迷茫。遍观士林，或热中仕途，或醉心职衔，或追逐时尚，或困守书斋；等而下者，既无文德之勇，又乏职业规范，攀龙附凤，鼠窃狗偷；而鲜有人文关怀，和道义承担；那类既具学术忠诚，又能为公义发言者为数了了。吾邦本有“士志于道”、“不治而议论”优良传统。西哲渭，“知识分子必须是独立的观察者，有节制感地履行自己作为公民和舆论领袖的角色”^[27]。国贤也主张“以出世心态，作入世文章”，“既不俯仰媚时，又保持人间情怀”。这或只是知识分子的理想类型，但不值得学人心向往之，起而效之吗？
    “嗟夫！身与时舛，志共道申，标心于万古之上，而送怀于千载之下，金石靡矣，声其销乎！”（《诸子》）尽管《文心雕龙》为政治关切的副产品，却给刘勰带来千古声名，其永恒价值也远超东宫显职和“政有清绩”。文人立志，能不慎乎？新儒家重镇徐复观，生前曾为自己预拟墓志铭曰：“这里埋的，是曾经尝试过政治，却十分痛恨政治的一个农村的儿子”^[28]。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又将如何为自己预拟墓志铭呢？刘勰的镜鉴，可否使人们更加谨慎措词？这大约就是研究刘勰人生道路的当代意义吧。
    

注 释
    

    [1]弗兰克•戈布尔：《第三思潮：马思洛心理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26页。
    [2]钱锺书:《管锥编》第二册《张湛注列子》。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67页。
    [3]丹尼斯•朗：《权力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6页。
    [4]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 819页。
    [5]吴思：《血酬定律》自序。中国工人出版社，2003年版。
    [6]詹锳：《文心雕龙义证》下册。引王元化、刘永济、饶宗颐等人论点，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一八九二页至一八九三页。
    [7]贺昌群：《魏晋清谈思想初论》。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8页。
    [8]万绳南整理：《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黄山书社，1987年版，第174页。
    [9]周一良：《〈南齐书·丘灵鞠传〉试释兼论南朝文武官位及清浊》。载《周一良学术论著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10] 陈寅恪：《南朝皇帝权力与寒门、寒人》，《中国史研究动态》1985年第7期。
    [11]刘跃进：《门阀士族与永明文学》。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340页。
    [12]朱大渭：《六朝史论》。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382页。
    [13]陈苏镇：《南朝散号将军制度考辨》。《史学月刊》1989年第3期。
    [14]《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第191页。
    [15]《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第181页。
    [16]林中明：《斌心雕龙》。（台湾）学生书局，2003年版，第57-97页。
    [17]牟世金：《刘勰年谱汇考》。巴蜀书社，1988年版，第42页。
    [18]毛汉光：《两晋南北朝士族政治之研究》。台北中国学术著作赞助委员会，1966年版，第17页。
    [19]《刘勰年谱汇考》第97页。
    [20]《刘勰年谱汇考》第106页。
    [21]《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朝讲演录》第183页。
    [22]朱大渭：《魏晋南北朝政界名人成才年龄结构剖析》。该文统计显示，当时政界名人建立功业的平均年龄为43.8岁,50岁以后则属于老化期。见魏晋南北朝史学会编《魏晋南北朝史论文集》，齐鲁书社，1981年版。
    [23]雅各•勒戈夫：《中世纪的知识分子》引言。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
    [24]《中世纪的知识分子》第143页。
    [25]王青：《东汉魏晋南北朝时期职业教徒的阶层分析》。《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1期。
    [26]鲁迅：《鲁迅全集》第卷《吃教》。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10页。
    [27]马克•里拉：《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新星出版社，2005年版，第196页。
    [28]徐复观：《旧梦 明天》。载《徐复观文录选粹》，台湾学生书局1980年版，第2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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