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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有大作家，有大作品，才有流派产生的可能，才会有阐释的空间。有了不断产生的大作家的追随者，形成独特的文学生态，流派才得以持续。”近日在泰州举行的第三届全国里下河文学流派研讨会上，作家出版社总编辑、评论家张陵表示，“里下河文学”的概念之所以成立，并被作为一个文学流派得到阐释的可能性，是建立在这片土地上，孕育出汪曾祺这个伟大作家深厚基础上。这种看上去是偶然的历史选择，却成为一个文学流派诞生必然性的动力。 当天的研讨会上，与会人员围绕“里下河文学的多样性与阐释空间”各抒己见，为里下河文学的繁荣发展建言献策。江苏省作协主席范小青表示，里下河文学流派研究的主要依据，一方面是里下河文学持续的创作实践，一大批里下河地区的优秀作家，始终在努力前行，不断提供优秀的文本；另一方面，许多有学识、有眼光、有热情的文学理论家、批评家对里下河文学现象的重视和热爱。以上两者结合，才有了今天能够持续的、不断提升的里下河文学现象的研讨。这样的活动，又反过来有力地推动了里下河地区的文学创作，使之形成令人欣喜的现象。 “里下河文学流派研讨”于2013年正式启动，首届“里下河文学流派研讨会”梳理了该流派的形成和历史，探讨里下河作家群落的分布和集体特征，以及里下河文学区域的研究意义和价值。2014年，正式设立“里下河文学研究中心”，并聘任研究员和顾问，同时召开第二届里下河文学流派研讨会，此届会议提出的议题是“里下河文学与乡村社会伦理”，标志着里下河文学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并且不断完善、不断填补、不断扩展。 里下河文学流派对当代文学的影响 在承认里下河文学流派多样性的前提下，对里下河文学流派的阐释将不回避在小说美学上的突出重点和引领的价值。张陵指出，汪曾祺无疑是里下河文学的一面旗帜，也是具有全国影响的一面旗帜。他对中国当代小说美学的创造与贡献正在不断影响着中国当代小说，这也正是我们进行美学阐释需要开拓的空间。因此，里下河文学流派对当代文学的影响，不仅仅是多样性，不仅仅是一个作家群体，更重要性的价值在于独特性，唯一性，不可重复性。 江苏省作协巡视员、原党组副书记张王飞提出，里下河文学、里下河文学现象自2009年兴化文学现象演变而来，2013年正式提出流派的口号。既然亮出里下河文学流派这面旗帜，作为一个成长中的文学流派，如何让人认同，还需要积极采取动作措施，进行打造。 “首先我们有领军人物汪曾祺，现在还有毕飞宇、鲁敏、罗望子、王大进、朱辉、刘仁前、庞余亮等一批作家。从流派打造上来看，不仅需要评论家一起努力，还要有活跃的作家活动，由里下河作家们发现自己趋于一致的文学主张、审美风格取向等。具体有哪些，特质是什么，还需要深入研讨。另外，流派的定义可以再严谨一点，比如缩小一点范围，将审美相近的作家组织起来。我们要做的不仅是多样性，还要深入讨论共同性，找到一致性，这样做影响会更大。比如作家们笔下的里下河的元素是如何表达的，地域文化如何呈现的，塑造的人物形象具有怎样的特征，语言上如何使用方言俚语，具有鲜活性等特点。”张王飞认为，不能从概念出发，而要从一群具体的作家作品出发，找到里下河文学风格审美取向特征，归纳起来，培育起来，才能催长它进入文学史。 “正在生长中”的文学流派 严家炎在《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创作流派是一种客观存在，它是自然形成的，通过作品来显示自己的特点的，而不是人为地主观地划分出来的。自然形成是指流派是时代要求、文学风尚和作家美学追求的结晶；而特点，则是表现在一群作家身上的大致趋同的艺术风格的特征。这两个方面是缺一不可的……” 山西大学文学院教授王春林注意到，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按照严家炎在《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一书中的考证研究，就先后存在过乡土小说、自我小说、“革命小说”、心理分析小说、社会剖析派小说、京派小说、七月派小说以及后期浪漫派小说这样八种小说流派。这些众多文学流派的存在，也还同时确证着那个时代文学创作的总体繁荣。 自打进入1949年之后，曾经一度琳琅满目的文学流派，便陷入了极端萧条零落的状态之中。放眼已有60多年历史的一部中国当代文学史，真正称得上成熟的流派，已然处于凤毛麟角的状况。除了以赵树理为盟主以山西作家为主体的“山药蛋派”，以孙犁为盟主以河北作家为主体的“荷花淀派”之外，大约只有“文革”结束前后出现的“《今天》派”（或“朦胧诗派”）可以被看作是成形的文学流派。此种凋零格局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当与时代政治对于文学的过分钳制密切相关。 “新时期文学中虽然没有成熟的文学流派形成，但这却并不就意味着彻底丧失了流派出现的可能。这其中，以汪曾祺为宗的里下河作家群在新世纪中国文坛的出现，就显然带有文学流派雏形的意味。”王春林认为，从根本上说，里下河作家群的集结成形，与汪曾祺示范性的影响存在着不容剥离的内在关联。“里下河文学流派是一个‘正在成长中’的流派，里下河地区的众多作家在创作上表现出同一审美属性或倾向，虽然没有自觉地提出文学主张，也没有刊物，但是却有代表性的作家，从文学的多样性来讲，里下河文学无论作为流派，还是作为作家群，作为创作整体现象，其文学意义与文学史价值同样重要。” 虽然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文学流派，但其思想艺术风格大致相同的这一批作家，被理解为一个生长中的流派的作家群或“文学共同体”。细致考察里下河作家群的创作历程，即不难发现，这批作家的创作其实大多数都起步于新世纪之前的1990年代，只不过他们那个时候的创作更多地集中于中短篇小说文体而已。进入新世纪之后，或许与一个长篇小说时代愈益向着纵深处的发展有关，此前集中注意力于中短篇小说文体的里下河作家们，也开始把创作精力转向了长篇小说文体，并且在不长的时间内就先后奉献出了若干有代表性的文学文本。具体来说，这些作品主要有毕飞宇的《平原》，刘仁前的“香河”三部曲（包括《香河》《浮城》《残月》三部长篇小说），刘春龙的《垛上》，顾坚的《元红》与《青果》，庞余亮的《薄荷》，曹文轩《草房子》，罗望子《暧昧》，钱国怀《南瓜花》，沈光宇《水性杨花》，顾维萍《水香》，李景文《烟花三月》等。 各种体裁应该都有长足发展 对于里下河这片文学的沃土上涌现出的文学家，在前两次研讨会上，专家们用了三种概念，里下河文学流派，里下河文学，里下河文学共同体。常熟理工学院教授丁晓原更倾向于里下河文学共同体的概念，所有里下河作家都共同参与了里下河文学共同体的建设。 丁晓原从散文的角度展开自己的看法。他认为，里下河散文的起点很高，如汪曾祺，既是小说家也是散文家，毕飞宇是小说家，但已出了三部散文集。汪曾祺的散文写作的量很大，特色非常鲜明，其特色既是个人的，也是里下河给予的。汪曾祺的散文是文人的散文，受周作人闲适散文的影响，从容、雅致。他自称他的小说是以散文笔法来写的，题材是日常风俗方面的，如《多年父子成兄弟》，生活气味很浓。里下河还有一些标志性的散文作家作品，比如夏坚勇《湮没的辉煌》、《旷世风华》，费振钟《黑白江南》、《堕落时代》、《古典的阳光》等，成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历史文化散文的重要书写者。 此外，在里下河本土作家中，也有很多优秀的散文作者，如刘春龙的《乡村捕钓散记》，作品抒写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农耕文明特有的文化生态，题材独特，包涵独特的价值取向。庞余亮的散文《半个父亲在疼》，写了一个中风的父亲，改写了以往写亲情的模式，很另类，但蕴含了本真，感人肺腑。在现在散文大量被复制的时代，丁晓原有一个期待：里下河是永远的里下河，里下河是一个值得开采的散文富矿，值得深挖。 中国有很多文学流派是后来命名的，比如七月派，九叶派，甚至是荷花淀、山药蛋派，并不是一开始提出文学主张与宣言，有一些甚至在文革中还受到冲击。扬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叶橹提出，里下河文学流派口号的提出，是在当今宽松的文化环境中提出的。从流派发展来看，荷花淀派、山药蛋派后来能够继承和发扬孙犁、赵树理文学观念的不多。里下河文学流派不仅有汪曾祺这样的旗手，后来又涌现出了毕飞宇、刘仁前、庞余亮、顾坚等一批作家。从文学多样性来看，里下河文学一方面要发展小说、散文的优势，另一方面，也要发展诗歌，各种体裁应该都有长足发展。另外，里下河文学还具有民间性的特点。汪曾祺擅长写小人物，风格很传统。其实，里下河民间有很多惨烈的故事，叶橹认为可以发展成像《静静的顿河》那样伟大的小说。“我们似乎缺乏肖洛霍夫的野心，单有小桥流水还不够，里下河作家要能够发展和深化里下河文学的传统，并拓展写作的题材空间，未来写出类似《静静的顿河》那样伟大作品不是没有可能。”叶橹说。 《扬子江》诗刊原主编子川在20世纪80年代就接触到“里下河文学”这个概念。他回忆说，当时曾经想办一份名为“苏中文学”的报纸，请汪曾祺先生提写刊名，但汪老认为不准确，应该是“里下河文学”。 “现在里下河涌现出了一大批作家，形成一种文学现象。从里下河文学多样性与阐释空间来看，里下河文学具有文体的多样性，写作者身份的多样性等特点。”子川也曾探究过里下河那么多作家从事文学创作的原因。从发生学角度讲，里下河处于最低洼的地区，走出去很难，于是想要找到一种精神渠道，也就是文学创作，他们最终通过文学的渠道，像鱼那样游了出去。 在乡 望乡 返乡 目前依然在本土写作的作家，评论家汪政和晓华称之为是一种“在乡”式的写作。刘仁前、顾坚、刘春龙、周荣池等等都属于“在乡”式写作。他们的作品都是在里下河乡村人伦、文化与政治背景下展开的，又都随着故事的展开而展示出这一地区的自然与人文风景。 相比较而言，毕飞宇、鲁敏、朱辉、王大进、楚尘等人在里下河文学中就是一种“离乡”式的书写。与“在乡”式书写一样，离乡也不仅仅看其是否离开了地方，比如罗望子、庞余亮虽然没有离开地方，但也体现出强烈的“离乡”式书写的特点与倾向。毕飞宇虽然写出了与里下河生活密切相关的《平原》《玉米》以及不少中短篇小说，但这些作品的人文内容、价值设定并不都指向里下河，里下河更多的是素材、载体，他在作品里试图表达的是另一种社会与人生的思考。这也就是毕飞宇写了那么多里下河，却没有被目为乡土作家的原因之一。这方面鲁敏可能与毕飞宇有相似的美学策略。许多评论家曾对鲁敏未作任何说明便中止了“东坝系列”而扼腕不已，殊不知鲁敏本人对人们将东坝作为她的标签早就警惕，更不在意这一系列是否是乡土文学，她对这一枚邮票毫不珍惜。也就是说，里下河作家群，一直在进行两方面的努力，他们共同面对这一片乡土，但有的选择反复进入，有的选择出走，至少若即若离，并且都成功地构建了自己的意义图式，给读者预设了相应的阅读期待。在他们的创作中，里下河还在，但多少带有他者的意味。 汪曾祺一直被认为是里下河文学的泰斗，并且是这一流派的美学标本，其实，他就是“返乡”式写作的代表。《大淖记事》标志着他对高邮故乡的回归。与汪曾祺不同，费振钟对里下河的书写更带有理性的分析和文化的解读。费振钟近年来的“乡镇观察”写作非常值得关注，他接续的是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乡村建设传统。在这一系列写作中，费振钟将家乡兴化的一个个乡镇作为观察对象，每次选择一个观察点或话题，但都是关于中国乡镇的过去与未来，这样的写作在里下河文学中显然别开生面，他开启的无疑是里下河文学的“人类社会学式”叙事路径。而不管是汪曾祺还是费振钟，真正的“返乡”式写作必须是携带了别一种价值观。这三类写作很难说谁是里下河文学的代表，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切入，各自呈现出里下河文学的丰富性、多面性与不断的可能性，正是这种和而不同的局面构成了一个地域性文学写作的独特性和内存的张力。也正是鉴于这样种不同写作类型的辨析，我们才主张对里下河文学，不管是作为文学流派，还是写作现象与作家群体，都应该持开放的态度，而不是将其封闭，用一种风格去定型它，并且削足适履地将许多不同的写作对象纳入其中。特别是对这种正在行进之中的文学更应如此。 与地方知识建构与社会文化建设的职责，并且使这一写作在方式与文体上显示出地方文学原初的活力，而这也是一个地域性文学流派或地方写作群体的功能、写作方向和呈现方式。这样的写作与现代文学意义的写作一起构成里下河文学复杂性、有机性与生生不息的活力。 流派的形成共生性是坚实的基础和保证 支持里下河文学流派形成的因素，并非只有一种，也不是简单的地理范围上的群体组合。江苏省作协专业作家，施耐庵文学院院长费振钟曾经强调“里下河文学共同体”说法，以此而言，他觉得应该从里下河文学的“共生性”分析中，确定里下河文学流派的核心因素和基础，以及美学风格认同的可能。 费振钟表示，里下河文学的多样性、差异性是不言而喻的，不过还要回到一个共生性的问题。“谈里下河文学的共生性，我觉得可以从几个层面上来分析。一是身份共生，即在里下河地域环境中，写作者身份的共生性，决定了他们对于文学的选择，以及文学价值观念共有与构成。第二是经验的共生性，里下河所有写作者的文学经验，几乎无一例外都来源于他们在这里生活的童年经验，这种经验从汪曾祺一直延续到现在的众多写作者，比如曹文轩和庞余亮，他们的童年经验甚至决定了写作的品质。第三是文化的共生，这个地区有着特殊的“里下河文化”形态，这一文化既是历史形成，也是由江海土地的自然环境逐步塑造出来的，里下河作家从这样的文化中汲取营养，完成他们的文学个性和风格。最后是精神和心理的共生性，这一点尤为内在，是里下河文学及其作家生长的核心。” 有这些共生性，里下河作家的多样以及阐释的空间，才能够成立。费振钟认为，从多样性回到共生性上来，才能对里下河文学有深入的理解和认识，从每一个里下河作家具体写作中，不仅看到他们创作和作品的差异，还要看到这些差异，是在什么情况下产生的，也就是要从差异中，发现他们其实是“里下河”内核共生下的裂变。这样，我们才不致于在文学写作的多样性分析上，与里下河文学的风格统一性上产生矛盾。而一个流派得以形成，对里下河作家来说，共生性才是它的坚实基础和保证。即便有的作家掩饰甚至不承认里下河作家的文学身份，但是终究无法摆脱里下河的共生土壤对他的染色。 有评论认为，目前纳入到里下河文学流派的作家队伍比较庞杂，是否需要“清理”目前纳入到流派的作家队伍，以求更加严谨规范？在费振钟看来是不需要的。作为一个文学共同体，现在所列入的作家，是一个“里下河文学共同体”，尽可能要在研究和阐释上有广泛的眼光和范围。至于里下河文学流派，还在生长和逐步完型，在以后的变化中，自然可以分别出核心和边缘。他表示，里下河文学本身充满活力，要走得更远，一是看作家们在取得文学共识的基础上自觉的努力，一是看批评和研究对于里下河文学的发掘，以及长远关注和研究他们中主要作家们的创作走向，提供重要的信息，并为里下河文学进行一种风格学和文学史“塑型”。 被“文学”塑造的地方不应只是地图上冰冷的地名 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蔡翔提出，里下河文学流派打造，已经有了充分的平台，同时已经深入到写作方法、风格的探讨上。除此之外，他建议提倡一种写作态度。 里下河文学倡导的是老老实实的写作态度。“我之所以提倡这种老老实实的态度，因为一个职业的作家，持续长时间的写作，会有一种把自己写空的感觉，我希望里下河作家用‘脚’写作，老老实实的踏在里下河土地上。”蔡翔说，应该从当下发展中时代来研究里下河文学。里下河有的地方水面被填成了耕地，发生了很大变化，里下河文学要能够对这个时代进行综合、深入的阐释，因为在无法解释的地方，才是考察作家写作能力的地方。我们所谈论的里下河乡土文学，是从“五四”新文学发展而来的，因为有外在的力量进入，才促使作家们反观养育自己的村庄，我们不能很封闭地看里下河，而要综合来看。“里下河文学”是乡土，又不仅是乡土，而是完整地再现一个“地方”的变迁。这个“地方”，由各种抽象的关系构成，而文学要考察的，也正是这些抽象的关系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小说评论》杂志主编李国平认为，里下河文学研究已经形成了理论性总结和框架建构，还应进一步考虑，一是要使得里下河文学具有开放性，也就是如何将里下河文学研究和文学的时代性、历史性的话题、问题相结合，把它既作为一个历史话题，也作为一个时代话题来讨论。再比如里下河文学的传承性问题，一方面要关注经典性作家，如汪曾祺，另一方面，也要关注上升期的、当下里下河本土的作家。再比如里下河文学的宽阔度问题，里下河地区何以产生这么多的评论家，这里有没有文化的原点？这些评论家的话语除了专业性，有没有共同性？就文学内部而言，这些走出去与在现场的评论家，给里下河文学带来了多少思想资源和启发，在智库和思想库的意义上，与本土的创作发生了怎样的关联，这些都是我们值得挖掘的地方。 里下河文学流派既是地方性文学谱系和传统的梳理，又是地方文学成果的检阅，而且我们可以看出文学生长丰富的清晰的肌理，可以勘探里下河文风昌盛的秘密。南京师范大学教授何平认为，这些年，“里下河文学流派”正渐渐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引人瞩目的文学现象，它的与众不同的地方不仅仅是因为从泰州这个“地方”走出过不少“著名”作家，而是数量可观的“文学无名者”——大量的普通人成为自觉的写作者。而在当下整个中国文学生态中，需要正视的恰恰是这些“业余”的地方性写作者之于其个人的精神建构，之于地方文化建设，之于整个中国当代文学格局的意义。一个个被“文学”所塑造出来的风格鲜明的地方就不会只是地图上冰冷的地名，而是有着自己的历史、逸闻、风习、语言、情性等的“活”的地方。 原载：《中华读书报》（2015年11月18日12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