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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口承活态文化对丰富民间文化具有重要作用，应该努力营造活态文化的传承机制。在口承文化空间日益缩小的态势下，搜集整理民间文化使其文本化也是必要手段。在口传文化文本化过程中，民间力量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是民族文化传承的主力。 关键词: 裕固族; 民间力量; 民族文化; 传承主力 裕固族在历史上是一个游牧民族，游牧民族的文化是一种“游”动的文化，在 “游”的过程中得到物质和精神层面的稳定。游牧文化作为一类象征系统，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仅是一种生计方式，也是一种社会秩序，一种能使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保持平衡关系的秩序。 不少汉文史书记载，裕固族的祖先曾建立过强大的游牧回鹘汗国，也有过辉煌的历史，但是没有留下自己民族文字记载的历史。500 年前的历史只靠一首不过百行的叙事诗———《我们来自西至—哈至》来传承; 婚嫁礼仪靠一首首口耳相传的歌谣和反复吟诵的《阿斯哈斯》、《尧达曲格》等颂辞组成。具体到家庭，过去很多裕固族家庭的孩子不仅没有见过自己的爷爷奶奶，甚至连爷爷奶奶的名字也不曾记得。这就是裕固族，一个只有万余人口的民族数百年来在 “游”动中传承历史和文化传统的模式。 社会学家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写道: “在这种社会里，语言是足够传递世代间的经验了。当一个人碰着生活上的问题时，他必然能在一个比他年长的人那里问得到解决这个问题的有效办法，因为大家在同一环境里，走同一道路，他先走，你后走; 后走的所踏的是先走的人的脚印，口口相传，不会有遗漏。”② 一 笔者曾经撰文认为，对游牧民族而言，文本也许不是最重要的，更重要的是口传活态文化。当今社会，应该想尽办法营造口传文化的生存机制。如果我们过于强调搜集整理，并将其进行大规模的文本化，那么丰富多彩的裕固族口承文化也许就要遭受 “历史化”的命运; 再则对游牧民族而言，文本化过多也会抑制口承文化的发展，口承文化自由发挥的空间会缩小，最终导致口承文化的消亡和 “游”牧文化的僵化。③ 近年来，随着裕固族地区现代化和城镇化建设步伐的加快，裕固族的传统民俗也在发生巨变，其中一个重要变化就是随着口承文化传播空间的日益缩小，而转向对文本化的追求，其中最初的代表性变化就是兴建家谱、立墓碑刻碑文和撰写 “革命”回忆录。 其中 “革命”回忆录首先在一批裕固族退休干部中兴起。2003 － 2005 年前后在部分裕固族家庭中流传着一种以叙述个人成长经历为主要内容的内部印刷品，其中以《难忘的岁月》和《行迹》为代表。该类图书的框架结构基本一致: 正文由“家族和家庭”、 “童年和亲人”、 “学生时代”、“教师生涯”、“‘文革’岁月”、“步入行政岗位”、“退居二线”、“游览祖国大好河山”等部分组成。其中正文前都附有30 ～ 40 张本人及祖母、父母亲、岳父母、伯父叔叔、堂兄弟全家，儿孙、侄子等全家照片。最有特色的是附录部分，包括“某户族家庭成员及后代一览表”、“家族成员简介一览表”和 “主要社会关系简介”等。 虽然是一部部个人成长史，但是部分正文和附录及插图也构成了一本本裕固族社会文化变迁史，作者在后记中也表达了这样的意思: “在这部传记中还附录了部分家谱的内容，其目的主要是为了说世系、序长幼、辨亲疏、尊祖敬宗、睦族爱族，且比较关注亲亲之道的提倡。( 《难忘的岁月》) ”; “回忆录中还附录了部分家谱的内容、社会关系简介、以及自己参加革命前后的履历、荣誉方面的情况，其目的主要是为了说世系、序长幼、辨亲疏、尊老敬宗，以便使儿女们不要忘记历史、忘记老辈们的艰难史，予以传统的继承。( 《行迹》) ”。 除此之外还有一批裕固族退休干部正在撰写，或已经完成了关于自己工作经历的回忆录。这些回忆录虽然还没有变成印刷物在家族内部流传，但是经过笔者近几年逐门逐户的调查访问，也搜集到不少。 二 2015年3月，笔者接到家乡白文信先生的电话，嘱托笔者给他的书写一序言，他说自己原来在基层工作期间就对裕固族风情习俗非常感兴趣，也是一位民间文艺爱好者，退休后花了近十年时间，整理撰写了一本有关裕固族民间文化的专著。几天后收到的书稿让笔者惊讶不已，内容非常丰富，几乎涉及裕固族民俗的各个方面，从中足以看出作者平时所下的功夫以及对裕固族传统文化的热爱和执着。 其中最值得一说的是，作者收集整理了2334个具有裕固族文化特征的裕固族语言名字，有些名字还举例了含义。这些名字中包含有部落姓氏、祖先姓氏、氏族姓氏，各种封号、称号、王号名字; 还包括乳名、大名、经名、赐名、地名、物名、动物名、天地日月名、山名 、海河名、花草名、绰号名、形象名、变义名等。他说这些都是“来自民间、档案、史料、传说、回忆和现在使用的。为今后传承裕固族姓名提供了参考资料及其采纳的空间。整理的这些名字只是一部分，还有很多名字未被采集到，很遗憾，表示歉意。” 虽然书中整理的其他民俗如婚俗、婚礼颂词、剃头仪式、剪马鬃仪式以及酒宴颂词等都非常重要，但是从民俗的功能和实用角度而言，整理裕固族常用人名显得更加紧迫，更加重要。 笔者近年来在国内外学术会议上多次呼吁尽快调查整理裕固族常用人名。目前的状况是取裕固族人名的社会需求越来越强烈，但是裕固族传统人名资源却越来越枯竭和萎缩。 在一篇论文中笔者曾这样写道，改革开放后，随着裕固族文化传统的恢复与民族意识的增强，不少裕固族人开始恢复裕固族名字，或新取裕固族名字。进入21世纪后，80后开始走向社会，据调查，80后对自己的文化身份、民族身份以及信仰意识特别在意。出现一种信仰危机与身份焦虑。体现在裕固族年轻人身上就是希望有一个外在的符号，这就是现在流行的80后纷纷给孩子取裕固族名字现象。80后是我国全面实行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一代，他们在积极接受国内外现代文化以及优越的物质生活条件的同时，也失去了吸收母语文化的机会和环境。长大后才发现自己的身份特征如此模糊。虽然如此，但是他们并不就此放弃，正如席慕容诗歌所言“虽然己经不能用母语来诉说，请接纳我的悲伤我的欢乐。”针对裕固族而言，在经济一体化和文化多元化的大背景下，随着裕固族族际通婚的普遍化，裕固人在 “名字”———这一外在符号中渴望烙下民族印记的愿望越来越强烈。 人名作为一种符号，它传达的是一种特定的文化价值，其中铭刻着民族文化观念，隐寓着不同的希望和追求。因此我们对裕固族命名文化的当下窘境不可漠视，应特别关注。虽然人名问题没有衣食住行问题那么具体可察，但是它同样属于民生问题，是裕固族人民精神文化诉求的重要内容。台湾排湾族盲诗人莫那能 1989 年写下这样的诗句: 《恢复我们的姓名》 如果有一天 我们拒绝在历史里流浪 请先记下我们的神话与传统 如果有一天 我们要停止在自己的土地上流浪 请先恢复我们的姓名与尊严④ 笔者一直呼吁地方政府应该把裕固族人名普查工作纳入民生问题来关注和解决，应该组织相关人员普查、搜集、整理裕固族常用人名，汇编《裕固族常用名手册》⑤，让裕固族人民有命名的依据和资源库。 今天看到民间行动的斐然成果，心里有一种莫名的感觉，不知是喜还是悲。 三 我们可以把白文信先生的民间行动视为游牧民族 “口承文化”渴望文本化的一种诉求。 游牧民族的历史文化过去一直依靠口头传统来继承和延续，尤其在下层民众不掌握文字 书写能力的时代尤其如此。随着新一代文化人的产生和书写能力的具备，裕固族民众开始不满足于过去那种口口相传的传承模式，他们努力追求文本化的历史和文化传统。这种诉求不仅体现在今天这样人口较少的裕固族当中，其实过去在其他民族当中也经历了大致相同的经历。例如回鹘蒙古文在蒙古人中间普及之后， “每一位蒙古贵族都力图成为一个有知识的人，拥有私人的笔帖赤( 识字的人) 。13 世纪前半叶，这些笔帖赤多来自回鹘人，他们成为蒙古各机构的核心，培养了大批蒙古学子。”⑥ 对于一个文字已经失传，口头传承也面临濒危的民族来说，将口头文化传统文本化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从作者序言中可看出其艰辛的心路历程， “在写作工过程中，由于自己文化程度低，汉语言文字功底浅薄，全靠查阅词典帮忙。多亏了在本县基层工作20 多年的体验以及裕固族文化植根于畜牧业经济的草原民族文化的熏陶，给我打下了深厚的基础。 在这本材料中除了本民族自然生活习俗风情的记录外，对理论研究几乎等于零，受环境条件的限制，无法读到专家、学者们的学术研究论文，只能是怎么看到的怎么写，写到哪里算到哪里。以本民族人的感情写本民族的事情，为后人留下一点历史的足迹，这就是我矢志不忘记录裕固族文化的初哀，虽然说不上是全面详细，但却是真诚和虔诚的。” 当今时代，人们在追求经济发展，物质富裕的同时，精神文化需求日趋旺盛，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对发展文化提出更高要求。裕固族老一代知识分子退出工作岗位之后，又自觉担当起民族文化建设的使命，这让我们由衷钦佩，也鼓励和鞭策着我们。 在一个民族生活的语境当中，我们不一定能意识到现实生活对我们的意义有多大，也不一定知道自己在生活中扮演的角色有多么重要，以及在日常交流中的 “表演”对文化传播和保存又是一种什么样的意义和作用，但是人们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一饮一啄都是我们研究的对象，其中包含和传达着重要的文化信息。文化是一个民族谋求发展和增强民族凝聚力的根本和基础，也是一个民族迸发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让我们共同行动起来，像呵护自己的眼睛和生命一样精心呵护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文化传统犹如我们的粮食，我们可以一天不吃东西，但不可能一直不吃东西，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不是想丢就能丢掉，想忘记就能忘记的，它是一个民族的生命根基和遗传基因。 四 围绕本书，从学术角度还是有很多问题值得讨论。民间文化是一种以非书面、非官方或非正式的形式流传和保存下来的某一社会或族群的文化传统，这些文化传统的内容、形式、风格及传播过程和方式都是活的、流动的，因此也就永远不会被全部记录下来，人们只能通过生活中的耳濡目染、亲身经历、切身体会，观察模仿来获得。这样的传承方式决定了任何民俗事项都不可能只有一个文本，因为每一个人在讲述、表演、模仿和重复某一种民俗事项时，都可以说是一种再创造。如果十个人讲述裕固族《婚礼颂词》或《剪马鬃颂词》就会有十个不同的版本，虽然主要内容不会有大的变化，但是细节总会因为讲述人的个人经历、见识以及现场气氛、听众需求等会发生这样那样的变化，因此，把若干个不同版本糅合在一起形成的 “大而全”的版本在民间现实语境中实际是不存在的。 另外一方面，任何民俗事项都不可能脱离其赖以生存的文化和自然环境。例如裕固族分别操两种不同的民族语言，一部分生活在平原地区，一部分生活在山区，虽然是同一民族的同一民俗事项，但是由于传承人的文化背景和地域环境不同，其民俗事项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如本书序言所说 “由于年代久远，很多民间艺人、歌手、祝诵人的诵词在词句语言上发生了变化，出现同一个内容不同表达情况。例如《尧达曲格尔》诵词中对先汗的称呼有戴门汗、成吉思汗、古拉至汗、博大至汗、哈木兰汗、博格代依汗、波多汗、丁格尔汗、阿木兰汗、鲍黛尔汗、祯格尔思汗等十几种，经过对比分析发现都是裕固语言语音变化的结果。”因此在搜集整理民间文化时要格外重视其流传的区域和传承人的文化背景等一些基础信息。 总之，我们应该对白文信先生几十年如一日默默无闻在基层，在老百姓中间搜集整理裕固族文化传统的民间行动给予充分的肯定和高度赞赏。其实这是一件看似容易实际不易做到的事情。瑞典学者卡尔·威廉·冯·赛多指出，民间文化 “在很大程度上是以一种散漫的状态流传的，只有极少的有好记忆，有生动想象力和叙述能力的积极的传统携带者们才传播故事，仅仅是他们才向别人讲述故事。在他们的听众里，也只有极少数的一部分人能够收集故事并讲述它。”⑦ 愿人口较少民族之———裕固族，有更多传统文化的积极携带者加入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民间行动中来，身体力行，切不可对一个民族的历史和文化传统一知半解，随意阐释。民间文化是一个民族的衣食父母，要有敬畏之心，要有责任和义务赋予它新的生命，让它永远留驻我们身边。 注释 ①此文是为裕固族老文艺工作者白文信先生即将出版的《裕固族传统文化》一书所作序言。本文中的引文举例均来自此书稿。 ②费孝通: 《乡土中国》，第 20 页，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 ③钟进文: 《口传与文本哪个更有穿透力———对农业文明与游牧文明的一点思考》，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09 年8 月 13 日第 7 版 . ④莫那能: 《恢复我们的姓名》，载瓦历斯诺干: 《台湾原住民文学的去殖民———台湾原住民文学与社会的初步观察》，载《21 世纪台湾原住民文学》，财团法人台湾原住民文教基金会编印． ⑤之所以说 “常用名”，而不说 “裕固族人名”，原因是很多裕固族人名和藏族、蒙古族人名相同、或相似，如“卓玛”、“仁青吉”、“道尔吉”、“巴特尔”等。过去很多人认为这是藏族名字，或蒙古族名字，不是裕固族名字，其实不能这样认为，这些名字应该属于信奉藏传佛教的各民族共同所有，而不单属于某一民族。因此《裕固族常用人名手册》应该包括这些名字. ⑥［匈牙利］: 《蒙古人的文字和书籍》，第13页，范丽君译，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4． ⑦［美］ 阿兰·邓迪斯: 《世界民俗学》，第232 页，陈建宪、彭海斌译，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 文章来源：《河西学院学报》（2016年第1期）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 “中国当代少数民族作家资料库建设及其研究” 子课题 “中国人口较少民族作家文学研究报告”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钟进文 ( 1963— ) ，男，裕固族，甘肃肃南人，文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裕固族语言文化研究和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综合研究与教学工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