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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看到新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总书目》，极为兴奋，深感是一部大有功德的工具书。 首先，它是众多编写者辛勤劳动的结晶。本书收集新文学运动以来的创作和翻译的书目，力求齐备。注明作者、出版社、出版年月和目次，如属丛书则注明丛书名，如有序跋还注明序跋时日(可惜其中诗歌、散文部分未做到这点)，最后又附有作者索引等。这对于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人来说，实在是太有用了。按图索骥，可免走许多弯路，可获事半功倍之效。后学者何其幸也！前辈著名学者郑振铎先生说得好：“未有升堂入室而不由门循径者，也未有研究某种学问而不明了关于某种学问的书籍之‘目录’‘版本’的。而于初学者，这种‘版本’‘目录’，尤为导路之南针，照迷的明灯。”这段话正说出了我想说的话。 或问，近年不是已出版《民国时期总书目》了吗？答曰：《民国》一书是更大型、更功德无量的工具书，也是我极喜欢的；但《现代》此书仍有其独立存在的必要，有时还可与《民国》对勘，而且在体例上也各有千秋。《现代》的细目不用书名号而用竖线断开，就很聪明。《现代》的“全录目次”式与《民国》的“内容提要”式相较，前者似更实用。《民国》所收各书均注明藏馆代号，老老实实，则是比《现代》有用之处。 爱至深，必责至备。不说假话，对这部大书也有点遗憾。贾植芳教授精彩的序言中认为，此书可视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全史”，也符合郑振铎先生倡导的“统一的文学观”(按，郑先生原话是“文学的统一观”)。郑先生的这一卓越观点，似被人忘却久矣，贾老重新提出，奉为圭臬，令人鼓舞。然而，正是根据这个“统一观”，我觉得此书有较大缺憾。书中收录了诗歌、散文、小说、戏剧和翻译文学五大类，却排斥了理论类和史传类著作。而作为一部大文学史，绝对不可缺少这两大类。 举例说，书中收录了《中国新文学大系》各卷，却偏偏不收阿英编的史料索引卷、胡适编的建设理论集、郑振铎编的文学论争集。试想，研究中国现代文学，能少了这些吗？再如，郑振铎写的我国第一本《俄国文学史略》、耿济之最早译的托尔斯泰《艺术论》、王哲甫编的第一本《中国新文学运动史》、鲁迅逝世后出的《鲁迅先生纪念集》、王任叔写的《文学读本》、陈从周编的第一本新文学家年谱《徐志摩年谱》等等，在此书中都不可能找到。像鲁迅译的《出了象牙之塔》、瞿秋白的《海上述林》等等，原也没收，排版已竟，再匆匆添印二页，才补进去了。这补救做法当然可嘉，但显然并不是当初编选时没见到这些书，而是毛病出在全书的“体制”上——完全排除理论类和史传类，“小修小补”不能解决问题。 至于具体的差错，原先不想多说。因为这么厚一部书，出点差错不可避免。我本来也不想“挑错”，只不过随便翻翻，不料发现个别差错实在离奇，便忍不住也顺便说说。在771页上，忽见有1935年光华书局出版的瞿秋白译《醉男醉女》一书，不禁大奇。一是从未见过，二是这年正是秋白就义之年。于是忙再查《民国时期总书目》，方知乃戴望舒所译，张冠李戴了。而再看本书目，竟然就在前一页上，便已收录了戴望舒此书!这样的差错，事涉党的领袖、革命先烈，特别不严肃。如果未见原书而是抄来的，最好老实注明，否则极易误人。如书中有茅盾译的《蜜蜂的发怒及其他》、《拟情书》等“书”，都说是生活书店出版。其实，这些都只是收入郑振铎主编的《世界文库》中的单篇。这样一来，便把一本书变成好几本书了。这类错误书中甚多，而最奇的，是774页上马宗融译的《<克林威尔>序》一篇短序居然也变成了一本书!而读者如去图书馆，当然是永远找不到这些书的。因此，上面提到的《民国》一书老老实实写出收藏馆名，就令人比较放心了。 本总目的最后，写明通信处，希望读者如发现差错便去信。现在让我们回头看一看这一态度当然很好。不过，读者辛辛苦苦查核资料，撰写成文，再贴邮票寄去，而没有任何报酬，是不合理的。须知，那可是那么多高级专家、编审都未能看出来的错误啊！再说，寄去后，收信人是知道了，广大读者并不知道，还不照旧误人？因此，我在这里郑重建议有关部门能否考虑出版一本专门补正重要的文史工具书的专刊。例如，即使像《中国大百科全书》这样代表国家水平的书，我在其中国文学卷就发现了大量错误。我认为，这样的大型工具书不是编完就没事了，须反复修订，须发动广大读者共同参与。国家既已出了那么多钱来编这些书，那么，在出版后再花一点钱来办这样一本刊物(也许还是世上独创的)，是绝对值得的。此意见久蓄于心，在此提出，并盼获得学术界的支持。 原载：《书城》1995年04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