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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费正清，原名费尔班克(John King Fairbank)，其汉名是梁思成为他起的，取正直清廉之意，且与英文原名John King谐音。他一生四次来过中国。在回忆录中他说“南达科他州正是以它的开旷、辽阔而促使我研究中国。”[1]“研究中国似乎想是一种无穷无尽的机会，一直延伸到未知的地平线，等待着我去勘探和开垦”[2]他最终走上了研究中国的道路，并成为西方汉学家之魁首。在回顾50年的汉学研究生涯时，他不无感慨地说：是我的母亲“灌输给我的两种精神品质：回答挑战时的自信心和在地平线上消失的安全感。”[3]美国学者余英时则指出：费氏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哈佛燕京图书馆宏富的藏书。事实上费氏的成功不能说不与他的书目实践有关。三者看似牴牾，实则精神、物质、技术三位一体的典范。费正清成功的精神、物质因素这里不再辞费。固然是因为这些方面的名家之论已颇多，但也不排除自己藏拙的心态。 (二) 在《剑桥中国晚清史》所附的书目介绍中，费正清说“在二千年中，中国积累了大量历史文献，以致文献学早已成为一门专业。研究中国史的中外史学家经常提供书目，竭力防止初学者陷入浩瀚的历史文献之中，对于英语读者来说，捷径是为显然很有才能但尚不得其门而入的初学者所写的各种附于概论性文章后面的书目。”[4]这无疑是中国传统目录学所说的“治学之门径”的洋人阐释，从这段话我们亦可看出，费正清书目思想之端倪，进一步的事实则是费氏的几部书目著作，通过这些，我们亦可窥测其治学的雪泥鸿爪。 《费正清对华回忆录》后附《费正清著作要目》收费氏著作24篇，其中书目提要著作达6篇。列于费氏要目第一篇的是1948年出版的《美国与中国》一书，显然译者(抑或是原出版者)忽略了同年出版的《近代中国西文著作书目指南》。该书正是《美国与中国》一书的文献准备，不过这仅是一个接近于真实的猜想，因为并没有充足的材料证明这一点。如果能对近代中国这个专题的众多文献一一品评优劣，抽取精宏，撰成提要，那么对于这个专题的本身则定能发凡起例，有所发明，且有益于后学。费正清深知此中之要，更有《清代文献入门提要》《近代中国：1898~1937年中文著作书目指南》《清代文献》等书目著作相继问世。尤其《清代文献》自1952年初版到1970年竟增至增订第三版。可见其对清代中国研究之重要。他说“我已把清代文献研究的发展作了简述，因为正如事实所昭示的，我获得了近如年来在哈佛大学开发该项富藏的特权，大约有60种已出版的专著都直接源出于此”。[5]50年代出版的另两部书目提要著作则转换了研究视角：两卷本的《中国对西方的反应：1839一1923年文献综览》和《日本对近代中国的研究：有关19世纪和20世纪的历史与社会科学研究书目题解》对于进行中美、中日关系的比较研究，无疑也是至关重要的。1975年费正清已68岁高龄，同年出版的他与蒲池典子、市古宙三合作的书目著作《1953年以来日本对近代中国的研究》，则标明费正清在这一新的征程上的勃勃学术生命力。在回顾这一课题时，他说：“我感到与毛泽东所说的‘愚公移山’精神相似。”[6] 费正清凭着这样的艰苦努力，对近代中国的大量中外文献已了然在胸。“在一种史料意识的气氛中，我的中文文献目录和参考书目，使我处于不可动摇的地位。”[7]的确是这样的，他已给自己的学术大厦奠定了宽广而坚实的基础，接下来的工作就是向成功的一步步迈进。不仅他自己在学术研究中受惠于这些书目，而且后学从这些书目著作中也得益非浅。这一点在上引《剑桥中国晚清史》书目介绍中已谈到，而且这一点尤其成为令他欣慰的“读着这卷书(《近代中国：1898~1937年中文著作目录指南》)，我至今仍感到兴奋不已。只要我手头持有这本书，我就能随时告诉我的任何一个学生他应找的中文原始资料的有关情况，并让他知道如何去找”。[8]这些书目和文献方面的著作“对我们学生们不久要开展的专题研究来说，都似乎是不可缺少的基础”。[9]费正清敏锐地感觉到“作为研究生导师，除了要象学生一样出色外，还应具备相当的目录学知识和原始资料方面知识”[10]的重要性，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在学术研究中左右逢源、旁征博引，言而有据。 (三) 费正清还非常重视由他主编的《剑桥中国史》所附的参考书目和书目介绍，认为他们能够有助于作进一步的钻研，并且说“对于专家们所写的文章，简直可以把它当作他们所讲的历史故事来阅读”。[11]这当然是自谦之词，但也多少反映了费正清撰写书目提要的一大特点：识断超卓，文笔生动，绝无“阅宋后书而惟恐卧”[12]的担忧，下面所引书目介绍似乎能证明这一点。 “除非我们能够弄清楚官方文献背后的一整套非正规的关系，否则我们对这一时期的了解，将依然是浮浅的。最好的方法之一是利用传记。恒慕义编的《清代名人传》是标准的英文参考书，其中包括有文献参考目录。然而恒慕义的著作内容仅限于主要官员和一些有影响的或德高望重的学者绅士。威尔金森著《中华帝国史研究指南》附有中文的清代名人索引。在传记类中，最有用的是钱仪吉编的《碑传集》和李恒编的《国朝耆献类徵》。后一部书……前一部书……。比起《国朝耆献类徵》来，《碑传集》往往对每一个人收有更多的记述。这两部书最好是合起来使用。……没有收在这些重要集子中的个人传记常常可见于清史馆编的《清史列传》……对私人所写传记探本求源，除了可以与其他资料进行核对以外，还是了解友情和政治结合这些非正式结构的有用的初步线索。”[13] 相信上引文字将是拙文中最生动的部分，比起我的分折的文字要精彩得多。省略处也绝非拙劣之笔，实为既不愿害意又想节省篇幅的结果。上引文字的文笔究竟好在哪里？不清楚，我至多是个欣赏者。我只想说在当时的西方汉学研究中，只囿于几部正史的翻译和选介，而费正清独能提出传记的学术研究价值是很可贵的。从上引书月介绍，也可见费氏在历史研究中的唯物史观。与时下中国历史研究中愈来愈重视方志、笔记、稗史的情况颇为相似。不能割爱的是下面这段书目： “1800和1862年间清朝亚洲腹地的历史一直是一个被忽略的论题。这部分历史虽有充足的原始资料可供详细研究，但很少史学家试图作过这项工作。最优秀的一部著作是罗萨比的《1868年迄今的中国和亚洲腹地》。克拉布的《中国和俄国的“大赌博”》一书在中俄关系方面对清朝亚洲腹地作了很好论述。萧一山的《清代通史》第二部分把亚洲腹地置于整个清代历史之中加以考察，这反映了一个中国汉族人的看法。……在拉姆·拉乌尔的《中亚的政治》一书中可以看到关于亚洲腹地国际政治结构的论述。欧文·拉铁摩尔的《中国的亚洲腹地边疆》一书，仍然是所有研究亚洲腹地学者的基本读物。最易看到的赛诺所编《中部欧亚大陆研究》是一部列举欧洲文著作的总书目，但其中有关1800~1862年清朝亚洲腹地的著作很少。中文著作书目有邓衍林编的《中国边疆图籍录》”[14] 仔细分析这段书目，我们不难对它作出如下评价： (一)指导研究方向 关于“十九世纪上半叶亚洲清朝腹地历史”研究的薄弱，诱使研究者们增补这一空白，对研究者本人来说更是一个成功捷径。 (二)提供文献线索 研究方向一旦确定，接踵而来的工作是大量搜集有关资料。即使是最荒疏的专题，前人总会有所论及。只有站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才能有所创新，有所发明。因此文献搜集工作虽困难重重，却必不可少。费氏提供的几部著作无疑是很宝贵的资料。费氏所列《中部欧亚大陆研究介绍》是一部总书目，但独于1800一1862年清朝亚洲腹地的著作较少，不惜笔墨写上这么一丝遗憾，多少包含着对该地进一步研究的期待。费氏提供的两部书目著作中还有邓衍林的《中国边疆图籍录》，这种书目介绍中又包含着书目著作的介绍，多少含有引文追溯法的色彩。所提供的文献线索无疑被拓宽了。再加上引第一段关于传记的书目介绍，不仅提供了文献线索，而且于研究视角、研究方法亦是一种创新。 (三)辨章学术 费氏所列书目当然是该专题的代表作，从《中部欧亚大陆研究》和《中国亚洲腹地边疆》两部概述性著作中，我们是可以寻检出该专题研究的渊源和流变的。关于这一点在上引传记的书目表现的更为突出，费氏对清代人物传记作了一个小结。所有的著作是不须都读的，虽然著作并不是很多，费氏这些书目著作的意义就在于使研究者各取所需。他的书目介绍品评了各书的内容侧重、风格、视角，至少是便于研究者选择的。这也正是一般程式化书目所不具有的风格，原因在于这样的书目不可能从其它书目转抄，他需要研究者除有“坐功”外更有自己的创获，摒弃泛泛而论及中规中矩的浅层揭示。 (四) 了解了费正清书目实践的一般情况，我们自然会对费氏何以选择了从编写书目提要入手来进行近代中国研究发生兴趣。 在西方，学术著作后附参考书目已形成惯例。一为尊重原著者之劳动成果，是谓“不掠前人之美”。二为读者提供大量相关书目，以便后学之用。三也显示了自己的博览群书。自然费氏是继承了这一传统的，可贵之处在于费氏更有详尽的书目提要附于书后。这样，一部理论著作，通过后附的书目介绍更为读者勾画出一部学木史的轮廓，参考价值甚至不逊于书的主体。较之刘向每校一书必有叙录是很有相似之处的，而费氏的七部书目著作竟可直称“别录”了。如果说费氏在书目实践上继承了刘向的衣钵也未不可，甚至还可学出好些例证，但这终觉牵强。即使是较近的清代考据学者们挥宏发扬为“显学”的目录学，对费氏的影响也是有限的。不过既然是汉学家，总免不了要受到汉学传统的一些浸润。较有把握的说法是：有许多东方的文献目录学家对费正清的书目思想和书目实践产生了大的影响。 他们是：(1)刘广京：“具有搞目录学工作的天赋，特别具有那种能料想我们现有的材料会对历史学家有何用处的天赋”。[15](2)邓嗣禹：“燕京大学一位年轻而富有专业知识技能的图书文献目录学家”。[16](3)房北楹和孙任以：“两位非常能干的学者”。[17](4)四位日本学者：坂野正高，山本橙子，蒲池典子，市古宙三。如果没有这些人的帮助，费正清可能是寸步难行的，最多也只能是一部1948年出版的《近代中国西文著作指南》而已。比如费正清与刘广京合编的《近代中国：1898~1937年中文著作书目指南》，历时三载，调查中文著作1067部，要分析这些著作并写出书目介绍来，对一个外语读者来说，其难度是可想而知的。这就可见，这些人对他的帮助之大特别是刘广京同他的合作关系更为持久，在《剑桥中国晚清史》的许多篇文章里可以证明这一点。 [主要参考文献] [1][2][3][5][6][7][8][9][10][11][15][16][17](美)费正清著，陆惠勤等译.费正清对华回忆录.上海：知识出版社，1991.5 [4](美)费正清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室译.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一1911，上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4：636 [12](清)黄以周.儆季杂著文钞 [13]同[5]：643 [14]同[5]：637 [作者简介] 李永明，陕西咸阳西藏民族学院图书馆。 原载：《图书馆论坛》1993(6)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