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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目答问》及其学术源流初探

http://www.newdu.com 2017-10-30 中国文学网 严仲仪 参加讨论

    中华民族在悠久的历史进程中,勤劳智慧,代代相因,从而形成了丰富的文化典籍,可谓灿若群星,交互辉映。同样,在目录学领域,经史子集,源远流长,历代艺文经籍,更是琳琅满目,美不胜收。时至清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集其大成,尽管带有防止异端强化统治的目的,但毕竟对文化典籍进行了系统整理。其后,张之洞的《书目答问》刊行,对于阅读古书,起了指引作用。为此,本着“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之旨,对张氏该书作些初步探索,以求其体例蕴藏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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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之洞任四川学政时,为了告诸生童,编成了这个书目。他在该书“略例”中说,该目是随手记录而成,意在便于翻检,不是藏书家目录,所以不尽沿用前人书目条例。为了“分别条流,慎择约举,视其性之所近,各就其部求之。又于其中详分子目,以便类求。一类之中,复以义例相近者,使相比附,再叙时代,令其门径秩然,缓急易见。凡所著录,并是要典雅记,各适其用。”[1]并希望开列各书,易买易读。各书选取的标准是,“经部举学有家法,实事求是者。史部举义例雅饬,考证详核者。子部举近古及有实用者。集部举最著者”。
    为了避免品种过多,内容芜杂,该“略例”规定,“凡无用者,空疏者,偏僻者,淆杂者,不录;古书为今书所包括者,不录;注译浅陋者,妄人删改者,不录;古人书已无传本,今人书尚未刊行者,不录;旧版旧抄,偶一有之,无从购求者,不录”。至于各种版本,“多传者,举善本;未见精本举普通本;未见近刻者,举今日现存明本”。整个书目,即按这个“略例”的要求收录编排。
    此书分类,大体依照《四库全书》,分经史子集四大部,每部中又分若干类,每类中再分子目。经部分为正经正义,包括十三经五经四书合刻本、诸经分刻本、读本。别朝经注经说经本考证,包括易书诗、周礼、仪礼、礼记、三礼总义、乐、春秋左传、公羊传、谷梁传、论语、孟子、四书、孝经、尔雅、诸经目录文字音义等。小学包括说文、古文篆隶真各体书,音韵训诂等。上述各类共收书570余种。
    史部分为正史,包括二十四史二十一史十七史合刻本、分刻本、注补表谱考证。编年,包括司马通鉴、别本纪年、纲目。纪事本末,古史,别史。杂史,包括事实、掌故、琐记。载记,传记,诏令奏议。地理,包括古今地志、水道、边防、外纪、杂志。政书,包括历代通志,古今制。谱录,包括书目、姓名、年谱、名物。金石,包括金石目录、图录、文字、义例。史评,包括史法、史律。上列各类共收书590余种。
    子部分为周秦诸子。儒家,兵家,法家,农家,医家。天文算法,包括中法,西法。术数,杂家,小说家,释道家,类书等。该部共收书550余种。
    集部首列楚辞,然后是别集,以时为序,汉魏六朝、唐五代、北宋、南宋、金、元、明,国朝理学家集、考订家集、古文家集等。总集,内分文选、诗、词,评点等。该部共收书460余种。丛书目分为古今人著述所刻丛书与清朝一人著述合刻丛书,共收100余种。书后附有别目录,包括群书读本、考订、词章初学图书等。并附清代著述家姓名略。
    在目录学领域里,张之洞认为最重要的是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经典释文叙录,以及旧唐书经籍志、宋史明史艺文志等。至于文献通考中的经籍考,虽非专书,但提纲挚领相当重要。另如阮孝绪七录序目、文选注引书目,太平御览引用书目、三国志注引书目等,也很重要。其余如遂初堂、明文渊阁、焦竑经籍志、菉竹堂、世善堂、绛云楼、述古堂、敏求记、天一阁、汲古阁、季沧苇浙江采进遗书、文瑞楼、爱日精卢各家书目,内容有详有略,质量有优有劣,都是些藏书家的目录,而不是必须求取的切要书录。至于书坊汇刻刊行者,亦可收作参考,但其中未经详核细校者,免不了有些芜杂。
    张之洞出身科举,治学极为严格,学术根基相当深厚,无论经学、史学、小学以及古代文学等,涉猎颇为广博。因此,对于目录学的见解是可取的。在该书史部目录中,收录崇文总目辑释、郡斋读书志、直斋读书解题、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四库未收书目提要等。均注明作者或撰辑者,列明各种版本,如殿本、聚珍本、福本、杭本、大字本等,指出其中差别,以作选书者参考。
    从当时来说,出版事业很不发达,石印铅印出版发行都比较落后,印刷条件极为有限,大量古籍不得不靠刻版印行。尽管这样,张之洞高瞻远瞩,十分强调刻书的重要。他在该书别录之后,附有“劝刻书说”,其中声称,德业学问不足过人者,莫如刊布古籍,如能不惜重费详校精刻,则其书可以终古不废。因此他极力提倡,认为刻书可以“传先哲之精蕴,启后学之困蒙”,对于传播文化方便学习开展学术是十分有益的,可以说是终古不泯的善行。张氏如此认真,用心可谓善矣!
    上述经史子集丛书等目,共收书2320余种,品种比较多,分量相当重。张之洞认为,如能“分类以求,亦尚易尽”,比泛滥无归者还算少的,要人们“当知其约,勿骇其多”。尽管这样说,这个精选的旧学书目,可以说博约适当,如果就此分类求书,逐一检读,恐伯要毕生勤奋皓首穷经。因而,治学者应该博览与精读互为配合,有所侧重,有所取舍。只有这样,才能实事求是,有所借鉴,有所收益。
    《书目答问》体现着张之洞早期的学术思想,即崇儒宗经,维护道统。如果究其渊源,大致来自三个方面。其一是源于家庭与教育的影响。张氏出身于官宦之家,祖父廷琛,贡生,曾任四库馆誊录、知县等職。父名瑛,举人,曾任知县、知州、知府。家教比较严格,一般誉为知礼清正。张之洞诞生于遵义署内,幼年入读四书五经,聪慧攻读,用力甚勤。少年时代,曾受业于丁诵孙学习古文,得益最多。就吕贤基读经学,受刘书年读小学,受朱琦读古文学,于遵义府署受韩超读经学与史学。其授业诸君多为名师,如丁诵孙科举进士,翰林院侍讲。韩超,官至贵州巡抚。[2]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与教育的熏陶之下,博闻强记,融会古籍,逐步积累了学识,形成了信奉儒家的正统思想。
    其二源于他的科举出身与仕途经历。张之洞十六岁中举,后进士及第,授翰林院编修,曾任浙江乡试副考官与四川学政。提督学政,要有学术职衔方能充当,任期内与督抚平行。《书目答问》略例,即署名“四川提督学政侍读衔翰林院编修张之洞”,上述略历,大都是有关文化教育的职务与学术活动。在翰林院期间,他曾与陈宝琛、张佩伦等结交,以清流文衡评议时政。以“忠君爱国”为标榜,以“维持名教”为己任,从而博得了清廷的信任与赏识。其幕僚辜鸿铭,即誊称张氏为“儒臣”。《书目答问》中反映出来浓厚的崇儒宗经思想,是与作者学官仕途的亲身经历紧密相联的。
    其三是当时“经世致用”思想的影响。清朝入主中原,由于自身文化落后,对汉人既歧视又恐惧,为了箝制反满思想,大兴文字之狱,重者株连九族,一案甚至牵涉万人之多。一些士大夫为了远避祸害,明哲保身,不得不埋头故纸,考据训诂,却也形成了乾嘉考据学派。其后,西洋侵略势力一再进犯,大清帝国江山震荡,皇朝内部惶恐不安。因此,对一些知识阶层,采用牢笼政策,或以科举升官,或以参予议政,籍以缓和满汉之争。太平天国的燎原之势,更是震撼了清廷统治,南国多省兵患,一片混乱不安。而学术上困守乾嘉考据,思想上禁锢于伦理道义之章,确实已经于世无益。张之洞尽管深受儒家影响,也相当重视考证训诂,“汉学所要者二:一音读训诂,一考据事实。音训明,方知此字为何语;考据确,方知此事为何事,此人为何人,此物为何物。”[3]但是,面对着上述的情势,更认识到经世致用的意义与作用,“若读书者既不明理,又复无用,则亦不劳读书矣。……士林美质,悉造成材,上者效用于国家,其次亦不失为端人雅士,非欲驱引人才尽作书蠹也”。[4]人人都变成了蛀书虫,还有什么用呢?
    近代中国,由于资本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整个社会处于风雷激荡之中。两次鸦片战争后,清廷暂得喘息之机。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被中外反动势力残酷镇压,英雄们被淹没在血泊之中。由此,出现了所谓“同光新政”,张之洞任四川学政时,正当此际。从《书目答问》收书品种中所反映的学术思想看,尽管收录了少数西方新书品种,与历代目录表现出根本的不同,多少隐现着新思想处于催化萌芽之中,但基本上是崇儒宗经、维护道统和忠君爱国、经世致用。
    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常常处于形式繁多的质量互变之中。特别是在形势风云激变之际,考察人事,尤应注意具体分析。比如,当中法战争时,张之洞出于忠君爱国的热忱,对异族侵略力主抵抗,积极坚决毫不退让。他及时组织边防海防,购置枪弹武器,调拨供应后勤物资,起用冯子材老将,不断取得抗法胜利。为此,清廷以“广西关外以各军屡获大胜,张之洞拨军筹晌,用奏肤功,着赏戴花翎。”[5]正是因为这样,博得了“天下之望”[6]的赞扬。张之洞忠君爱国。尽管是忠于封建帝王,爱的是大清帝国。但当异族侵略江山浸血的严重局势下,力主抵抗,保家卫国,符合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是符合爱国主义精神的。这种行为,是和他经世致用的思想联系在一起的。
    开始,《书月答问》对应读何书谈的多,对致用方面,虽也有所注意,但分量较少,如对《新译西洋兵书五种》,认为“皆极有用”。其后,时间前进,形势变化,张氏在《书目答问》中所表述的思想观点,也有所发展,可谓流长演变。诸如兴办书局刻印书籍,成立书院召生授读。发展了更多方面的洋务思想,力主废科举兴学堂等,都是他学术思想的体现。
    为了实现刻书广学为宿愿,张之洞在署理两广时成立了广雅书局,令门人缪荃孙在京访求应刻书籍。当时计划刊印经学注解、补史考史,以及外国记述有关洋务、海防等方面的新书。后来书局停办,到了民国初年,书局改为图书馆。“番禺徐绍荣董理图书馆事,择版式划一者,得一百五十余种,录为《广雅丛书》[7]关于史学者九十三种,别为史学丛书。
    历代目录之学,无论汉志隋志丛目简目,自有体裁义例。自近代以来,东西方日渐交往,文化学术交流也日渐增多。在这样的情况下,《书目答问》收录了有关西方水师海防的兵书,也收录了几何、代数、微积分等数学书籍,介绍虽然肤浅,但决不一味保守盲目排外,而是择善而从兼收并蓄。从目录学收书的品种变化来说,这确是一次创举。特别是张之洞署理两广后,广交博识,成立了洋务局专人司事。对西学西艺,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西政西学,果有益于中国,无损于圣教者,虽于古无微,为之固亦不嫌”。他认为用古法练兵,用民船抵挡外洋战舰,当然是不行的。认为只以发明火药而自傲,而不加紧制造枪炮,那是自欺。所以主张“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如能这样,也不必尽是引经据典,尽去徵之于古人古文。“如其心圣人之心,行圣人之行,以孝悌忠信为德,以尊主庇民为政,虽朝运汽机,夕驰铁路,无害为圣人之徒也。”[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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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輶轩语》,是《书目答问》的姊妹篇,专讲治学方法,有其可取之处,但科举部分已完全失去意义。岁月流逝,春华秋实,认识也在提高。其后,张之洞认为科举制度“不通今古,不切经济,”“久盛而实衰,法久而弊起”,[9]所以极力主张废科举兴学堂。他提出新教育的精神是因材施教,体用兼备,不可偏废。要点是:“一曰新旧兼学:四书五经、中国政治、史学、政事、地图为旧学,西政、西艺、西史为新学。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使偏废。二曰政艺兼学:学校、地理、庋支、赋税、武备、律例、劝工、通商,西政也;算、绘、矿、艺、光、化、电,西艺也。才识远大而年长者宜西政,心思敏捷而年少者宜西艺。小学堂先艺而后政,大、中学堂先政而后艺。三曰宜教少年:学算须心力敏者;学图须目力好者;学格制、化学、制造,须颍敏者;学方言,须口齿清便者;学体操,须气体精壮者”。[10]
    关于新校学制、教学内容、课程设置,张之洞曾与刘坤一会奏,提出了具体计划。新学校的体制是:(一)蒙学。八岁以上入蒙学,其课程为识字,蒙学歌诀,五经一两部,由绅董自办。(二)小学佼。由州县官办,学生由十二岁以上入校,习普通学,兼习五经,学会地图及粗浅算法,三年毕业。(三)高等小学校。亦由州县官办,学生十五岁以上入学,课程为经书、策论词章,代数、几何、地图绘法,外国政治学术。兼学外国一国文字,三年毕业。(四)中学校。十八岁高等小学毕业,取为附生者,入中学校,由官府办,习普通学。有经史、地理、策论词章、公牍书记、文字学、精深算法、航海驶船法、中国历史兵书、外国历史律法、格致等学。兼习外国一国之语言文字之较深者,三年毕业。(五)高等学校。由省设立,分十七个专门,为经学、史学、格致、政治、兵事、农学、工学,各认习一门,人人皆须兼习一国文字。入学资格以十八岁以上中学毕业者为原则。并另设武备学堂或炮兵学校,及农、工、商、矿专门学校,均为三年毕业。
    另如,科举学校合一:各级学校毕业,自高等小学校以上,均经考试及格,授以科名。文武合一:各级学校均习兵式体操,加以兵事科目,且准营弁营兵,投考文科学校。建教合一:毕业学生,经考试合格,即授之官职,以免学无所用,且可应国家建设所需。政教合一:中学以上各级学校,均习政治律法,俾入仕途。重视职教:省城有农、工、商、矿等专门学校。注重实习:高等各类学校毕业,无论在局、在营,均见习或实习一年。[11]
    从上列教育体制的具体内容看,张之洞的学术思想,比在《书目答问》中体现的情况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即从单纯的古籍旧学,发展到新旧兼容,中西并蓄。吸收了西方教育的精华,加上中国的传统。其中文武、建教的合一,职教、实习的重视,在当时来说,应该承认他是颇有见识的。
    正是由于这些主张,他曾将两湖书院改为两湖大学堂,创建了湖北学堂和高等小学校若干所。同时,将自强学堂改为语言学堂,“学额一百五十名,择旧班学生品端文优者留学。学科为英法德俄日五国方言,及地理历史算术公法。习每国文字者,各三十名,五年毕业,以养成外交人才为主旨。[12]并选派高才生赴日本学师范、学实业,还创办了学堂应用图书馆。还奏请专设学务大臣,重订学堂章程,等等。“其尤要者,则设学堂,停科举,奖游学,皆次第行焉”。[13]这对于当时兴办学校教育事业,确实起了积极促进作用,比以往的崇儒宗经,当然不可同日而语,确实有了明显的进步。
    1898年戊戌变法,维新守旧各执己见,以致帝党后党之间的斗争空前激烈。先时,张之洞曾赞同并支持变法,列名强学会和资助时务报。当兹旧学日渐失时,新学日益昌明之际,新旧两派互为争议。张之洞向有信奉经学儒家为正宗,所以不同意康有为《孔子改制考》的观点。张素称忠君爱国,赞同君权至上,所以反对梁启超关于民权的言论文章,也就成了必然现象。为此,他撰成了《劝学篇》,洋洋洒洒数万言,阐述他的观点和主张。他在该书序言中说,“乃规时势,守本末,著论二十四篇以告两湖人士,海内君子与我同志,亦所不隐。内篇务本以正人心,外篇务通以开风气。”
    当时《劝学篇》呈送清廷,使张之洞曾经赞助变法的活动得以“免议”。从其内篇的具体内容看,如“同心妙说明保国、保教、保种为一义,而贤才众多,则国势自昌。如“教忠,陈述本朝德泽深厚,欲薄海臣民,咸怀忠良,以保国也。”如“明纲,三纲为中国神圣相传之至教,礼政之原本,人禽之大防,以保教也。”如“正权”,“辨上下,定民志,斥民权之乱政也”。[14]这样强调“三纲为中国神圣相传之至教”,当然是不适当的,而“斥民权之乱政”则是错误的。
    《劝学篇》的中心思想是“旧学为体,新学为用”,即坚持君主专制的政治制度,借取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以便维护与加强统治。这不仅是学术思想,也是张氏当时的指导思想。实际上,正如梁启超所说的那样,叶德辉等撰写《翼教丛编》,将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和当时“时务报、湘学报”上的许多文章逐条驳斥,“而张之洞亦著《劝学篇》,旨趣略同。”[15]正是这样,张之洞站在维护纲常名教坚持封建帝制的立场,成了变法维新运动中的一股逆流。
    清代末季,社会环境纷乱多变,反映在学术领域里的活动,也呈现出许多不同情况。当时士大夫阶层的有识之士,有的创办书院,召生授业,形成了某一学派。有的刻书校勘,成为收藏若干万卷的藏书家、目录学家。有的既收藏,又治学,成为名流学者。张之洞情况不同,他出身书香门第官宦之家,从刻苦读经到科举及第,后进入学官仕途。自奉较为清廉,政绩亦较清明,对文化教育亦有所建树。他自己说过,“鄙人立身立朝之道,无台无阁。(执政皆台之属,言路皆阁之属)无湘无淮,无和无战。其人忠于国家者,敬之;蠹于国家者,恶之;其事利于国家者,助之;害于国家者,攻之。中立而不倚,论卑而易行。当病而止,而不为其太过,奉公而不为身谋,期有济而不求名,此则鄙人之学术也”。[16]所以“名流文士多趋之。”时人品论张氏为“儒臣”,意即既信奉儒家,又有品德学问。他先是文官学政,继是督抚重镇。最终是中枢军政大臣。而张之洞“任疆寄数十年,及卒,家不增一亩云”。[17]
    综上所述,《书目答问》是一部精选的古籍书目,所收多系历代名著,对初学有指导作用。尽管作者自称“非是著述”,但具有学术性。收书时择善而从,增添收入了西方新学品种,是一次很有意义的创举。因此,该书在近代书目学史上,正处于新旧交织之际,应当肯定它的意义。其中所列各书,对当前治学文史,仍有参考意义。商务印书馆1933年出版时,把它列入“国学基本丛书”是有根据的。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张之洞是一位旧学造诣很深的学者。这不是过誉,也不是偏爱,而是事实。反映在该书里的学术思想,可谓源远流长,不断演变,有所发展。其具体内容先是崇儒宗经,维护道统,继而是忠君爱国,经世致用,最后形成了旧学为体,新学为用。至于张之洞在政治外事、洋务等方面的许多活动,不属本题范围,当另行探索,慎重从事。
    注释:
    [1]张之洞《书目答问》,商务印书馆1925年版第一页。
    [2]许同莘编《张文襄公年谱》卷一,第二至四页。
    [3]《张文襄公全集》卷二O四,輶轩语第十四页。
    [4]同上书,第三十七页。
    [5]胡钧编《张文襄公年谱》卷二,第十三页。
    [6]康有为《公车上书》,《戊戌变法》(二)第一三四页。
    [7]许同莘编《张文襄公年谱》卷三,第五十三页。
    [8]《张文襄公全集》卷二O三,《劝学篇》会通十三,第四十五页。
    [9]同上书,科举第八,第二十三页。[10]同上书,设学第三,第一O页。
    [11]同上书,卷五二,奏议五二,第二O页。
    [12]张春霆编《张文襄公治鄂记》,第十三页。
    [13][17]《清史稿》张之洞列传,中华书局197了年版第四十一册,第一二三八O页。
    [14]《张文襄公全集》卷二O三,《劝学篇》序,第二O页。
    [15]梁启超著《清代学术概论》,第一四一页。
    [16]《张文襄公全集》卷二一四,书札一,第十九页。
    [作者简介]严仲仪  男,64岁,1946年毕业于华东军政大学政治系。曾任南京市区委宣传部长,江苏省图书馆学会副秘书长等职。发表过《论严复的政治思想和社会历史观》等论文;分编过《文史哲工具书简介》等书。现已离休。
    原载:《图书館学研究》1986年04期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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