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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大学日本文化研究中心的王宝平先生主持《中国馆藏日本版古籍书目》的编纂，我应邀将辽宁省图书馆所藏1200部线装(准确称呼应为“和装”)，日本版汉文古籍图书重新整理编目。从1992年7月始事，至1993年7月竣役。这是我从事图书馆工作以来，第一次系统地编制日本版书目。现将编目过程中的感想杂述如次，以求教于同人。 一 中国和日本是一衣带水、隔海相望的两个国家，两国有着悠久的交往历史。据《史记》记载，秦始皇于公元前219年派徐市去东海寻求仙人，今人认为此即前往日本。如果从这一年算起，中日交流至少已有2200多年的历史了。在这2200多年的历史中，中日两个国家、两个民族进行了频繁地交往。这些交往的成就，自有专家去著书立说，而我的感受是，这种交往对彼此保存文化遗产也极为有利。由于历史条件的很制，古代的文化典籍有一大部分在各种的天灾人祸中损失，未能保存，有的甚至绝了品种。而这些在此地损失了的文化典籍，如果在其未损失之前已传到彼地，就有保存下来的可能，当然彼地也会有天灾人祸，文化典籍也会遭到损失，但绝不会此地损失的传到彼地的也都损失，总会有部分被保存下来。接触古书的人都知道，我国有大量的古代文化典籍，曾通过各种途径传到日本，有些品种或版本国内已经不存，而在日本还保存着。我在编目过程中，就发现一些中国古籍的中国版本已经不存，而在日本版本里还保存着。如明初姚广孝的《独庵外集续稿》，古今书目不见著录，《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油印本)也未著录，而辽宁省图书馆却藏有一部相当于明代永乐时的日本刻本，收录诗89首、文63篇。姚广孝为明初闻人，其诗文永乐时即刻于东土，可见中日文化交往之密切。辽宁省图书馆又藏有一部日本明治8年种玉堂刻本《日本忠臣库》，属章回体小说，叙述的是日本元禄14年至16年(1701-1703)赤穗义士47人之事。读其叙言得知，此故事曾以剧本形式传入中国，乾隆五十九年(1794)，自号“鸿濛陈人”者认为其文字鄙侄不可读，遂用汉语改写成章回体小说，名之曰《海外奇谈》。不久，此书又传回日本，日本书坊视为珍本，请人训点，刻印出版，改名为《日本忠臣库》。此例说明，中日间的文化典籍的交流，对两国的文化发展同样是有利的。 二 编制馆藏目录供读者查找文献，是图书馆的本职工作。为了更大范围地揭示文献，1949年以来，国内又兴起图书馆合作编纂联合目录的事业。但前此所编的古籍联合目录，有的不收域外版本，有的收了也数量有限，不能反映我国图书馆收藏域外版本古籍的全貌。日本的长泽规矩也先生编纂出版过《和刻本汉籍分类目录》，专门搜辑日本刻印出版的中国古籍。此书国内图书馆收藏不多，一般读者很难见到；即使见到此书，也只能是望洋兴叹而已，不一定能查到所需之书。杭州大学日本文化中心倡议编纂《中国馆藏尽本版古籍书目》，我认为具有以下意义： 第一，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日本两国和两个民族文化交往阶段性的成果。中日两国有悠久的交往历史，这种交往是多方面的，其中包括文化典籍方面的交往。如果说现代的国与国、地区与地区之间的文献交流主要靠图书的发行渠道，那末近代以前的图书文献交流，则主要靠官方和民间的人员往来。每一次人员往来，交流的图书文献可能很有限，但次数多了，数量则很可观。《中国馆藏日本版古籍书目》虽然不能反映历史上日本传到中国之书的全貌，但已不仅使读者能在国内找到所需之书，同时也为研究中日关系尤其是文化交流提供了一份有价值的资料，如果再从书的分类上仔细分析，也许还能分析出两国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某些特点来。 第二，中国古籍浩如烟海，至今仍很难说清楚现存古籍究竟有多少种。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正在主持编纂《中国古籍总目》，这个目录编印出来，现存古籍品种会有一个相对准确的数字。但该目录同样不收域外版本，这就使在国内版本已经失传而域外版本还保存着的那部分品种仍然不能包括在内。我认为中国古籍应该包括域外版本，如同不能把莎士比亚剧本的中国版看成是中国古籍一样，我们也不能把域外出版的中国古籍看成是非中国古籍。它们仍然是中国古籍，只是出版地不同罢了。《中国馆藏日本版古籍书目》的编纂，将弥补《中国古籍总目》这方面的部分不足，为中国古籍补充若干品种。 三 雕版印刷及活字印刷技术，都是中国最早发明的，这已被世界所公认。印刷术使书籍同时产生许多复本，一部书可以在很多人手中同时流传，这为做商品推销广告特别是书籍推销广告提供了有利的阵地。早在宋代，已有书商利用自己出版的书来作宣传的广告，这种广告宣传形式至清末又有所发展，但总的感觉没有日本那样开展成熟。翻开日本版古籍，很多书都有关于该书及出版商所刻书的宣传广告，既包括本坊出版的，也包括别人出版的。这种现象，也许能为研究日本近代经济发展提供佐证。但此类广告有时也使鉴定版本、审定出版者造成一些错误，通常容易把做广告者当成出版者。我在编目开始时就曾有过误解，后来才引起注意。 四 搞古籍版本鉴定的人都会有深刻的体会，即把经手的每一部书的版本都审定清楚是很难的。有些书在流传过程中失去了鉴定的根据，或者出版者压根就没有留下根据，而有的书经过别有用心者的伪造，只存在一些虚假的根据。要把一团乱麻理出头绪来，既要有广博的知识，又要有丰富的经验。鉴定中国版古籍的版本，有大量前人和今人的研究成果可供参考，似乎还有线索可寻，而鉴定日本版的古籍，可利用的前人或他人的研究成果，确实是很少，因此难度就很大。据我所知，鉴定中国版古籍的种种疑难情况，在日本版古籍中几乎都存在，甚至还有甚者。因此我殷切希望，有志于日本文化研究的学者，能尽早翻译、撰写介绍日本古代书籍及其出版情况、书林掌故的专著和文章，以满足像我这样的渴求者。 [作者简介] 韩锡铎，辽宁省图书馆研究馆员。 原载：《上海高校图书情报学刊》(季刊)1994年第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