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谛书目》是已故文化部副部长郑振铎同志的藏书目录。郑先生是五四以后著名的作家，对中国文学史研究工作有卓越成就，又是一位中外闻名的藏书家。他以毕生精力辛勤收集中外文图书共达一万七千二百二十四部，九万四千四百四十一册，其中主要的，数量也最多的是古典文献中的线装书。一九五八年十月郑先生因公殉职，家属遵照郑先生遗志，将全部藏书捐献国家，经文化部转送北京图书馆保藏。郑先生的藏书久为学术界所重视，很多从事文学、艺术、历史、考古和社会科学其他方面的研究工作者，迫切要求知道这批藏书的内容。北京图书馆接受这批藏书后，经初步整理，于六O年已开始供应科研工作者参考。郑氏藏书，原写了一份简目，是找人按放书的地方和书箱顺序编列的，没有分类，个别地方有他改正的字迹，签题“西谛书目”，是郑先生的亲笔。为了适应广大研究工作者的需要，并使藏书为今后的学术研究工作发挥更大的作用，北图组织人力，将这批书整理编目，于六三年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即以郑先生自己题的《西谛书目》命名。 《西谛书目》所收，以藏书中的线装书为主，其中除外文书打算另编专目，通行常见的旧版书和新版书均未列入外，总计达七千七百四十种，藏书中的重点部分，尽在其中了。藏书的主要类别，有历代诗文别集、总集、词集、戏曲、小说、弹词、宝卷、版画和各种社会经济史料等，范围十分广泛，这也反映了他对学术领域的接触面之广。其中宋、元、明、清各代刻版俱有，而以明、清版居多数，手写本次之，就数量和质量论，以一人之力搜集如此之富，在当代私家藏书中，可算是屈指可数的。《西谛书目》共分五卷；题跋一卷，凡收一百七十三种，这还不是郑先生所撰各书题跋的全部，只是《西谛书目》所收之书的题跋，不见于书目的其他题跋，没有录入。从题跋中，我们看到郑先生在古典文献资料的搜集整理过程中，付出了多么辛勤的劳动，还有他对书籍的真知笃好，在访书工作中对待书的无比热忱，读了他的《女贞观重会玉簪记》和《录鬼簿》二书的长跋，恐怕很少不为他这种对书的热忱所感动的。 郑先生收集古笈，与一般藏书家不同，是和他的研究工作分不开的；他曾说：“我不是藏书家，我从来没有想到为藏书而藏书，我之所以收藏一些古书，完全是为了自己研究方便和手头应用需要的。”[1]大家都知道，郑先生对中国文学史的研究，成绩很大，他写了《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和《中国俗文学史》，在这方面，往往有其独到的见解。他收藏的历代文学作品，从《诗经》、《楚辞》、各代作家别集和总集，到戏曲、小说，面面俱到，可以看到收集这些书，不单纯为了收藏，正是结合研究工作。为准备资料而藏书，郑先生在他写的“题跋”中也屡次提到，如跋《南北宫词纪》说：“……这不是什么好奇好事之举，研究元、明文学者能舍散曲不谈么？谈散曲者能不备这部《南北宫词纪》么？作为科学研究的必备之书，其能没有最完整无缺的好本子作为研究的根据么？把这部书好不容易地拼凑成为完整的一部，当不是什么没甚意义玩弄版本的事”。所以，收集资料既是为了研究工作需要，有时见到和收到的某一类资料多了，也就对研究工作起了促进作用。郑氏藏书中，戏曲书占的比重最大，也最著名，尤其是明版插图本的戏曲，更是出色，其中仅见的珍本不在少数。如明刘龙田刻本《西厢记》，明万历玩虎轩刻本《琵琶记》，以及明代后期南京书坊和苏州、徽州等地刻印的戏曲，象施惠的《幽闺记》、朱权的《荆钗记》、苏复之的《金印记》、姚茂良的《张许双忠记》、汤显祖的《紫箫记》、史槃的《鹣钗记》等等，郑氏书藏中都有很少见的本子。他对清代戏曲的搜集，也是超越前人的。建国后，在郑先生倡议和主待下，从五三年起，开始印行《古本戏曲丛刊》，陆续印出了四集，其中收入的很多种书都是据郑氏藏书影印的。一九五八年在他预定率代表团出发的前一天，整理行装之余，还为《古本戏曲丛刊四集》写了序，谁知这竟成了他一生中写的最后一篇文章。这套丛书的刊行，对古典戏曲的发掘和整理，提供了宝贵的资料，自然，这正是郑先生的心愿。 除了为收集资料而藏书，郑先生对某些书的寤寐以求、念念不忘地搜集，还有保存一代文献的崇高意愿。抗日战争年代里，他在上海的处境十分艰辛，有一段时期，不得不隐姓埋名，避居在上海郊外。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仍然不断出入于旧书肆中“以略高于称斤论担的价钱得到若干”[2]。这中间，由于他付出了艰苦的努力，克服了重重障碍，如他自己说的“经历了多少不眠之夜”，保存了一部明代藏书家赵琦美抄校的《古今杂剧》，这部书共收元、明杂剧二百四十二种，包括元人关汉卿、王实甫、马致远、白朴、高文秀、郑德辉、李文蔚、秦简夫、郑廷玉，明人贾仲名、朱有燉、杨文奎、康海、杨慎等著名戏曲家的作品和元明两代佚名作家的剧作多种，其中多半是外间未经流传的仅存之本。这部书收得后，即送到当时的北平图书馆上海办事处保存，虽然并没有为他所有，而郑先生为此付出的心力，却远远超过了他自己收藏的任何一种书。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郑先生深怕此书“外流”，那将造成无从弥补的损失。整个经过，郑先生写成“跋脉望馆抄校本《古今杂剧》”一文，后来作为附录，收在他的《劫中得书记》之后。他说：“我在劫中所见、所得书，实实在在应该以这部《古今杂剧》为最重要，且也是我得书的最高峰。想想看，一时而得到了二百多种从未见到过的元、明二代的杂剧，这不该说是一种‘发现’么？肯定的，是极重要的一个‘发现’。不仅在中国戏剧史的和中国文学史的研究者们说来是一个极重要的消息，而且，在中国文学宝库里，或中国的历史文献资料里，也是一个太大的收获”。这部书后经商务印书馆选取其中一百四十四种，编印为《孤本元明杂剧》。五七年又全部影印，编入《古本戏曲丛刊四集》。“保存一代文献”的心愿，使郑先生不辞辛苦，作出了卓越贡献。在收得《芥子园画传三集》时，他为此书作跋，称：“收异书于兵荒马乱之世，守文献于秦火鲁壁之际，其责至重，却亦书生至乐之事也。”他是自愿地把保存文献当作至上的事业，并引为己责的。 在《西谛书目》中，我们还看到不少资料确是由郑先生“发掘”出来才得以流传的。他最善于从一堆书中，选出较好的本子或有用的资料。比如有一次，他在北京中国书店看到明万历刻大字《唐人选唐诗六种》，是明代仿宋刻本和汲古阁刻本以外的又一版本，当即收之，他写的题跋说：“此书久杂庋乱书堆中，无人顾问，一旦脱颖而出，大足庆幸”。类似这样情况还有不少。在收书与治学方面，他都有独创之见。他对戏曲、小说书的收集，开始很早，在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间，除了少数人，对这类“不登大雅之堂”的书，是很少有人注意的，对此类书加以搜集，可谓开风气之先。郑先生不仅重视戏曲资料，对散曲和俗曲的提倡搜集，也是不遗余力的。如秦时雍的《秦词正讹》，初见者以其版心有挖补，疑其不全，故未收。郑先生知道后，力嘱其购回，见到时便惊为未见之“奇书”。秦时雍所作曲，只见于明人选本，此为其曲集，又系嘉靖刻黑口本，虽不全，也是难得罕见之书。还有徽州出现的冯梦龙编选的《山歌》(明末刻本)，郑先生一见即认为这是中国俗曲宝藏中之又一“发现”，他想法促成此书排印流通，以后书归郑先生所有。至于弹词、宝卷之类讲唱文学，注意的人就更少了。郑先生最先留意收集此类资料，他收藏的宝卷中有明抄彩绘本《目连救母出离地狱生天宝卷》和明嘉靖刻本《药师本愿功德宝卷》，都是流传较早的本子。弹词中的名著，象南方流传最广的《三笑姻缘》、《珍珠塔》、《玉蜻蜓》等，《西谛书目》中，都有不止一种版本。这些民间俗文学作品，如果没有他大力搜访，恐怕也就要洇没无闻了。 郑氏藏书的又一重点是版画，这也是众人皆知的。他对中国历代版画书籍，既有丰富的收藏，又有深邃的研究。三十年代初，他开始注意版画时，着重点在小说、戏曲书的插图，后来推广到画谱、科技及考古类书籍中的图象，以至佛、道经中的宗教画，一概广收博藏。他收宋刻《佛顶心陀罗尼经》，宋、元版的碛沙藏，还有明代刻的一些佛经，都是重其图象和扉画。郑先生编印的《中国版画史图录》，所收之书相当大的一部分都是他个人的收藏。他所藏的精品，很多也真是流传极少的珍本。如明万历时画家丁云鹏为徽州黄氏刻工提供画稿刻成的《程氏墨苑》，是明代版画中的杰作，郑氏藏的一部，有些图是彩色印的，这就非常少见了。此外还有彩色印的《花史》一书，和《墨苑》一样，代表了早期彩色版画面貌。郑氏藏的明崇祯胡正言编印的《十竹斋画谱》和《笺谱》，都有较全和较好的印本。清康熙时刻印的《芥子园画传》和《画传二集》原刻本已很少见，《芥子园画传三集》就更少见了，郑先生收得一部，初印精美，堪称珍品。其它如陈老莲为黄氏刻工画的《博古叶子》和《水浒叶子》，萧尺木画的《太平山水图画》，散曲类的《彩笔情辞》、《乐府先春》等等，都是不可多得之本。 读《西谛题跋》，我们可以看到郑先生一生竭尽心力，访书藏书，许多文献资料，也并不是现成的等着收藏，好多书实在来之不易，如没有象郑先生这样博学多闻，卓识宏见，有些文献是会失之交臂的。比如《西谛书目》中的《南北宫词记》明万历陈氏继志斋刻本，是郑氏曲藏中的上选。此书附有精致的插图，初印本很少见，而这一部初印有图，书品绝佳。读《西谛题跋》，才知郑先生先后收藏此书共有八部之多。他从陆续收得的三部初印残本中，精心配补，又配齐残叶，最后才得凑齐一部初印完整之书。郑氏跋云：“……这部百衲衣似的《南北宫词记》乃终于成为一部完整无缺的本子了。像这样完整的《南北宫词记》，恐怕是很少的，可能是人间无上的本子也。不讲版本之学的人，其能想象得到，一书之求全求备，乃艰苦至此乎？”还有《古柏堂十五种曲》，虽属清人之作，全者亦不多见。《西谛书目》中的一部，也是配上的。此书跋称：”偶捡架上古柏堂传奇，见只有十四种，忆昨晚在隆福寺大雅堂，睹其从山东购来书中有《镫月闲情》第十五种双钉案一册，因即驱车至大雅堂，携此册归，恰好配成全书，大是高兴。一书之全，其难如此，岂坐享其成之辈所能瞭然乎”。郑氏题跋中，很多处都提到为配齐一书，如何费心费力，其中如《素园石谱》、《唐书志传通俗演义》等等。还有些书虽经配补，仍属不全。这种精神对图书馆工作者和整理文献工作的人，是很有启发并应学习的。 注释： [1][2]郑氏《劫中得书记》序。 [作者简介] 冀叔英 北京图书馆。 原载：《文献》1979年0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