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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汉代刘向《七略》、班固《汉书·艺文志》之后，魏晋南北朝书目编撰成绩斐然。据不完全统计，这个时期编撰各类官私书目62 种，它们是： （一）中经（魏）郑默撰 （二）中经新簿（晋）荀勖撰 （三）晋元帝四部书目（晋）李充撰 （四）晋义熙四年秘阁四部目录（晋）徐广等撰 （五）隆安西库书目二卷 佚名撰 （六）汉录一卷（魏释）朱士行撰 （七）综理众经目录（晋释）道安撰 （八）众经目一卷（晋释）竺法护撰 （九）众经录目一卷（晋）聂道真撰 （十）古录一卷 佚名撰 （十一）经论都录一卷（晋）支敏度撰 （十二）经论别录一卷（晋）支敏度撰 （十三）庐山录（晋释）慧远撰 （十四）二秦众经录目一卷（晋释）僧睿撰 （十五）汉录一卷（晋）竺道祖等撰 （十六）魏世经录目一卷（晋）竺道祖等撰 （十七）吴世经录目一卷（晋）竺道祖等撰 （十八）晋世杂录一卷（晋）竺道祖等撰 （十九）河西经录目一卷（晋）竺道祖等撰 （二十）晋义熙已来新集目录（南朝宋）丘渊之撰 （二一）四部书大目四十卷（南朝宋）殷淳撰 （二二）元嘉八年秘阁四部目录（南朝宋）谢灵运撰 （二三）元徽元年四部书目录（南朝宋）王俭撰 （二四）江左以来文章志三卷（南朝宋）刘或撰 （二五）齐永明元年秘阁四部目录（南齐）王亮等撰 （二六）文德殿四部目录（梁）刘峻撰 （二七）梁天监六年四部书目录（梁）殷钧撰 （二八）梁东宫四部目录（梁）刘遵撰 （二九）宋世文章志（梁）沈约撰 （三十）陈天嘉六年寿安殿四部目录 佚名撰 （三一）陈德教殿四部目录 佚名撰 （三二）陈秘阁图书法书目录 佚名撰 （三三）陈承香殿五经史记目录 佚名撰 （三四）魏阙书目录 佚名撰 （三五）北魏秘书目录（北魏）高道穆等撰 （三六）七志（南齐）王俭撰 （三七）任昉藏书目录（梁）任昉撰 （三八）甲乙新录（北魏）卢昶撰 （三九）术数书目（梁）祖暅之撰 （四十）七经目录（周）樊深撰 （四一）二王镇书定目十二卷（南朝宋）虞和撰 （四二）七录（梁）阮孝绪撰 （四三）羊欣书目一卷（南朝宋）虞和撰 （四四）钟张书目一卷（南阳宋）虞和撰 （四五）法书目录六卷（梁）傅昭撰 （四六）史目（南朝宋）裴松之撰 （四七）众经目录二卷（南齐释）王宗撰 （四八）宋齐录一卷（南齐释）道慧撰 （四九）释弘充录一卷（南齐释）弘充撰 （五十）定林寺藏经录（南齐）刘勰撰 （五一）出三藏记集十五卷（梁释）僧祐撰 （五二）南录 佚名撰 （五三）华林佛殿众经目录四卷（梁释）僧绍撰 （五四）梁代众经目录四卷（梁释）宝唱撰 （五五）释正度录（梁释）正度撰 （五六）真谛录（陈释）真谛撰 （五七）译众经论目录（北魏）菩提流支撰 （五八）元魏众经目录（北魏）李廓撰 （五九）释道凭录（北齐释）道凭撰 （六十）齐世众经目录（北齐释）法上撰 （六一）众经别录二卷（南齐）佚名撰 （六二）三洞经书目录（南朝宋）陆修静撰 为什么这个时期书目编撰如此繁荣呢？ 第一、这个时期重视图书的典藏工作。所谓“典藏”， 就是对藏书进行清理，弄清藏书的品种和数量，而编撰书目正是典藏的重要手段。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佛经的大量翻译和纸张的普及，图书数量大量增加。为了更好地保管和利用藏书，历朝都很重视图书典藏活动。曹魏时期规模较大的典藏活动发生在秘书郎郑默任职期间。他主持编撰了国家藏书目录《中经》。郑默等“考核旧文，删省浮秽”，国家藏书“朱紫别矣”[1] 。晋代规模较大的图书典藏活动至少有三次：第一次发生在晋武帝泰始初，秘书监荀勖等根据郑默《中经》，“更著《新簿》，分为四部，总括群书。一曰甲部，纪六艺及小学等书；二曰乙部，有古诸子家、近世子家、兵书、兵家、术数；三曰丙部，有史记、旧事、皇览簿、杂事；四曰丁部，有诗赋、图赞、汲冢书，大凡四部合二万九千九百四十五卷”。[2]第二次发生在晋武帝太康二年（281年），是汲冢竹书的典藏工作。汲冢竹书包括《竹书纪年》、《穆天子传》等16 种、75 卷著作，全部著录在《中经新簿》的“汲冢书”类目中。这说明《中经新簿》成于太康二年（281年）汲冢竹书典藏之后。第三次发生在东晋之初著作郎李充任职期间，他根据荀助《中经新簿》一一复查，“其见存者，但有三千一十四卷”[3]。刘宋王朝至少也有两次图书典藏活动：第一次发生在元嘉八年（431年）秘书监谢灵运任职期间，他通过编撰《四部目录》，核定国家藏书总数为64582卷；第二次发生在元徽元年（473年）秘书丞王俭任职期间，他通过编目登记，核定国家藏书总数为15704 卷。可考南齐的图书典藏活动只有一次，即在齐永明中，秘书丞王亮、秘书监谢朏编撰《四部书目》，核定国家藏书总数为18010 卷。梁代图书典藏活动最为频繁，至少有6 次，其中梁初秘书监任昉任职期间，清理文德殿藏书，核定国家藏书总数为23106 卷。梁末元帝平息侯景之乱后，把原文德殿藏书及其它公私藏书集中到江陵。通过清理，核定国家藏书总数为70000多卷[4]。梁代著名学者阮孝绪在典藏图书方面付出了辛勤劳动，据其《七录序》：“孝绪少爱坟籍，长而弗倦，卧病闲居，傍无尘杂。晨光才启，缃囊已散；宵漏既分，绿帙方掩。犹不能穷究流略，探尽秘奥。每披录内，省有多缺。然其遗文隐记，颇好搜集。凡自宋齐以来，王公缙绅之馆，苟能蓄聚坟籍，必思致其名簿，凡在所遇，若见若闻，校之官目，多所遗漏。遂总集众家，更为新录……通人平原刘杳从余游，因说其事。杳有志积久，未获操笔。闻余已先著鞭，欣然会意。凡所抄集，尽以相与，广其见闻，实有力焉”[5]。可见《七录》汇集了包括刘杳在内的众多官私书目，统编而成，其典藏总数，列表如下：
如果加上阮孝绪自著的7种， 21帙、181卷著作，《七录》著录总数为6290种、8567帙、44702卷。北魏的图书典藏活动也有多次。魏宣武帝景明中，孙惠蔚主持典藏工作，以卢昶《甲乙新录》为依据，整理出准确无误的定本。魏孝庄帝时，高道穆主持典藏工作，“总集账目，并牒儒学之士，编比次第”[6]。北齐文宣帝天保七年(556年)，樊逊主持典藏工作，整理同书异本3000多卷。北周虽然仅仅建国20余年，却至少进行三次图书典藏工作：第一次在平齐之初，核定图书总数为5000卷；第二次在保定初年，核图书总数8000卷；第三次为保定后不久，核定图书总数10000卷。 第二，魏晋南北朝时期，版本学的发展为书目编撰提供了可能。魏晋南北朝时期，梵本、胡本、全本、真本、异本、别本、副本等同书异本大量增加。面对大量同书异本，人们感到眼花缭乱、无所适从，寻求善本成为人们的共同目标。而图书目录就是人们寻求善本的最好工具，图书目录反映了书名、卷数、出版者等大量版本信息。没有版本学的深厚功底，就难以编成高质量的图书目录。晋武帝泰始初年，秘书监荀勖等典藏图书，最后编写《中经新簿》。其方法也像汉代刘向一样，首先是网罗众本、确定书名，接着审定篇第、校勘文字，最后缮写定本，撰写提要。如果不精通版本，就编不出《中经新簿》。僧祐梁代著名僧人，学问渊博，精通版本，其《出三藏记集》正是考订佛经版本的产物，它是我国古代现存最早的佛经版本目录[7]。该目卷二《新集条解异出经录第二》中说：“异出经者，谓胡本同而汉文异也。梵书复隐，宣译多变。出经之士，才趣各殊。辞有质文，意或详略，故令本一末二，新旧参差。若国言讹转，则音字楚夏；译辞格碍，则事义胡越。岂西传之踳駮，陈写之乖谬耳。”这里所谓“异出经”即同书异译的佛经，每种译本都是一种新的版本。造成同书异译的原因有三：一是“梵书复隐，宣译多变”，这是属于梵本本身的问题，因为梵本隐晦难懂，译本就可能多有不同；二是“出经之士，才趣各殊”，这是属于翻译人员的问题，因为素质不同，才趣不一，译本也会有差别；三是“辞有质文，意或详略”，这是属于文风的问题，因为文风不同，或质朴，或华丽，或详细，或简略。此外，还有时代、地域不同等原因。僧祐举了43种同书异译的例子，例如《般泥洹经》有7种译本，它们是支谶译《胡般泥洹经》、支谦译《大般泥洹经》、竺法护释《方等泥洹经》、昙摩谶译《大般涅槃经》、法显译《大般泥洹经》、智猛译《泥洹经》、求那跋陀罗译《泥洹经》等。该目卷四《新集续撰失译杂经录第一》云：“祐总集众经，遍阅群录，新撰失译，犹多卷部，声实纷糅，尤难铨品，或一本数名，或一名数本；或妄加游字，以辞繁致殊；或撮半立题，以文省成异。至于书误益惑，乱甚棼丝。故知必也正名，于斯为急矣。”这里所谓“一本数名”即同经异名，“一名数本”即同名异经。僧祐列举了1300多部佛经同经异名、同名异经的例子，例如《杂譬喻经》或名《诸杂譬喻经》；《七佛神呪》有两种译本。《出三藏记集》著录了梵本、凉州本、关中本、出本、异出本、真本、正本、定本、旧本、异本、安公本、别录本、阙本、未得本等20多种版本，还考证了佛经版本的源流，例如《首楞严经》有支越、支法护、竺叔兰三种译本，《出三藏记集》引用晋释支敏度的话说：“披寻三部，劳而难兼。欲令学者即得其对。今以越所定者为母，护所出为子，兰所译者系之。其所无者，辄于其位记而别之”[8]。僧祐把《首楞严经》的版本分为“母”、“子”两种，“母”即早出善本，“子”即仅供择善而从的辅助本。把同书异本分为母、子两类，找出善本，这在版本学历史上，是可考的最早的明确记载之一。如果僧祐不懂版本，他就编不出《出三藏记录》。魏晋南北朝时期，像荀勖、僧祐这样精通版本的学者是很多的，不少学者认识到版本的重要性，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勉学第八》说：“江南有一权贵，读误本《蜀都赋注》，解‘蹲鸱，芋’也，乃为‘羊’字。人馈羊肉，答书云：‘捐惠蹲鸱’。举朝惊骇，不能事义，久后寻迹，方知如此。”可见误本害人不浅，叫人把羊肉当作芋头。《颜氏家训》还列举了江南本、江南旧本、河北本、古本、俗本、今本、见本、传本等多种版本，并考证了不少误本异文。颜之推除了根据内容考证版本外，还注意用出土文物考证版本，例如《史记·始皇本纪》云：“二十八年，丞相隗林、丞相王绾等，议于海上。”其中，“隗林”之“林”字，诸本皆同，而颜之推根据隋文帝开皇三年(583年)五月在长安出土的秦代铁称权上的铭文，确认“隗林”当为“隗状”之误。魏晋南北朝的版本学成就为书目编撰奠定了坚实的学术基础。 第三，单书目录的编制为群书目录的编撰作了准备。目录可分单书目录和群书目录两个大类，上文列举的都是群书目录。群书目录是单书目录的汇编，没有单书目录也就没有群书目录。魏晋南北朝时期古籍整理的重要成果就是大量编制单书目录，这些单书目录为群书目录的编撰创造了条件。据《三国志·诸葛亮传》，《诸葛氏集》有如下24篇目录： 开府作牧第一 权制第二 南征第三 北出第四 计算第五 训厉第六 综核上第七 综核下第八 杂言上第九 杂言下第十 贵和第十一 兵要第十二 传运第十三 与孙权书第十四 与诸葛瑾书第十五 与孟达书第十六 废李平第十七 法检上第十八 法检下第十九 科令上第二十 科令下第二十一 军令上第二十二 军令中第二十三 军令下第二十四 又据《晋书·曹志传》：“帝尝阅《六代论》，问志曰：‘是卿先王所作耶？’志对曰：‘先王有手所作目录，请归寻按。’还奏曰：‘按录无比。’”曹志即著名文学家曹植之子， 可见曹植文集是编有目录的。笔者曾把《汉书·艺文志》和《隋书·经籍志》进行比较，发现了一个很大的不同：有不少图书在《汉书·艺文志》中只有书名和篇数，而在《隋书·经籍志》都增加了“目一卷”或“录一卷”。请看下表： 《汉书·艺文志》 《隋书·经籍志》 太史公百三十篇 史记一百三十卷，目录一卷 尸子二十篇 尸子二十卷，目一卷 曾子十八篇 曾子二卷，目一卷 新序六十七篇 新序三十序，录一卷 贾谊五十八篇 贾子十卷，录一卷 韩非子五十五篇 韩子二十卷，目一卷 墨子七十一篇 墨子十五卷，目一卷 庄子五十二篇 庄子三十卷，目一卷 鲁仲连子十四篇 鲁连子五卷，录一卷 | ||||||||||||||||||||||||||||||||||||||||||||||||||||||||||||||||||||||||||||||||||||||||||||||||||||||||||||||||||||||||||||||||||||||||||||||||||||||||||||||||||||||||||||||||||||||||||||||||||||||||||||||||||||||||||||||||||||||||||||||||||||||||||||||||||||||||||||||||||||||||
很显然，《隋书·经籍志》的“目一卷”和“录一卷”都是魏晋南北朝人一本一本编出来的。《隋书·经籍志》共著录古籍3127部，编有目录的图书有396种，约占总数的13%。在上举的396种目录中，别集目录有351种，约占目录总数的87%。这说明魏晋南北朝时期对于别集的重视，在整理别集方面付出了辛勤的劳动。
[参考文献]
[1]郑袤传[M]//房玄龄.晋书卷44.北京：中华书局，1986.
[2][3][4]经籍志[M]//魏征，等.隋书卷32.北京：中华书局，1986.
[5]七录序[M]//袁咏秋.中国历代图书著录文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
[6]高道穆传[M]//魏收.魏书卷77.北京：中华书局，1986.
[7]曹之.《出三藏记集》是一部版本目录[J].中国图书馆学报，2007，(5).
[8]合首楞严经记第十[M]//僧祐.出三藏记集卷7.北京：中华书局，1995.
[作者简介]
曹之(1944-)，男，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马刘凤，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在读博究生，已发文多篇。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湖北武汉430072
原载：《图书馆论坛》2008年第6期 (责任编辑：admin)